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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民主的话/武振荣
(博讯2007年03月22日发表)

    武振荣

    这一组名曰《民主的表述》之文章,有一个意思:说民主的话。其 实,“说民主的话”应该和“做民主的事”之意思搭配,但是,在我 们所处的这个21世纪的国际大环境中,海外人士能够做的事情却莫过 于说民主的话,但是你别小瞧说话这一桩事情,它也是很不容易的, 特别是在这些话关乎民主时,说起来也是很困难的。

     在中国,民主的话语权虽然是中国国民党创造的,但是在20世纪30~ 40年代的政党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却赢得了大陆的民主话语权。毛 泽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句子组成了一个共 产党完整政治话语权。当这种政治话语权在共产党1949年~1966年的 统治时间里,因满含政治霸道的信息日益变得“专制”时,毛泽东想 用“发扬民主”方式来矫正它,结果呢?他的失败我们都已经看到 了,此处不用多说,我只强调一点:即从1966年起,当“七亿”中国 人民在政治运动的实践中开始运用这一套共产党话语权时,一个完全 “他”意义上的话语权就变成了“我”的了。这里如果说存在着一个 政治上的“化腐朽为神奇”的现象,那么民主的生命力不因为在特定 时间内包含它生长的外壳丧失价值而失去意义,这就是民主的历史, 可是,在那个时间上,这样如此复杂之历史不可能被在17年的时间内 一直受简单思想奴役的人所理解,于是,把“珍珠”和缠裹他的“海 草”一起扔掉就情有可原的了。人民的一方是这样,中国共产党的一 方也发生了变化,在毛泽东死后,它就索性放弃了民主的话语权,干 脆唱起了“发家致富”的调子来。 (博讯 boxun.com)

    民主变更人是需要时间的,也是一种亟需要人民努力的事情,因此在 认识民主的具体情况时,与简单地运用逻辑推理有可能推导出的情况 不同,中国人民对民主并没有着迷,也没有上瘾,在经过了轰轰烈烈 的大民主运动后,他们好象是疲乏了,过去那只“抓”民主的手,现 在顺顺当当地去“捞”钞票了。就此情形来看,民主好象和人一样, 也有不时兴的命运。

    邓小平是一个有能力应付共产党政治统治困境的人,但是他不是一个 要民主的人。因此,在中国改革事实上有可能导致出经济发展与政治 民主的这一对“双胞胎”时,他毅然决然地拒绝了民主,把中国要拉 回到明清两朝宗法式“个人统治”的老路上去。这样,他用“老佛 爷”的方式传给“接班人”的东西中就没有民主了。所以临到胡锦涛 要说民主时就没有词了,几经辛苦之后,他用别人的口,说了“民主 是个好东西”的话(谁一听这话,都可以听出其中所包含着的三岁儿 童智力),难免贻笑于大方之家。

    只是话又说回来,虽然在40年前,中国民主的话语权就已经转移到人 民的一方,但在这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的人民却没有很好地使用 它,因此,我在前一篇文章说我们还处在民主的“造句阶段”,就是 这个意思,事实上,我们还没有掌握可以“写作”出很好的有关中国 民主“文章”的技术。这样以来,民主的事情虽然我们中国人民都做 了,某些时期内甚至做出了令全世界人都为之吃惊的伟大运动,但是 运动的本意到今天也不是清楚的。别人的不说,就说1966年和1989年 的事情吗?全世界人的眼球不都是集中在它上面吗?但是在民主的话 语上,这个两个运动有没有历史的联系?如果说有,是什么性质的联 系?是“动乱”上的联系还是“民主”上的联系──这些都没有说清 楚,也正是看到了这样的情况,我才认为在民主的问题上,我们与其 只骂共产党“坏”,不如责备我们为什么就这么无能!也正是基于这 样的思路,我才提出了发展中国民主话语权的问题。

    我认为,民主如果可以被看成是一套理论的话,那么首先它应该是指 中国的事情,其次说中国的话,最后它应该是面向人民。

    民主在外国已经取得了很高的研究成果,也积累了大量的人类丰富经 验,因此是我们中国人鉴戒的最好的东西,可是,说到底,这是人家 的东西、人家的知识,我们只有在学习中变它为我们自己的才是有用 的,否则,如果我们生搬硬套,非但无益于我们自己,反而有害于我 们。从上一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官方已经掌握了这一点,所以他 们不再向毛泽东生前害怕“资产阶级思想”那样的害怕外国的民主理 论了,于是取消了传统的“禁令”,大量的西方思想和学术一时间都 向溃了堤的水一样地一涌了进来,以至于在许多大学呈现出了“泛滥 成灾”的现象。其实呢?那种风潮很快地就过去了。外国的思想和知 识在被移植到我们中国时候,遇到了一个中国语境的特定问题,这样 以来,在外国可以很时兴的理论和很有影响力的思想在中国却显得异 常苍白,只能是学者们“书斋”里的东西。因此这样的“引进”不但 连共产党统治的一个角落都没有破坏,反而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为共 产党统治赢得了“开明”的辩护。情况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所生产的 民主理论,肯定是这个民族在民主实践活动中的经验与教训的结晶, 因此它在取得了理论形态的时候并没有也因此而失去了它的内在价 值。所以,当这些理论在被“输出”到另外的文化环境时,它的价值 就没有了活的成分了,变成了干巴巴的东西了。

    可见,在民主的问题上,“拿来主义”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创 造,而创造的行为在启动时,我们不是面临没有写上任何东西的“白 纸”,也不是从“零”开始编写民主的A、B、C,国民党的民主, 共产党的民主,独立知识分子的民主和人民群众的民主运动、民主思 想、民主意识──这些东西是杂在一起的,都需要民主事业的继承者 们去做。分析这种现象,我们可以把上述各种民主,比做是民主的 “单词”,我们得运用它造成民主的“句子”。而民主的“句子” ──它不再是某一个党的“句子”(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共产党 的“新民主主义”),也不是独立知识分子的“句子”,而是一个大 写的“人民”的“句子”。

    困难就在这里:如果要某一个人发表他个人的意见或观点,我想是没 有多大困难的,他只要敢于藐视共产党淫威,直抒胸臆就可以,而不 需要顾虑自己的话是否“片面”,也不必计较它是否“深刻”,只要 说出来就可以,打个比喻,话在唇上,如箭在弦上,“发”(说)是 第一等重要的,没有一个非要中之“的”,但是民运人士所要发出的 民主语言,就不应当是这样的,它有一个和专制主义做斗争的目的, 有着可以有效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的目的,有着一个在人民过去和现在 的作为中去寻找经验与教训的目的,有着一个在中国彻底结束一切形 式的专制政体,成功地建立民主制度的目的,因此,围绕“目的”而 展开的言论,就不仅仅是“发话”了,的确有着一个语言上的选择和 取舍的问题,有些不适宜说的话就不说;有些话明天适宜说,今天就 不说;有些话今天不说明天说就晚了,那就抢先说;有些话可说可不 说,也就不说,有些话需要反复说,那就反复说,总之,说话的人没 有放任意义上的自由,而是有约束的自由。

    民主的知识在今天,之于我们,既不是哲学意义上的知识,也不是技 术方面知识,而是介于此两者之间的东西,一头子既联系着哲学知 识,另一头子又联系着技术问题,全凭我们自己摸索,所谓“运用之 妙,存乎一心”!

    (2007-03-20于韩国首尔市)

    民主论坛 _(博讯记者:武振荣)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7/03/20070322123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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