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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主的“主义时期”与“问题时期”/武振荣
(博讯2006年10月05日发表)

——民主的表述(4)

    武振荣
     一、 两个时期: (博讯 boxun.com)

    
    如果要叫我对1911年至今的中国民主作一个大体分期的话,我可以把它分成为两大阶段:即1911-1966年的第一阶段和1966-2006年的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民主是“理想的”,被组织在“主义”之中,又被“主义”所束缚;在第二阶段,民主冲破了“主义”的束缚,而变成为公民生活的实际问题或者具体问题。
    
    民主在“主义时期”,曾经被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先后定义和提出,并且产生出了相应的意义,而这些意义也在过去的时间内,以革命的方式灌输到我们中国人民中间去了。今天我们在评价这种“革命灌输”时,固然可以说许多批评的话,但是,“灌输”所产生的价值是不容否定的。辛亥革命的最大功劳是在中国提出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并且开创了一个完全新的“民主革命时代”。共产党革命的价值就在于通过传统的农民战争的形式,使中国的农业社会经历了一场“民主革命的战争”,虽然这种战争结束之后并没有如期地产生民主,但是它给予传统的农业社会和传统的中国农民带来了一种对民主的“新期待”。
    
    在“主义时期”,民主是“理想的”,没有问题的,带着理论上的完美性。譬如孙中山先生创造的“五权宪法”,就比西方的“三权分立”的宪法体制多出了“二权”:“检查权”和“考试权”,于是“三权制约”变成了“五权制约”,这好象是一种理论上可以被说明的进步。“三民主义”这东西也是一样,孙中山先生主张建立的现代民族主义的国家,比起同时代西方社会多出了“民生主义”的东西,如果说孙先生认为西方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的话,那么他在中国不但提出了“节制资本”的主张,而且宣布要搞“社会主义”(他曾经解释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至于说到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以毛泽东思想名义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中的关于“无产阶级民主”,在理论上说是要比“资产阶级民主”“进步”一百倍的东西了,被认为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精华”。由于篇幅的限制,也由于中国人已经对它已经了解的不少,所以,我就不再引用毛的原话了。
    
    当民主受到“理想”的缚绑,并且被某一种“主义”抓住了的话,那么,民主这东西就可以上升到人类价值的最高一级,由此而引出的结果是:为了民主,人们可以贡献出自己的生命、财产以及自由;于此相应的是,谁反对民主,谁就是人类的敌人,就应当被“口诛笔伐”,其生命、财产和自由都应当被剥夺。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寻找我们中国人民近一百年以来的争取民主的经验与教训就不至于晕头转向了。论述至此,我就可以作这样的结论:民主在“主义时期”只不过是被我们中国人作了“粗放”的理解,认为只要一个政党、一个革命的集团或者一个阶级掌握了民主,那么就可以证明以后的“人民”也可以得着民主!在这里,问题是具体的人不是问他们自己个人有没有拿到民主,而是看民主在这社会中是如何被组织的,或者说是看它被什么人掌握的。
    
    二、 过渡:
    
    在20世纪40年代中,当国民党主张的“国民革命”因为民族国家正遭受解体,国民意识和国民思想也因此而遭到惨败时,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和主张因着共产党战争的胜利就变成了中国大陆人民的统治思想。庶几,50年代初,共产党运用手里的权力要建设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时,就不会遇到“真正”的阻力。问题是当这个“无产阶级的社会”在经历了“17年”的时间变化之后,于1966年受到了“7亿中国人民”的质疑之后,才被人民视为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人民大众不但没有在1949年的所谓“解放”中得到解放,反而在这个社会中变成了受压迫者,于是,一个民主的发现就引发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解放行为、解放性思想和解放意识即借着共产党文化大革命运动给一下子爆发了,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民主”时期。
    
    1966年中国民主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人民在“问题”(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的“红”变“黑”)中发现了民主,并且是在“解决问题”的思想的指导下拿到了民主。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两种情况,因此,已经被“亿万人民”掌握了的民主就必然带着一个严重的当时谁也说不清楚的问题:派性问题。也就说,当民主中出现了派性,派性把人民分成为两大派,以至于拿到了民主的人反倒不舒服,这样他们好象又因为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对立性因素而下意识地拒绝民主。最明显不过的事情是,一个真理被掰成了两半,每一个人只拿到其中的一半,而不允许任何人独占、独吞。因此,在1966年的时间中,因为民主是一个“当下的、眼下的”问题,于是,民主才不得不脱去“理想主义”的外衣,变成了人民生活中的一个因素。在这里,我想起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问题正是时代的口号”。
    
    1966年的中国政治大事变说明了民主的“问题时期”已经来到,但是中国人的民主的思想和教养却是在“主义时期”形成的,所以民主的“理论”解释不了现实社会中的“问题”就非常的明显,于是在“问题”的压迫下,人们放弃“问题”的同时也就等于就放弃了民主。因此正确的看法是1969年,已经深深地陷入了“派性冲突”的人,不是应该“联合”,现实“统一”,而是要在此分歧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的多党制度——就这一关,人民没有过去,于是66运动中赢得的民主就一下子给丢掉了。因为人民是用“主义时期”的思想和方式来理解“问题时期”的民主的,理解方面的失误,造成了中国民主的大面积流失。具体的讲,人们已经是派性组织中的人,因着派性拿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政治观点,并且为捍卫观点而进行了政治斗争,但是人们却在理论上认为派性和派性组织是“资产阶级”的,是“反动”的,应当消解之。
    
    三、 整合:
    
    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再也提不出象三民主义的那一种“民主主义”了,我们只能够提出“民主主义”中的一种,无论怎么也提不出可以“包罗万象的一个民主主义”了,换句话说,我们也提不出一个“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民主”,因为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能够提出的民主在任何情况下都带着“问题特征”,都好象是不完善,也不完美。别的不说,就说海外民运团体,大家在民主上也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的,因此“整合”民运组织的话说了10多年,但是人们没有见“整合”的新气象。
    
    其实,只要我们有研究问题的习惯,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的民主不但形成于民主“主义时期”,而且连教科书上的民主也是“主义时期”的东西,因此,我们对于民“问题时期”的民主缺乏系统的整理和研究,特别是在中国专制主义者的故意引导下,我们把“问题时期”的民主当成了“动乱”来认识。这样以来,我们不但没有可能抓住新的民主,甚至连历史上我们人民已经抓到手的民主也给抛弃了。到头来,用“狗熊搬苞谷棒”的寓言中来描述我们的行为一点都不过分。在这个意义上,专制主义分子的阴谋固然值得批判,但是更值得提倡的是自我批评和自我批判,谁叫我们在民主上不长进呢?
    
    在上面我们已经说到了民主的“问题时期”开始于1966年,而对66运动中的民主的最大误会也是个关键的问题。因此在66运动过去了40周年的今天,当我们坐下来冷静地分析当年的运动情形时,海外民主网站所展开的讨论,恰恰又分成了两大派,一派主张“人民文革”;另外的一派反对它。这样的历史情况于9月分在台湾又有了一个新的版本,许多人把施明德在台湾搞的“反贪倒扁”的运动称为“台湾的文化大革命”,并且用大陆上的“社会动乱”的观点来批评它。就是我写作这一篇文章时,这样的辩论在台湾和海外华人中正在热烈地进行着。面对这个现象,我看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我们为民主下什么样的定义,而是我们在台湾这个已经具有了6年历史的民主化社会中如何去看待民主的生活、民主的制度和民主的运动,因此,这样的情况就和40年前的大陆的文化大革命的确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用我的话说,这就是“问题时期”的民主的多元性在非选举事物上的反映。因此如果我们认为反映在周期性的民主选举上,政治见解上的分歧是正常的,那么在一个非常时期中的非常民主,我们就更没有理由忽视它了。
    
    民主可以团结社会,团结人民——这是民主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但是这种团结却是建立在公民政治观点公开冲突和分裂的基础之上,因此,它是一种高级的团结,有条件的团结,而不是政治上和稀泥。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政治就是一种斗争性质的政治,而不是胡锦涛们所宣扬的“和谐政治”。可是吃错了药的许多中国异议分子却跟着胡的口号走,说政治斗争可以败坏民主。当然,这些人其所以这样地看待民主,这与前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的滥觞是有关系的,一般地说,对它给中国人民带来政治伤害的批判,当然是绝对需要和绝对正确的,但是这种批判若还是走到了否定民主政治中的斗争因素之地步,那就得不偿失了。如果要我为中国“问题时期”的民主找错误,那么,最大的错误就发生在这里。
    
    四,当前的问题:
    
    目前中国民运人士所掌握的民主理论,大都形成于民主的“主义时期”,因此当他们事实上肩负了向中国人民传播民主的新任务时,自己也存在着在民主上如何提高的问题,这样的事情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民主的传播,于是无意识地延长了“问题时期”的专制统治。因为在专制主义者们那里,民主的运动在被套上了“社会动乱”的紧箍咒之后,反对民主的行为就同反对“社会动乱”的行为合二而一了。如果说在专制条件下民主运动无论如何都意味着对专制秩序的冲击的话,那么专制主义分子站在“秩序”的立场上要求“政治稳定”的“这一手”就容不得小视了。
    
    问题还在于,当中国民运人士们在没有理清楚“问题时期”的民主的时候,民主运动以及民主理论就必然会出现混乱,而专制主义者们则站在传统的“主义时期”是不会遇到挑战性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继续把民主维系在“理想”的水平上,说“中国实行民主的条件不具备”,这样他们就可以向孙中山时期的人一样地认为民主在中国还需要一百年时间。如果说这一切完全都是专制主义者作怪的结果,我认为就不客观,事实上,那些口口声声地说自己要搞民主的异议人士也都用自己的“理论”在不停地列举着中国人在政治上不够格的“事实”;由他们列举的“事实”不但是“现代”的,而且还是“古代”的,不但是“个人”的,而且还是“民族”的。于是,他们反对专制、反对独裁所出示的理论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专制主义理论菜单上一道菜了。去年有一个“民主网站”上就大肆地宣传“人民也不是好东西”、“有一直东西叫人民”这样的连共产党也不敢公开说的话,好,它竟然出于“要求民主”的中国人之口,那么这样的民主就必然地要脱离人民。
    
    在民主的“主义时期”,没有人能够成功地提出自由问题,因为自由在这个时期不是一个问题,它是被捆绑在民主上的东西,是一种民主的必然附带物,因此这个时期的民主理论家根本就不当自由是一个问题。在孙中山的言论中,我们发现不了他对自由的重视,甚至他认为中国的“一盘散沙”就是因为中国人的“自由太多”。在毛泽东的《论新民主主义》的文章中,虽然专门开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节,但是毛泽东丝毫都有涉及到作家的写作自由或者出版自由的问题。毛泽东其所以这样的轻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生活的时代“轻率”地处理了自由的问题,以为只要“民主”了,自由是不成其为问题的。但是“主义时期”的要害恰恰是人(包括革命家)失去了自由。
    
    但是矫枉过正这一句话,告诉我们“问题时期”的人们在处理被“主义时期”的民主所忽视了的自由时,就有可能走上一条“极端”的道路,于是在民主的“主义”发生解体时,自由的“主义”就滥觞起来了。民主失去了“主义”的后果使它变成了一个分散的、零碎的、不成系统的东西了,而自由的“主义”之兴起却出现了一个蓬蓬勃勃的气象。因此中国社会的问题如果是“自由化”而不是“民主化”,那么自由主义领导潮流就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怀疑得了。但是,中国的问题恰恰是“民主化”,因此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指导不了中国“民主潮流”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自由主义言论的发表,可以增加社会民主气氛,可以促使社会环境宽松化,激励个人自由和个人智慧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是好的,但是许多“自由主义者”对有组织的民主力量和民主运动的发展却是持坚决抵制态度的,以至于他们中间的不少的人提出了“当民主在妨害自由时,应该无条件地打倒民主而保卫自由”的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不是中国的民运人士要排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对民主运动的控制权、领导权,而是民主化运动本身只能够是中国人民的运动,因此,领导它的人不是社会的“上流人物”、“精英人物”,而是那些本身就出于人民社会,并且在人民社会过去的政治运动中已经成长为民运人士的普通人(参阅拙著《民运人士七论》)。
    
    五、解决之道:
    
    如果你读了上述的内容,认为我的意思是要在中国民运人士的队伍中去提倡人们发明一种什么民主的主义,用它来指导民主运动,就错误地理解了我的意思。我认为在解决上述的问题时,我提不出所谓的万全之策,但是我认为只要方式和方法对头,就可以零打碎敲地解决问题。我强调: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民主的传统“主义”可供我们选择,我们只能够向我们中国过去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学习,并且在学习中养成我们自己正确理解今天民主的问题,然后在理解中去寻找解决的方式。
    
    因此,在本文这一节的论述中,我只做排斥性质的议论,因为正面议论就是这一组叫《民主的表述》的文章之全部内容。被我排斥之的东西就是指那些已经在民运人士队伍中造成了混乱的异议言论。前几个月,在几个民主网站上,刊登了一篇批判孙中山先生的文章:《喉舌言论的始作俑者——孙中山》,作者是刘晓波先生。因为受篇幅的限制,我不可能展开来分析这一篇文章,但是我简要地指出,当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民主革命在被“否定”之后,“否定”之矛头在指向孙中山和以他的名义所倡导的辛亥革命时,中国民主可供我们“利用”的“资源”就微乎其微了。中国民主运动在“6-4”后的这17年中间,一直走不出低谷状态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异议言论误导了我们,使我们走上了一条脱离中国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道路。
    
    只要我们排斥上述的干扰,回到近一百年之久的民主革命历史和民主运动历史中去,那么,中国民主运动之未来道路就可以被我们看清楚的。但是,我们还应该知道,民主在“主义时期”留下的历史是一元化的,在“问题时期”的历史却是多元化的,而如何何掌握和利用多元化的历史价值,我们尚且在学习之中。
    
    2006-10-4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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