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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回忆录三 在广州华侨补校的日子里/林保华
(博讯2006年08月20日发表)

     五○和六○年代的侨生,个个都知道“华侨补校”,因为差不多个个都进过,只是呆的时间长短不同而已。华侨补校的全称是“归国华侨中等补习学校”,当时全国有三间,分别在北京、广州、集美(福建厦门的对岸)。

     一九五五年我从印尼回国,在深圳的罗湖海关入境后,住了三天,就乘火车到广州,记得火车是慢车,一路上停很多站,走了两三个小时。一到广州,我们就被送到广州市归国华侨中等补习学校。七月初到那里,等候参加七月十五日的全国高等学校统一考试。

     广州补校在石牌。华南工学院、华南农学院、华南师范学院就在附近。一下涌来上千人,宿舍自然不够住。也因为是暑假,所以我们就住在教室里。教室摆满“碌架床”(上下两层的床铺),其他大件行李存仓,随身行李放在床底下,证件、现款放身边,睡觉时压在枕头下,以免被人偷走。因为虽然我们都是投奔祖国的“爱国人士”,也难免有“爱国贼”混迹其中。 (博讯 boxun.com)

     一到学校,第一个任务是报到。所谓报到,就是把护照上缴,然后发给我们一个学生证。当时没有理解交护照的意义,那就是我们永远关在这个牢笼里无法脱身了。二十多年后我到了香港,才知道当年我们初中教印尼文的丁老师以印尼籍身份回国,并且拒绝交护照,去了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后来看苗头不对,闹了多年以后,终于在文革以前获准出国,从而免受无妄之灾。

     除了交护照,就是填写“简历”和“自传”。当时认为这是例行公事,也不以为意,但是后来每到一个新单位,都要照写一份,才知道内有跷蹊。那时没有影印机,如果要留底,重抄一遍太辛苦,用复写纸的话背面有印子,“组织”就知道你还有一份底稿,就会有干嘛要留底稿的疑问。然而不留底的话,每次写的内容如果不一样,“组织”一对照,可能是你遗漏,也可能就是说谎或想掩盖什么。还好我们那时年轻,经历并不复杂,还比较容易写,此所谓“历史清楚”也。当时有一种说法,不怕历史不清白,只怕历史不清楚。

     然而填简历表格时,除了填家人情况,还要填“社会关系”,这就比较麻烦,哪些人才算自己的“社会关系”?而填这些人时,还要填上他们的“政治表现”,这就有点难倒我们了。为了怕被认为我隐瞒什么,越是“反动”的亲友越要填写!还好我们家的“反动亲友”不多。不过在厦门乡下的医生祖父土改被斗过,后来被“管制”,那时也搞不大清楚“管制”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才知道对阶级敌人有“杀关管”三种惩罚方式,祖父管制三年算是很轻了。除了“反动”,就是“进步”或“落后”,连自己的父母亲我们也要给他们贴上上述标签。再就是填“家庭出身”。爸妈长期教书,但是老爸后来也做过点生意,所以只能写“资产阶级”,表示对自己要求严格,不想隐瞒什么。到反右派要我挖“阶级根源”时,才知道家庭出身的重要性,文革时期更是如此,出去“革命大串连”还与“红五类”的同事一起走,免遭不测。而在自己简历的每个阶段,都要写上两个“证明人”,以便“组织”核查。我当然找那些“思想进步”的人,作为我不同阶段的证明人,最好是党团员或“进步分子”作为我的证明人,因为“组织”信得过他们。

     前几年看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才知道写自传、填简历这一套建构从延安时期就开始了,作为审查从白区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与各界人士。后来我到北京补校写第二次,一九五六年报考大学时写第三次;考进人民大学后写第四次;毕业分配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工作后,又再写一次。还好当时年轻,记忆力好,而且对组织“忠诚老实”,所以每次写的内容基本一致,没有给自己惹出乱子。当然,自传与简历越写越长,特别是经历了许多政治运动,每次的表现都要写进去,其中自我评价的“分寸”自是要绞尽脑汁,既要让“组织”抓不到把柄,又不能太对不起自己。这些东西全被塞在自己的档案袋里,跟随自己跑。

     第一次到广州,蛮新鲜的,虽然临近统考,也要出去逛逛。石牌在郊区,进城搭公共汽车。在广州逛了著名的爱群大厦、南方大厦,还有著名的海珠桥。当时印尼还很落后,没有高楼大厦,所以对爱群大厦和电梯已经很好奇了。但我主要还是去逛新华书店。当时国内正开展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我在广州买了那本有毛泽东按语的“资料”,并且立刻攻读,因为政治课的考试可能会考这个问题。但是我对广州印象不是太好,原因是言语不通,搭公共汽车时那些售票员与乘客开口闭口“丢那妈”的“省骂”令我反感。当然后来自己深入群众,改造思想,逐渐有了共同语言,甚至从“省骂”提升到“国骂”。

     然而因为离开统考不到两个星期,所以没有时间乱跑,也没有上馆子,最奢侈的就是在校门口买沙河粉与到市区买冰淇淋吃吃。由于携带的人民币都是用印尼盾黑市兑换港币再兑人民币换来的,汇率很不划算,因此花起钱来非常肉痛。但是最令人难忘的是补校的生活条件,虽然回国前已经做了“思想准备”,要“艰苦奋斗”,但事实上这个准备还很不够。因为补校刚建,来的人又那样多。首先吃饭,八人一桌,没有椅子坐不是问题,拿一个脸盆去盛八个人的菜,却差不多顿顿是熬茄子。而我以前在家里从来不吃茄子,因为感到那个不硬不软的东西很恶心,但是既然回国是要改造思想的,所以顿顿硬着头皮吃,加上没有油,当然也不会好吃。但是问题还在于吃完饭时,那些水龙头还流不出水给我们洗碗,因为刚安装不久,很不正常。

     再就是洗澡。我们在印尼,即使家境不富裕,屋子后面总有一个洗澡间和厕所。我们家“小资”水平,厕所还用不上抽水马桶,而是蹲坑式(后来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也喜欢蹲坑,还把中南海的抽水马桶拆掉挖坑);洗澡间不要说没有浴缸,莲蓬头也没有,只是一个水池子,舀了水往身上冲。补校的厕所如何我记不清了,但是后来遇见的好多厕所,方便时没有门遮住,因为开放式人来人往感到难为情而有时拉不出来。而广州补校的澡堂竟是集体冲凉,约有一百平米大,由竹篱笆围起,中间一个大池子,我们把替换衣服挂在篱笆上以后,就赤身露体拿着脸盆走到池子边上舀水往身上冲。自从自己会洗澡以后就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脱光过,因此在几十个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面前脱光衣服,觉得非常的尴尬。当时也还没有潇洒到可以用“赤条条的无牵无挂”来自慰。当然慢慢习惯就好了。但是这些问题的出现,难免也会发牢骚,后来在申请入团时就要不断的“自我批判”,上升到资产阶级好逸恶劳思想争取群众“谅解”。

     那样乱糟糟的环境,自然也没有办法好好温课,只能听天由命。不过我的理想很高,填写七个志愿与二十一个学校时,北京大学的中文系名列榜首。其他是历史系、图书馆学系等。学校除了北大之外,就是复旦、南开、武汉大学等,都选第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当时初生之犊不畏虎,但也太不自量了。

     考试考三天。考完后到上海投奔亲戚。此后我再没有到过广州。一九七六年出国到香港,在广州朋友家里住一晚,一心想出去,没有乱跑。一九九三年我被解禁拿了回乡证,立刻到广州看朋友与中学的老同学。想重游华侨补校,但是已经换了地方,我在门口站了一会,没有兴趣进去看了。(“动向”杂志 2006年8月号)

     _(博讯记者:凌锋)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6/08/20060820225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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