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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暴力问题上,我们千万可别吃错药/武振荣
(博讯2006年06月08日发表)

    
    在“文革”40周年和“6-4”17周年之际,我读到了冯崇义一篇很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兹转录于下:
     (博讯 boxun.com)

    冯崇义:“文革”、“六四”和暴力崇拜
    
    (博讯2006年6月05日)
    
     刚过去的“五一六”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四十周年,今天则是北京“六四”血案十七周年。国人可以从很多角度来反思这两个事件,而笔者觉得最值得反思的是如何告别这两次事件所体现的暴力崇拜、特别是国家暴力崇拜。“文革”长达十年之久自始至终充满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力,无论是国家在冠冕堂皇动人心弦的借口下直接使用暴力,还是“伟大领袖”及其追随者们巧妙地“运动群众” 施暴,殃及上亿无辜。甚至那些无不正当理由的“造反”,同样是伴随着血雨腥风。“六四”则是国家在毫无道义支撑的条件下使用赤裸裸的暴力屠杀民众,尽管当局也制造了种种无法自圆其说的理由。更为可悲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党国仍然没有对暴行表示忏悔,仍然使用暴力压制国人对暴力的理性反思。真不知吾国吾民何年何月才能告别野蛮暴力、拥抱现代文明。
    
    上述文章所表明的态度:“吾国吾民”应该“告别野蛮暴力、拥抱现代文明”——我非常赞成,没有任何的异议,但是认为“文革”和“6-4”“这两个事件”体现了“暴力崇拜、特别是国家暴力崇拜”的看法,则是不对的,甚至可以说是荒谬的。先放下40年前的“文革”不谈,单说发生在17年前的“6-4”,到底是谁在“崇拜暴力”——我今天也是看不出来的,我不但在1989年的中国大学生们中没有发现“崇拜暴力”的现象,对于当时以实际行动参与了民主运动的北京市民来说,我也没有发现它,就是对于那些以邓小平为首的杀人犯集团来讲,恐怕也不存在一个冯先生所说的“暴力崇拜”的问题,因此,我们说这些在“6-4”惨案中动用了“国家暴力”杀人的也许不一定就是“崇拜暴力”的,而是他们认为不采用“暴力”就不能够控制局势,以最后保住他们自己用“暴力”打下的江山。因此,我不怕落下为这些人辩护的嫌疑而说他们是“心有余悸”地使用暴力的。若不是这样的话,在“6-4”17周年的时候,调动部队的命令到底是谁下达的,现在也不清楚啊!可见,冯先生说的“6-4”“所体现的“暴力崇拜、特别是国家暴力崇拜”的问题好象是不存在的。因此,我退上一步讲,如果说在1989年中国存在着“崇拜暴力”的人的话,那么我看只有一个,就是王震——那个刽子手,说多了也不会超过八个。1989年,那一场政治运动其所以场面那么大、那么热火、那么感动人,恰恰是表现了中国人民对于民主的希望,而在这样的希望之中恰恰寄托着人民在意识和潜意识的层次上对使用“国家暴力”解决内部问题方式的抵制。而这种抵制历史的线索如果要寻找的话,却恰恰存在于40年前的“文革”时期。
    
    我的意思是,冯先生如果说40年前发生的“文革”中,存在着“暴力崇拜”的现象,好象还说得过去,因为在那一场政治运动中,运动的“亿万”参与者几乎都喊过“暴力革命”的口号,因此,只要是从现象上认识事物的人都是可以用“暴力崇拜”这个方式去理解它的。但是在这里,如果有人认为人的口号和人的行为是两码子事情,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在两者之间划等号的,那么研究“文革”的空间就出现了。因此所有通过“研究渠道”了解“文革”而不是道听途说地接受“文革”“宣传”的人,都会知道,恰恰是在1966年的这一年,我们的民族在解决自己内部事务的问题上,才“告别”了“国家暴力”。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必须把暴力定义为“国家暴力”(排除所谓的“民众暴力”),它是指军队、警察、监狱等有形的组织。写作了《不需要暴力的权力——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一书的作者认为,“在不公开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能够解决问题和冲突的意义上,制度或政权就是合法的”。依据这样的意思,我们对1966年中国社会出现的情况若作一个正确而又准确的分析之后,就会发现,在1966年8月,当中国的政治局势所发生了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也在事实呼吁掌握国家权力的中国共产党实行“暴力镇压”时,毛泽东个人站了出来,坚决地反对使用“国家暴力”,在他的直接干涉下,1966年8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联合下发了《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学生运动》的通令,次日,又下发了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文件。正是这两个被66运动者称为“两条通令”的东西才“保护”了学生运动免遭23年后的“6-4”之厄运,使之在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内成功地发展成为工人运动、市民运动和农民运动。
    
    如果说在1966年的中国大事变上,毛泽东把自己的“个人权力”套在“国家”上面(这种行为是非法的),并且合法地运用它排除了当时完全有可能依据传统和经验使用“国家暴力”的可能性的话,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不是我们民族文明的“倒退”而是“进步”的现象。也就是说,毛泽东在长达“10年”的时间内,在解决民族内部的问题上“不允许”“动用军队”和“警察”。如果真的毛和邓小平一样地使用了“国家暴力”,伙计,文化大革命运动能搞“3年”、“10年”吗?依据1989年的“6-4”现象分析,我说文化大革命连10天或者30天都坚持不下来,何有“3年”、“10年文革”之说呢?谁都知道,1989年6月4日凌晨,“戒严部队”开始杀人,不到5个小时的工夫,问题就“解决”了,而“解决”程度之彻底是北京在而后的时间中再也没有出现要求民主的学生运动和人民运动。就是说一刀下去了,北京城“风平浪静”17年!把这样的事情如果放到1966年8月5日,假设毛泽东也大开杀戒,那么全国各地(台、港、澳除外)怎么会出现“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贫下中农造反兵团”和“托儿带女战斗队”之类的人民自治组织呢?既然不会有这样的组织出现,那么中国社会何以形成多元化的政治局面?也最后搅得毛泽东心神不安。因此把1966年的政治问题和1989年的“6-4”问题捆绑在一起看,那简直可以说是犯了天大的错误。至于如冯先生那样的人发现他们都“崇拜暴力”就算不得是高明的见解了,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持相同见解的人中间,甚至还站立着备受国内外人敬慕的鲍彤先生,他也认为“6-4”和“文革”有着“同一片”“土壤”,那就是“暴力”。
    
    但是,你说1966年的中国人民“崇尚暴力革命”,这一点我非但不否认,而且还要承认,因为1966年政治运动中的绝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所进行着的“革命”是孙中山“旧民主革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如果说前二种“革命”是“暴力革命”的话,那么他们要继承它的“精神”——这的确是那个时代中千真万确的事情,只是,人民运动的兴起已经使运动按照它本身的逻辑转化为民主的运动时,“观念”性的东西和“事实”比较起来,孰轻孰重的问题就需要人掂量的了。但是在目前所有反对“文革”的人的“掂量”之中,好象都一直觉得“观念”重而“事实”轻。正因为如此,我才用“吃错了药”这样的话来表述问题。在“文革”时期,我们中国人“拥抱”了民主,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人都放弃了“国家暴力”,89运动中的人民更公开表示,希望统治者放弃使用国家暴力,用民主的方法解决问题。而民主运动(66运动和89运动)也都是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民要运用纯粹“政治”方法解决问题的意向——若连这一点都看不到的话,就真有问题了。
    
    结论有可能是这样:在1976年的“4-5清明节”运动中,毛泽东下达了“镇压”的命令,表明他在“10年”时间内所采取的放弃国家暴力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试验”失败了,如果说这种失败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解决国内政治问题时“倒退”到使用“国家暴力”的地步,那么一个“退步”着的共产党历史就被我们抓住了,邓小平改革的有关场面之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就好比马戏场上的猴子在做着“前进”的表演一样……。看着共产党的历史的“倒退”,若以为人民的历史也跟着“倒退”,那完全是一种视觉上出现的错觉,对于这样的“错觉”,你只要揉一揉眼睛,静一下心,是可以逝去的。
    
    如果我们要为“暴力革命”寻找一种比较标准的定义的话,那么恩格斯在《论住宅》一文中所说的话,就不应该被我们放过。他说:“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革命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子、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但是在1966年的政治运动和1989年的政治运动中,事实是:运动者没有使用恩格斯所说的“枪杆子、刺刀、大炮”,而是使用了大字报、小字报、游行、示威、绝食……这些典型的民主方法去反对“另一部分人”(共产党当权派),使他们“接受”自己对政治事务的判断。因此这和恩格斯定义中的“暴力革命”是没有多少关系的,把这样的民主的运动叫“暴力运动”那是非常错误的,遗憾在40年后的今天,有的人还生活在这种“错误”之中而不自觉。
    
    中国已经有了100多年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历史,瞧,已经收藏在我们“民主收藏夹”中的有几页呢?我看没有几页的,一页一页地被我们当中那些自以为懂民主的人给撕光了,但愿“89”的这一页和“66”的那一页千万不要被撕掉!(博讯首发)
    
    2006-6-8 _(博讯记者:武振荣)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6/06/2006060823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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