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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破空:巴山淒冷,蜀水蒼涼-- 憶:父親與“文革”
(博讯2006年06月07日发表)

    
    我是在恐懼中長大的。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我患有“恐懼症”。即便在平靜的日常生活中,也往往出現沒來由的焦慮和緊張。但醫生沒有用“恐懼症”這個詞,說是“情緒低落”,或者“憂郁症”。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恐懼症”。我堅信,只有這個詞,才更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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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切是怎麽開始的?父親被人野蠻地捆走,捆他的繩子,不是一般的繩子,而是石匠擡石頭用的那種,碗口般粗。父親被人瘋狂毒打,打在他身上的,不是一般的棍子,而是石匠用的那種鋼釺。父親被人強按在地上批鬥,他膝下跪著的,不是一般的地面,而是一堆玻璃渣。父親膝下,血流如水。
    
    這一切,就構成我最早的記憶。三歲,開始模糊記事的年齡。之後,恐懼伴隨我成長。總是在夜半時分,我被一陣低低的啜泣聲驚醒。不用說,又是母親竭盡控制的哭泣。透過紗布蚊帳,迷迷糊糊的我,依稀看見,地上卷曲著一個血迹斑斑的人形那是父親。母親正爲他敷藥療傷。作爲從正規院校學成的西醫,在那個小鎮成爲罕見,母親的醫術遠近聞名。或因如此,命中注定嫁給父親,爲父親屢創的傷口,不斷覆紗裹藥。
    
    許多時候,我並沒有嚇哭,而是嚇得再一次沈睡過去。夢裏,反複上演一幅圖象,即便我醒後,仍然心有余悸:一條木船底朝天,倒懸于同樣是底朝天的河川,我頭朝下腳朝上,倒立于那木船上,木船首尾兩端起伏不定,將我劇烈顛簸,隨時似要掉落下去,我驚恐得喊起來......這個離奇的夢境,在我童年裏反複出現。我並不知道,那幅恐怖的、顛倒的圖像,究竟是什麽意義?
    
    小鎮上靶子不多,每次開批鬥大會,身爲中學教師的父親,都是重點對象。原因很簡單,家庭成分劣等。中共建政後,祖父家因有十一畝薄田,而被劃爲“地主”。從此災厄不斷。我的二伯,即父親的二哥,畢業于黃埔軍校,國民黨中級軍官,曾赴山西抗日,抗戰勝利回鄉時,曾受到衆鄉親英雄般的盛大歡迎。
    
    中共軍隊入川時,二伯放下武器,“和平起義”。初時,中共假意待他如上賓。然而,因朝鮮爆發戰事,中共爲了“穩住後方”,不惜食言失信,突然集中槍決先前投誠、起義、和被俘的原國民黨官兵,共計一百多萬人慘遭屠殺。二伯竟在其中。中共以“土改複查”爲名,拼湊夠鎮壓名額,二伯被中共“鎮壓”了。槍聲響處,在他身後,留下孤兒寡母。他那最小的女兒,還在襁褓之中。
    
    二伯死了,祖父祖母也先後亡故。“地主家庭”的黑鍋,落到了我父親頭上,在其後的年代裏,他必須代之受過。每逢“運動”,便被“揪”出來,遭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文革”搞了幾年後,我得知,父親居然也入了派系,而且屬于“造反派”。小鎮上的“造反派”和“保皇派”,與大城市的概念迥然不同。簡單說來,小鎮上的“造反派”,就是反對當地“領導”的,與紅衛兵無關。而當地“領導”,在“文革”中,如走馬燈似地換來換去,既整人,也被人整。不管是學校黨委書記還是公社“革委會主任”,一上來,都宣稱他是“真正代表毛主席無産階級革命路線的。
    ”一被打倒,又“老實交代”,被迫承認自己是“反對毛主席無産階級革命路線的。”
    父親雖然頭頂“造反派”的帽子,但我卻從未見過、也未聽說他動手打過任何人。倒是他動不動就寫大字報,與同事中的“保皇派”論戰,言必稱“毛主席說”。一句“毛主席說”,就仿佛他掌握了什麽真理。父親仍然被別人批鬥,被別人毒打。誰叫他是“地主出身”呢!
    
    1972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才剛剛過去,對父親的頻繁批鬥才稍稍止息。我那年僅三十四歲的母親,卻因長期置身恐怖、驚嚇、悲傷、哀愁、以及生活的重壓,積憂成疾,積勞成疾。身爲名醫,卻救治不了自己。母親身患絕症,驟然離世。家中仿佛塌了天。
    
    撇下四個孩子,我們兄弟姐妹四人。最大的姐姐,十三歲,最小的我,八歲。從此,父親又當爹又當媽。不僅要劈柴做飯,還要縫衣衲鞋。而對于幼小的我,苦役也才真正開始。養豬,養雞,養蜜蜂,養兔子,捕魚,打蛇,砍柴……所有能謀生的手段,都用盡了,都曆練了。巴山淒冷,蜀水蒼涼。年複一年。沈重的勞役,艱難的生存。
    
    這還不是最可怕的。“出身”的陰影,也覆蓋了我。“地主崽子!”從班主任牙縫間擠出來的這句毒性咒罵,至今轟鳴于我的腦際,也將轟鳴于我的一生。小學班主任,那個脊背彎駝的中年女人,面相凶惡,出言刻薄。彼時,我唯一的長物,是名列全班最優的學習成績。另外,以我的天性,我總有機會成爲“孩子王”,但只要我稍一得志,班主任便發動全班同學“孤立”我。
    
    在我的身後,常常跟著起哄的同齡孩子群。“地主”!“地主崽子!”伴隨著這類謾罵的,是無數紙團、樹枝、泥巴、石塊,雨點般地投向我。我常常只能沒命地逃跑。害怕上學,就常以逃學來躲避。我偶有反擊,就被告到班主任那裏。班主任當著全班的面,潑婦似地怒罵:“你一個地主崽子,竟敢打貧下中農的後代!”
    
    父親得知,氣得嘴唇直抖。兒子受欺負,似乎比他自己受迫害還要難受。激憤之下,他拉上我,找到班主任評理:“您說我那娃兒是地主?八、九歲的娃兒是地主?他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連我都沒有剝削過人,他又剝削了哪個?連毛主席都不得說我娃兒是地主!”班主任用鼻子哼地一聲,不理。“文革”,父親受迫害。與此同時,整個小學階段,我也跟著受迫害。恐怖的童年!
    
    “文革”末期,我聽見父親教學生唱一首歌:“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標語口號似的歌詞,讓我覺得很不是滋味。一日,父親又在小聲哼那首歌,我實在忍不住,大著膽子對父親說:“好什麽好?看把你打成那個樣子!”父親朝我投來狠狠的一瞥,那眼神裏有真正的責備,認爲我的話,簡直是大逆不道。但他並沒有說什麽,足見他也找不出什麽理由來說服我。
    
    父親迷信“毛主席”,認爲什麽都是別人的錯,而“毛主席是英明的”。“文革” 後期,乃至“文革”結束後許多年,父親都持這種固執。爲此,十多歲的我,常跟父親爭得面紅耳赤。這些爭論,大都發生在長途跋涉中。在那些崎岖起伏的山路上,我和父親,每隔幾周,就需翻山越嶺,從一個小鎮,徒步行走到另一個小鎮。一日跋涉幾十華裏。或者爲了捕魚謀生,或者爲了探望在另一個小鎮做工的姐姐或哥哥。
    
    父親真正覺悟,是到了1989年。他的兒子,我,因呼喚民主而被共産黨投入大牢。連親人探視的權利都被剝奪了。好幾次,父親背負沈重的行囊,輾轉萬裏,從四川老家,來到廣州,只巴望能看上兒子一眼。卻被公安局無情地拒之于門外。父親曾投宿于我留在中大的單身宿舍裏,無望地等著我“出來”。一個來月間,眼看著野蜂在那宿舍的窗下築了巢,兒子依然杳無音訊。我不能想象,望眼欲穿的父親,離開廣州時,是怎樣的老淚縱橫,步履踉跄。
    
    我被關押一年後,沈沈黑獄中,突然收到一封來自女友的信。信中有關父親的幾句話,猛撞了我的心房。女友信中道:“陳伯伯想到廣州做燈,養活你……被我勸阻了……”(做燈,是父親的一種手藝。)天啦!父親把我拉扯成人,曆盡多少艱辛好不容易,才熬到我研究生畢業。我工作兩年,還沒來得及盡一份孝心。難道如今還要六十多歲的老父,再來廣州賣苦力,養活我這個百無一用的囚徒?我緊攥著信紙,第一次,在看守所,忍不住大放悲聲。
    
    出獄後,發現父親變了。再也沒有了迷信“毛主席”的痕迹。父親完全看穿了共産黨的本質。他理解兒子,理解民主。對我的所思所爲,不僅沒有半點責備,而且毫無猶疑地,予以贊同和支持。
    
    我熟知“文革”,對那個時期的主要事件和標語口號倒背如流,常常令長輩和同輩驚異。他們估算我的年齡,“文革”開始時,不足三歲,“文革”結束時,也才十三歲,何以竟能對“文革”了如指掌?殊不知,“三歲定終生”。“文革”于我,不僅留下深刻印象,而且賦予深刻影響。不僅落下“恐懼症”,也催生遙遠的夢想。以至于後來識破專制,追求民主,都溯源于“文革”時期的慘痛記憶。
    
    (原載香港《開放》2006年5月號,該刊所用標題爲:《文革摧殘我的童年》) (博讯记者:蔡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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