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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近期余杰、王怡事件的看法/武振荣
(博讯2006年05月24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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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 boxun.com)

    我认为这个所谓的“余、王”事件被炒得太热了,以至于把本来不属于事件本身的意义也给兜出来了,给人以好事者之嫌;其实就是那么一件事,过去了,说一说也就算了,我看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依我之愚见,余杰这样的人属于异议人士,由他们所提出的那种“话题”是一个异议的语式,这样的语式可以说是“自由”的,但不是“民主”的,在这个“自由”的语式中,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取决于“个人自由”程度的多少,因此,它寓设着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具有欲速则不达的内容。因此这个进程虽然有着“反对”共产党的性质,但却是共产党可以容忍的一种“反对”,况且至少在当下,对这种“反对”的容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给共产党脸上“贴金”——可不是吗?你说我们共产党不好,中国人没有“自由”,瞧瞧,余杰等人,他们不但可以在中国出书,讲学,写文章,还可以出国讲话,到白宫去见美国总统。
    
    同样都是中国人,而这另一类人,就是我说的民运人士,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如魏京生、徐文立、王希哲、郑义、徐水良、陈泱潮等人,中国政府为什么就不可以让他们在中国和余杰等一样地也“享有”自由,为什么到现还把他们象瘟神一样地看待,一定要流放到“海外”呢?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在认同“自由”的时候却要“搞中国民主运动”,而中国的民主运动是要中国在一个当下的时间点上实现中国“民主”,而不是把“民主化任务”放置到“未来”的时间中去,更没有把它设计成一个“长期”的过程,是要动员中国人民“立即”、“立马”进入民主的运动,不在理论上给共产党专政留下一个可以“拖延”的时间和口实,因此,如果说这样的主张、思想和看法在中国13亿人民之间有着非常广泛的“市场”的话,那么代表中国希望和未来的,就不是一群异议人士,而是民运人士了。既然是这样,中国民运人士在上述的事件上就不宜炒。让一部分先“自由”,已经在邓小平的政策中有埋伏了。
    
    中国虽然是一个东方典型的专制国家,但是中国从古到今都不缺乏异见人士,而是一代又一代地出,目前中国最缺乏的是民运人士,所以民运人士应该认识到自己在中国的任务不是发表“异见”,而是要发出“民主”的声音,这种声音如果有一种宗教的余音的话,那岂不是意味着“有人在旷野直呼”:“修平”“民主”的“道”!
    
    正因为如此,民运人士要得到中国人民的承认被受到美国总统的接见有意义得多。因此,郭飞熊虽然在华盛顿没有受到公正待遇,我想一个民运人士的胸怀可以包容之。
    2006-5-24于首尔市 _(博讯记者:武振荣)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6/05/2006052412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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