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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达功:我也是“文革小组”成员
(博讯2006年05月16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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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年前的1966年5月16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份文件后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一般认为,这就是文革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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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成立了文革小组,全国各地也都纷纷成立“文革小组”。那年我才11岁,上小学四年级,还是个不懂事的毛孩子,不过我清楚的记得发生在1965年的事情,我甚至一直认为文革实际上开始于1965年,也就是从批判“三家村、四家店”和批判《海瑞罢官》开始。那时候我经常在班里宣读报纸上(《少年报》)的批判文章,竟然也成了积极分子。班里后来成立“文革小组”,我这个积极分子自然被推为成员。“停课闹革命”了,但我作为文革小组成员还要积极参加学校里的革命活动,批斗资产阶级老师,“破四旧,立四新”,甚至为了表示自己革命的决心,我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赵四新”,这个名字一直叫到初二(1970年),至今回到家乡碰到同学,还有人叫我“四新”。我还清楚的记得,我与几个同学伙伴成立了一个组织,叫“星火战斗队”,我还是队长呢!
    
    不过我这个文革小组成员当了没多长时间就自动“下台”了,“星火战斗队”也就自然而然解散了。当掀起了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高潮后,有同学告诉我说,看到我父亲戴高帽游街(竟然我一点都不知道),当时吓得我脸都白了。我还是知趣的,自此我就不再去学校参加活动了,告别了班里的“文革小组”。
    
    我父亲当年是邯郸市税务局代局长,“走资派”是板上钉钉了。有一天,革命群众揪斗我父亲等几个走资派到家门口开批判大会,我灰溜溜的躲起来不敢见人;后来一大群红卫兵夜间闯进我家搜查电台,吵吵闹闹,大声喧哗,床上床下,里里外外,旮旮旯旯,连厨房都不放过,搅得四邻不安,鸡犬不宁,真够吓人的。
    
    当年的走资派最怕的是谁?我父亲的遭遇告诉了我,最怕的就是红卫兵。我听到的故事是,有一次单位组织批判他,并且要强行揪他游街。我父亲很倔,说身体不好,走不动。于是革命群众找来一辆排子车(人力车),叫他坐上去游街。正在马路上行走时,对面行来一队红卫兵。红卫兵问,车上是什么人,革命群众回答:走资派。红卫兵说,走资派还要享受?我父亲这时已经乖乖下车了,因为他知道最惹不起红卫兵,他们可以没头没脸殴打你。
    
    中国人做奴才是习惯了的传统,我父亲也不例外。尽管文革开始时我父亲被批斗、游街,甚至挨打,但后来到解放军部队学习去了(据说是保护起来),再到后来平反了,还官复原职了,于是对党感激涕零。直到现在他依然忠于共产党,忠于毛主席(可能没那么认真了吧),反正我是不能在他老人家面前批评共产党,批评专制。
    
    回顾文革浩劫令人感叹不已。大独裁、大暴君毛泽东为了争夺权力,竟然胁迫(有这个性质)全国人民卷入,愚昧善良的中国人民被他玩的团团转,数百万人死于武斗、迫害,写就了毛泽东和中共制造的血淋淋的历史。有人说,文革还没有结束,其道理并不是出现红卫兵、造反派、走资派、武斗、所谓残酷的阶级斗争等现象,而是邓小平以来的中共专制集团一直延续了文革的思维,这就是愚弄和欺骗中国人民,全国人民都要被强迫学习“三个代表”、“八荣八耻”不就是明证吗?
    
    (2006年5月15日)
    
    原载《民主论坛》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6/05/20060516122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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