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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龙将军:文化大革命论(下) 以及附记
(博讯2006年04月12日发表)

    三,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预后
       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是:僭主(毛泽东)与人民的暂时联盟,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叫花子暴发户" (按当时术语,叫做"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由于1911----1965年之间中国已经经 历了绵延不断的革命,所以,这里的"国王"、"贵族",只是一种隐喻。他们都因为"理论(为人民服务) 脱离实际 (作官当老爷)"的致命点,而只能是一些没有名分、昙花一现的暴发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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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也和历史上各种"国王----人民的联盟"一样,有其自我运动的"三部曲":
    
       一,人民强烈不满并经常反抗贵族的横行霸道;
    
       二,国王利用人民的不满来打击贵族,同盟形成;
    
       三,贵族收敛了凶焰,人民运动逐渐具有独立的倾向,国王开始担忧人民的力量,于是联合残存的贵族镇压了人民运动。
    
       如果没有人民的不满与反抗作前提,国王又怎么能利用人民呢?所以,现在邓小平的御用文人, 一味强调"毛泽东发动了文革",这种说法,其实是害怕承认自己"十七年压迫人民的罪孽"。
    
       一,如果人民没有受到压迫(造反派的口号"十七年的苦弟兄,联合起来!"后来被重新修好的伪国王、伪贵族,打成"反 动口号,很能说明它的人民性),他们便不会怨恨贵族;
    
       二,人民如果不怨恨贵族,国王再想利用他们来攻击政敌也没有机会;
    
       三,国王与贵族的共同利益更多,因此,镇压人民便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
    
       使文化大革命具有历史意义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运动幌子,不是毛泽东为人民的苦难所流下的鳄鱼的眼泪;而是它在历史上第一次动摇了共产主义贵族们的铁腕统治。要知道,这在他们的苏联老大哥那里都是没有先例的。它的价值不在于它的自我意识,不在于它那些自命不凡的权术、口号;而在于,使中国最终脱离了苏联的政治控制。尽管在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上,中国的独立还只在"言"的层次、没有在"行"的层次完成。
    
       尽管,中国的独立倾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还是羞羞答答、半遮半掩的(不敢公开扬弃外来的"主义"),但"逆转"已经开始,涡流无法终止。
    
       从此,外来的模式作为中国人精神上的梦魇,已经原形毕露、破碎不堪了!从此,布尔什维克在中国大地上的残渣馀孽,只能处于逐渐沉沦的守势,他们冰泮瓦解、消融毁灭的结局,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是实指而不是象征。它向前一个世纪的传统和偶像宣战,并从物质上予以铲除。 正因为这样,自1969年文化大革命被毛泽东亲手镇压下去之后,中国生活的全面倒退就是不可避 免的了。 这种革命失败后的倒退现象,不是"文革"所特有的。1969年以后弥漫在中国大地上的种种虚伪、 消沉、堕落,是一切失败了的革命都经历过的;而正是这些而不是革命高潮,才构成了众口一词的"文革的消极因素"。 相比之下,文化大革命却有两点积极贡献:
    
       一,它使共产主义的神话动摇并最终破产了。只有经历过50----60年代的"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压迫的人们,才能体会到"共产主义的奴役"是多么无孔不入地令人作呕,才能体会到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意外解放,是多么歪打正著的珍贵。
    
       二,它点燃了社会底层的"新野蛮主义的燎原大火"。这种上下乱窜的野火,跳跃在新一代中国居民的身心中,成了他们的第二本能。它蔑视秩序、仇恨理性;因为在它看来,理性只是伪装的谎言,秩序只是骗术的集大成。
    
       不错,这两个"积极贡献"本身并无建设性。它使"文革成了一个不能生育的荡妇"。这位荡妇以其破坏的纵欲,威胁正常的生活。但是,请允许我们有限度地赞扬这位荡妇吧----因为,正是她,扒掉了一种血腥宗教的伪善面纱:"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宗教,为了自己的特权而剥夺多人的生存;为了少数人的车库而拆毁人民的茅屋;为了少数人的游泳池而封闭了许多公园;为了"人民大会堂的宴席"而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人民!与如此"壮丽的共产主义"相比,"文革"这位荡妇,倒体现了无知少女般的纯真!
    
       只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彻底打倒共产主义,所以,在它之后必有一个漫长的混乱时期。从此, 1949----1966年间被强力掩盖著的社会分裂表面化了,并将长期左右中国的命运。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早在"文革"前一百多年间(1850----1949年),中国就一直滚荡在社会分裂的泥潭中。"文革"不过是撕开了完好的表皮,把"里面"的烂疮暴露了出来。功乎罪乎,评说自然因人而异。 毕竟从此,共产主义"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面纱飘然坠落,露出了赤裸裸的争权夺利、不择手段的髑髅!
    
       与此同时,反传统、反文化、反对一切规矩的野蛮主义兴起了!它把逝去的文明成果,化为当下的取暖燃料。
    
       在中国历史上,同样熊熊烈火衬托出同样"残暴而野蛮的行径",只有兼并六国的秦始皇、结束南北朝的隋文帝,曾经干过。秦皇焚儒书,隋文烧谶纬----也是为了"统一思想、巩固政权";但由于他们的残暴野蛮,正好发作在历史文化的巨大转型期,也就在不期然中,恰逢其会。整合春秋战国---- 南北朝,成为汉----唐气象的始作俑者。
    
       这"三重变奏",难道只是"一个巧合"吗?! 难道,我们没有理由希望----"一个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形式出现的汉唐帝国",从文化大革命的 熊熊烈火所造就的一片灰烬中,英勇崛起吗?
    
       所谓在新的基础上,也就是在技术文明和国际环境的基础上; 所谓以新的形式,也就是以宪政的而非王朝的形式。
    
       当然,这还得需要两个"汉----唐式的前提":
    
       一,一次类似于秦末和隋末的人民大起义,以便结束矫枉过正的绝对专制政体;
    
       二,汉文帝或李世民式的开明君主,他们懂得予民生息。所以,无论汉、唐,都是以老子的自然主义为指导思想的。
    
       这启发我们,是一种新哲学诞生的时候了!或是,老哲学的变相复活。以新的精神为先导,以新的方法为工具----创建一个适应于新的国际背景的新形态国家:这就是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空前苦难的回答!
    
       而今天,能够透过历史的阴霾,而看到阴霾后高耸的山峰的人们,并不超过一位数字。
    
       前面,我们说文化大革命的积极一面,也说它消极一面;但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毕竟过去十二年(1968--l980年)了。现在,我们需要考虑如何超越文革、消解文革了。
    
       文化大革命加剧了中国一百年来的"野蛮化趋势",它把毛泽东的神话推向了顶峰又弃入了谷底。毛泽东的神话扮演了粉碎机的角色,当它粉碎了一切价值后,自身也被无形的力量所粉碎:
    
       不是毛泽东粉碎了中国,而是中国粉碎了毛泽东
    
       不是中国粉碎了毛泽东,而是一种更高的力量把毛和逝去的中国一起粉碎!
    
       我们称这种更高的力量为"天意"。或者,用一个经验化的词汇,叫做"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反应"。
    
       这种反应,并没有随著文革的结束和毛的死亡而消失。
    
       今天,中国仿佛一个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由于手术没有完成而无法下地,更无从恢复正常的生活。所以,一个合理的建议是:尽快结束中国的手术,恢复中国的正常。
    
       为此,中国实在需要一场----"在形式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新型文化大革命"!"借用极左方法以铲除左派势力的最后的革命"!
    
       不如此,就弥合不了中国流血不止的伤口。我们把这场结束革命的革命,叫做"中国的自新运动"。只有通过自新的磨练,中国才能达到民族的再生。
    
       在自新运动的前半期,百年来的野蛮化倾向,将有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将使迄今为止的革命阶段都黯然失色。它的极致,很可能让中国历史上的一切过火行动,都变得平淡无奇。仿佛,不把旧世界的最后毒素都发散干净,就不能获得身心的宁静。
    
       在自新运动的后半期,野蛮化的倾向将逐渐转移、凝练为全新的指向:
    
       新文化将构筑;
    
       新民族将诞生。
    
       这新的指向,很可能采取某种人格化的形式:通过一位"体现了历史节奏的人”来实现。
    
       他----坚定而灵巧;
    
       无情而感人;
    
       严肃的个性与仁爱的涵养、冷峻的战略与随缘的禅思,是如此协调地汇聚于他。
    
       毫不奇怪。
    
       要消除毛泽东(及其徒子徒孙)的全部恶劣影响,就需要一位比毛泽东更真诚的人!
    
       要消解文化大革命的后遗征,就需要一场铲除文革的全部社会基础(反民族基础)的民族革命!
    
       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那么,为了中国的自新----让我们来拥戴一位!
    
       如果没有这样的革命,那么,为了中国的再生----让我们来创造一场!
    
       他,必将带来空前的"城市力度感"。
    
       他,必将完成中国百年未成的慢性革命。否则,中国的富强,将永远是个苍白的白日梦。明成祖的雄才远略、唐太宗的左右逢源、汉高祖的知人善变、秦始皇的登山刻石----在他面前,都是小小的把戏、小小的半成品。
    
       并不是因为他"生得伟大”,仿佛那些权欲熏心的帝王神话,而是因为他面临的挑战,比那些古代帝王曾经面临过的,要严峻得多、复杂得多、急迫得多。如果,他不具备"超帝王"的天赋与修炼,难免被这空前的挑战碾为齑粉、死无葬身之地。
    
       但是,他不会被碾为齑粉的。
    
       是中国历史的强大支持力,迫使他起而应战。
    
       是中国人民心中的反抗力,簇拥他无畏无惧。
    
       他清醒地知道:还没有一个现代意义的"中国民族"。也就是说,尽管遭受了一百年脱胎换骨的修炼,新的民族还没有到升起的时刻----作为世界气候已经变化的象征。
    
       但是,快了。
    
       逝去的历史典籍老是告诉我们:两千年来,只有"秦人"、"汉人"、"晋人"、"唐人"、"宋人"、"元人"、 "明人"、"清人"、"中国国民党人"、"中国共产党人"……充塞在字里行间。
    
       但是,快了。就会有彻头彻尾、名实相符的"中国人"----出现在远东的晨雾里!并以此弥合,前此两千年的民族分裂。
    
       党派不再和王朝一样,分裂民族。中国的国号将是简单明快的"中国"二字,不再需要任何附加的赘物。这些赘物的"以示区别”,恰恰分裂了民族。如袁世凯以"中华帝国"区别于"中华民国";毛泽东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别于"中华民国"----每一次这样的"政朝换代,都带来巨大的民族灾难。
    
       中国,将证明自己真正具有:
    
       作为民族整体的存在力……
    
       精神上生生不息的能力……
    
       周旋于现代世界的潜力。
    
       ----这才是"我们的中国"!
    
    【附记】
    
    对"伤痕文学"和"人权运动"的透视
    
    
    
      
    
    一
       描写"文革惨痛经历"的伤痕文学,代表了"重返权力岗位的文革受害者们"的哀鸣。正因为它的写作,受限于狭隘而严格的政治需要(如,为"走资派"推翻"翻案不得大心"的毛牌圣旨,所以,它只是旧时代的回声,而非新时代的号角;它是掘墓人,而非奠基者。这种御用的特点也决定了:它们的作者要么是垂垂老矣、横遭蹂躏的"党的同路人"之辈;要么是涉世末深的文学青年。
    
       这种意义的伤痕文学,当然只能昙花一现。随著新的政治分野的形成,伤痕文学的作者,要不然退缩为新的黑暗时代(即,邓小平专政的时代。它的牺牲品就是"西单民主墙”,和去年被捕的魏京生等一大批“民主小将"----类似文革中的“革命小将”)的夜莺,要不然只能去高歌"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随著民主运动的死亡,伤痕文学、暴露文学的官方基础已经消失,而控制一切传播手段、严禁宪法权利的邓小平专政,很快将用行政手段和监狱电网,来迫使伤痕文学完成上述的分化。伤痕文学再也不能如此这般地存在下去了。
    
       这种前景也是受限于二十世纪中国严酷的文学环境。二十世纪的中国,甚至没有开垦出一块稳定的、专业化的"文学园地"。
    
       "文学",它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意味著什么?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是中国传统国家(也被叫做"大一统社会)的秦代----清代,在其死亡过程中,发出的错综复杂的呻吟,一阵阵大厦倾倒时的迸裂声。伤痕文学尤其突出了这一点。它是二十与三十年代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暴露文学"的当代翻版,而在制造上还要粗糙得多。
    
       在未来中国人的心目中,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只是文学的实验室,但却是政治的战场!作为很大程度上是"仿造"(或是师法俄国,或是师法日本、欧美)的宣传品,从内容到形式,初学者的拙劣都在在可见。它的声调犹如变声期的童声,听来裂人耳鼓、令人烦躁,只有他自己为此陶醉甚至骄傲。
    
       伤痕文学在这些方面忠实地继承了历史遗产,而且,它也象二三十年代的历史遗产那样,都是陈年老货,并无新颖内容----被我们称作"现代中国文学主流"的作品,几乎没有一件,不能在外国或古代的作品中找到远较它杰出的原型!伤痕文学也逃不出这个范围。它煽动低级的本能和琐屑的怨恨;而不能远观和净化,达到真正的悲剧效果。更不能揭示人的真实处境,给人哲学的沉思。所以我们说,它只是满足某种政治需要(如,"为特权阶级鸣冤叫屈和为走资派翻案"的需要)的、有意无意的宣传品罢了。
    
       什么是"中国的人权运动和民主运动"?
    
       如果说,"中国古代也有人权思想和民主意识",那是在玩弄文字游戏。中国古代说"人",但不说 "人权";中国古代"民主"指的是"人民的主人"。人权和民主,原是另一种文化即西方文化的产物,这既不值得骄傲,也不必受到蔑视。
    
       人权与民主,在现代中国是这样一种奢侈品;每当现有的统治者,把它作为重要的礼物许诺给人民时,就意味那个统治已经进入晚期。是统治的腐朽而不是仁慈,迫使统治者要靠透支的许诺,来进行"维持会"的活动。
    
       每当被治者(尤其是"知识份子")起来"要民主"、"争人权"之际,就意味著巨大的革命力量正在"以此为聚合的方式,开始准备夺取政权。只是由于力量的不足,它暂时还采取了"要求分享权力"的低姿态。等它的力量进一步增强,改良的摇尾乞怜,就会变为革命的易帜改朔。
    
       就这样,中国现代史常常徘徊在两个极端倾向之间:
    
       一,在这个一盘散沙、自在散漫的费拉人群中,为"富国强兵"而不择手段地推行集权,结果在集权中异化,导致腐败。
    
       二,在高压的集权下,"要民主、要自由、反饥饿、反迫害"的人权呼声四起,演变为广泛的社会叛离。
    
       任何统治者都以不同的程度和形式,倾向于"一";任何被治者至少在宣传上都倾向于"二"。甚至史无前例的集权者毛泽东,在他"夺取全国政权"之前,也还是一位"自由民主的爱好者"呢!哪怕这仅是业余的、客串的、甚至是虚假的即兴表演。
    
       统治者与被治者的这一区别,不仅是"阶级立场"使然,也是西方主导下的"世界时髦"使然。也就是说,"如何运用人权和民主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如何穿戴时装的问题"。这不是说,中国人在观念上不懂得人权、民主;而是说,中国还没有同化于另一种(如西方的)文化的人生态度。在社会合作方面,态度和习惯比之思想和观念重要得多!
    
       是乎非乎,功乎罪乎,不一而足。
    
       这样看来,人权与民主的呼声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兴起,就不是什么突发事件了。这主要不是 "西方思想的传播"这个外因造成的,而是由于"共产主义众神的没落"这个内因导致的。最有趣的,是 "西方"与"中共"这对立的思想两造,在"西方影响导致中国变化"的观念上,出于各自的目的却达成了某种同谋犯的心照不宣;他们因此而热切地共同致力于抹煞中国内部形势的决定性作用。这当然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西方来源",使它的体质过于容易受到西方影响的冲击,因而对新一波的西方侵袭,显得格外脆弱和病态的敏感。
    
       从这种意义看,伤痕文学,人权运动,都有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功能。而中国的特定条件,也必定使它们的性质不同于"世界主义的流行款式"。
    
       例如,人权运动在西方社会主要是左派份子的玩物,是杂交者、群婚者、同性恋者、堕落的艺术家的嬉皮士政治;但在中国,则是右派份子的玩物,是拒绝给别人自由的那些所谓的自由派的招魂幡。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们的联盟也是不可能持久的。随著中国共产党的无心肝统治的垮台,中国的人权份子,必将成长为最激烈的革命者,成为人权运动的超越者!
    
    
    解龙将军:【野蛮的中国】网址:
    http://www.geocities.com/dragon_slayercz/Book2/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6/04/20060412011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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