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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长农民工的“征名启事”让人心酸/赵磊
(博讯2005年09月26日发表)

    
     2005年9月13日,在“重庆市进城务工农民服务工作会议”上,重庆市长王鸿举发出了“征名启事”,号召市民们要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他说:“棒棒”的称呼也是对农民工的一种歧视。为了改变这种歧视,他希望能给“棒棒”另取一个名字,让他们既能体现对农民工的尊重,又能通俗地反映这种工种的特点。(《华西都市报》2005-9-15)无独有偶,2005年9月7日《新京报》发表社论,主张:“要纠正现实中的不公,先从改正称谓作起”,呼吁“废除‘农民工’、‘民工’等这一类带有歧视性的称呼”。最近,一些专家也开始用“性工作者”的新词汇来代替“妓女”的称谓。此举引起了社会的积极响应,认为这对于消除歧视“是很有意义的”,“是出于一种对人性的基本尊重”。(欧木华:《打造无歧视城市就应从‘棒棒’改名开始》,《中国经济时报》2005-9-16)总之,不论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公共治理层面,目前出现了一种乐观的声音,主张通过“改名”或“正名”来改变不合理、不公平的现状。
     (博讯 boxun.com)

      响应王市长的号召,按“征名启事”的要求(既能体现对农民工的尊重,又能通俗地反映这种工种的特点),我十分认真地想了想,觉得以下称谓也许符合王市长的期望:是否可以把“棒棒”称为“搬运工作者”或“搬运师”,把农民称为“地球修理师”,把妓女称为“精神抚慰师”(窃以为这比“性工作者”更有尊严),把东奔西突到处寻找工作的农民工统称为“行者”或“旅行工作者”,以此类推,等等。
    
      可是,读着这些美仑美奂的名称,我的心情很不是滋味,很苦涩。我倒不是觉得这些备受歧视、备受欺压的底层普通劳动者不配享有这些称谓(我始终相信毛泽东的名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而是在我看来,如果妓女、农民工、棒棒们低下的经济地位不改变,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在社会食物链中所处的层级和环节始终居于底层和末端,那么仅仅是改变称谓,又有多大意义?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曾几何时,小姐是一个时尚而又高雅的尊称(记得90年代初期有一次我在餐馆吃饭,叫服务员时,我很正规地称她“同志”,立刻遭到该服务员极为自豪的高声纠正:“叫我小姐!”),可是仅仅过去十几年,小姐就已经成了侮辱性的称呼,现在不得不改称服务员了。
    
      因此,我对王市长“征名启事”的深远意义并不乐观。即使你把妓女叫做“贵妃”、“贵妇人”、“烈女”、“贤妻良母”,除了徒增笑料,又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恐怕就连那些美好的称谓也会跟着一块倒霉。我敢打赌,果真如此,要不了多久,“贤妻良母”也会落到今天小姐称呼的地步,让良家妇女们惟恐避之不及!
    
      我不怀疑王市长的美好初衷,我的意思也不是说不能改称谓,不是说改用文雅一点的称呼就不好,而是说,与其花那么多的精力在称谓上折腾,不如切实地做一些能提高普通劳动人民经济地位的事情。我始终认为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一个阶级的社会地位都要靠经济地位来支撑。其实,人们的社会地位就如同经济上不能独立的女人,离开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的支撑,就注定会成为无家可归的娜拉,一旦离家出走,必然面临“娜拉走后怎么办”的困惑。正因为如此,与那些高喊公平正义的正人君子不同,马克思“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际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 马克思清醒地看到,“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公平、不正义的社会现象决不可能用公平和正义的观念来摧毁。这也正是马克思对空谈“公平”、“正义”始终不以为然的原因所在。
    
      对于弱势群体来说,他们当然也需要美好的称谓,但他们更需要的是:提高哪怕是一丁点的最低工资,提供哪怕是最起码的生存希望,给予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物质保障。如果我们的市长们与王斌余们对换一下身份而不仅仅是称谓,想必对这样“形而下”的“需要”应该是不难理解的。如果我们的市长们能在“进城务工农民服务工作会议”上关注一下这些“形而下”的需要,我想,我们国家离消除歧视的希望,大概也就不会远了。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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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5/09/20050926150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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