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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极端情形下的自由主义
(博讯2005年09月16日发表)

    
    ——农民工王斌余讨薪杀人案评论之二
     (博讯 boxun.com)

    
    从英国恐怖袭击开始,到福州东街口公交车爆炸案,再到今天的农民工王斌余讨薪杀人案,自由主义似乎越来越倾向于精神分裂。一方面反动乱讲秩序尊精英十五年之功不可损,另一方面从最朴素的情感出发,几乎都同情弱者。同情弱者并没有强大的学理支持。如果加以考虑,又有落入新左派谈社会公正的嫌疑,所以干脆缄默不语裹足不前。
    
    农民工王斌余杀人指向了工头,这里的工头背后站着国家的背影,王斌余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时候,指责了国家和政府的不在场。国家和政府的不在场意味着王斌余杀人不只指向了工头,而且是一种政治抗争。
    
    到目前为止,很少自由派知识分子对该案发言,而像凯迪网络猫眼看人论坛这样自由主义的论坛,因为没有精英之累,而在不可遏止的激情支配下,极大地声援了农民工 王斌余,为他能够免于死刑而进行抗争。对农民工王斌余讨薪杀人案,自由主义者除了应该声援,呼吁法院从轻处理外,还有就应该反思自由主义与平常人心的隔阂是不是太 远了,鸿沟是不是太大了,是不是“太精英了,太精英了”?
    
    人为刀殂,我为鱼肉?
    
    
    民工王斌余讨薪杀人的行为直接抵达了秩序和革命之间暧昧阶段最核心问题,那就 是否诉诸于高级法,承认弱势群体的抵抗权,承认对国家违法行为有正当防卫,承认公 民不服从,是否还继续讲权威和无条件的服从,是否因为警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而继 续僵守精英贵族的脾气。
    
    2002年,全国致公党主席中国行政法权威罗豪才到福州大学搞讲座,我和他讨论了国家和政府违法时,老百姓能否按照《刑法》和《民法通则》进行正当防卫的问题。罗豪才教授的观点是,要保持行政行为的效力既定和优先则,政府违法行为如果可以正当防卫,就消解了国家权威,行政法就倒塌了。我当下就想到,当行政法成为体系时,总是要牺牲一定的正义作为前提,可是当国家和政府危害了公民的生命权,而生命权是不可恢复的,那么还能行政优先么?明明是冤枉到死,也只能等死?
    
    自由主义推崇公力救济,抑制私人救济,但是国家已经成为权贵资本伤害私人的机器,公力救济已经被掏空,例如大量司法案件的上访,这时候还拼老命抑制私人救济,不是迂腐,就是政治上自杀。当律师的时候碰到很多冤案,我私下不时地想,封建社会替天行道的,夜里割走贪官酷吏头颅的侠客,可能更符合正义。
    
    
    幼稚自由主义领袖胡适
    
    
    1931 年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的时候,日前声誉最高的幼稚自由主义领袖胡适在《独立评论》(第79号)上发表《福建的大变局》一文,强调说:“必须先保存这个国家,别的等将来再说!,这个政府已够脆弱了,不可叫它更脆弱;这个国家破碎了,不可叫它更破碎”。1947年,在评论国民党政务院发布的反对共产党的战争动员会时,胡适则说到:“政治党派争取政治权力应该遵守合法的方式去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用武力推翻政府并不是合法方式而是一场革命。为自卫起见,镇压共产党的叛乱正是政府的义务。”
    
    自由主义主张温和节制的方式来整合社会矛盾,前提是矛盾不是你死我活的,每一个都有充分的理性并能根据理性行事。可是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即将爆发内战的时候,肯定如施米特说的,是政治高于法律,斗争高于法律,不能用维护既有秩序的法律来衡量。这时候,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关键如何在于寻找政治决断,是从高级法去找,还是从乌托邦和欲望去找。从高级法找是保守主义的,例如美国革命就是这样。而从乌托邦和欲望中寻找是激进的,例如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
    
    从一个现实主义角度考虑,僭主政治因为事关百姓性命和财产,事关秩序和和平,其政治腐败还没过临界点,一般倾向于“先保存这个国家”,过了临界点,如果还喊 “先保存这个国家”,那就是“反革命”,与历史潮流对着干。这些都好办,比较好决断。比较麻烦的是临界点左右,到底是“保存”还是“摧毁”,委实极难决断,也不能不决断。如果选择“保存”,但是死亡已经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是不是“反革命”,损害了老百姓的长远利益;如果选择“摧毁”,就是对和平和秩序中老百姓的一些短期利益的损害。没有任何正当性说明老百姓授权,可以牺牲短期利益来换取长期利益。
    
    每一种选择都有与它匹配的代价。日常和平状态讲秩序也是有好的方面有坏的方面,而且是善多恶少。可是过了临界点,就相反了。这种情况下,继续讲秩序和平是不正义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从来没有取消反抗暴政的权利。而且必须看到,最麻烦的、不三不是的临界点前后,是最合适谈论这些的,因为这些既属于秩序,通过对抗而和谐的 秩序,又属于革命,一些不疯狂的革命。
    
    就像休谟所认为的一样,在极端的时候没有财产权。例如发生了大规模饥荒的时候,生命权必须高于财产权。在极端的时候,像胡适这样尊重一个不合法的,是造成这些极端后果的首恶的秩序和权威,是极为不自由主义的,是极端可笑幼稚的。胡适就没有看到越尊重,恶果就越大,反抗的暴力就越多。胡适为什么就不回头想一想,从长远的眼光来看,超越“保有目前的有限和平和秩序的”的眼光,既然无法避免彻底的崩溃,那么时间拖越长,是不是恶果越多,代价越惨重,还不如现在就“不阻拦公牛,让它闯进本来就破破烂烂的瓷器店,砸得更粉碎”。难道恶果越多,代价越惨重是自由主义的最好的选择。既然灾难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自由主义的责任是维权和建设公民社会,在理论上的次优选择就是:在什么山唱什么歌,应该承认没有政治自由,没有会议民主的一天,弱势群体的暴力首先就是一种正当防卫,至少是防卫过当,当然确实有证据排除 的除外。
    
    对暴力和革命,是裹足不前,还是勇于直面,是自由主义生还是死的问题。上个世 纪自由主义只有昙花一现,被潮流淹没到地底下,其原因也在于此。格里德在《胡适与 中国的文艺复兴
    
    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一书中,拿起胡适先生没有一点劳动人民气 息白皙的手腕,望闻问切,诊断的结果是: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会在中国失败,乃 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和革命的重大问 题提供什么答案。
    
    到了生死抉择的时候了!
    
    警惕,太警惕了
    
    在我看来,半路出家的自由主义和尚胡适,除了地位尊贵被当下吹捧之外,在政治哲学史上,或者对中国政治时局,只是在脂肪上搔搔痒,作个供起来的菩萨用于崇拜信仰一下就完了。拿着美国的杜威回来到处兜售的胡适是一个政治浪漫派,是一个启蒙着,是一个教师,是一杯温和的凉白开。在一个社会矛盾对撞的时代里,好人胡适就别成为政治的药方了,作为一个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者(注意,我这里不认为个人主义是自 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是消极自由意义上立宪者) 的楷模还可以。风雨如晦的时代里 ,在暴力和革命的波涛之中,自由主义应该是一杯五彩斑斓浓烈的药酒,至少也应该是一瓶浓俨的黑墨水,而不是一杯一个泡沫也没有的凉白开。药酒配方不好,可能让人走火入魔,但是凉白开却一点用都没有,迷惑人们服用凉白开耽搁病情,也属于祸国殃民。书斋里的革命,也必须有激情,不能够因为警惕,就让酒精和药味全部挥发,成了 凉白开。
    
    如果光是警惕蜕变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而避开现实,而没有用理性而决断的闪电劈开极权主义合理的内核,即使自由主义还能存活下去,那也是形成拉扯,撕裂和混战的局面。自由主义是极权主义的养父,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会蜕变为极权主义,是因为避开也就是极权主义本身所蕴涵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警惕也没用。警惕了回避了, 问题在我们眼前的消失,并不等于问题的消失。
    
    有激情,才有政治力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索洛维约夫说,不脱离世界,而是走进世界,以便改造他”。保守主义在英国美国是经验主义的,在改革开放后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是经验主义的,但是如今却成了懦夫的政治浪漫主义,一张张没有勇气没有 血性惨白的脸,加上站在太平洋此岸意淫彼岸美好的美国宪政。
    
    ? 基督教打底的自由主义
    
    ? 近代学者刘师培受到卢梭的刺激,到五千年的中华典籍中去寻找抵抗权的依据。结 果乏善可陈,只编成薄薄《中国民约要义》。如今《中国民约精义》早就湮没不问闻。 奴役的传统,哪能有抵抗权的依据?
    
    关节点所在的抵抗权、公民不服从、在硝烟弥漫前后中红十字会般的维权、甚至宽容,都是以基督教为底色的。没有基督教,历史就没有这些。中国近代以来自由主义无法从容面对暴力和革命而失败,原因就是以儒家作为底色。而且是儒家影响了自由主义 ,变为政治不成熟,让自由主义孵化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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