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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泽:农村的历史、现状及改革之一瞥
(博讯2004年11月17日发表)

    近闻《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获得一个国际报告文学奖,两位作者一直纠缠于莫名其妙的官司,大概能因此获得一些慰藉。

     三农问题成为学界焦点话题已经多年,或从产权或从税收或从政权等各个方面进行探讨,政府也的确有了一些作为。但问题的实质基本还没有触及,农村往何处发展,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建设带来的弊端已经不容忽视,而广大农民还在温饱线上挣扎。 (博讯 boxun.com)

    中国的农村几千年来的变化远没有城市大,当北京南京这些古都开始野蛮拆除古建筑的时候,农村基本上还是刀耕火种,住着祖上传下来的老屋。在过去的一百年,虽然政权几经更迭,甚至很多地方都被日本占领过,那条乡间的小路依然绵延宛转通向村里。但物是人非,农村的组织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说前清,就是在解放前的民国时期,农村基本上还是族长制,政府的权力仅仅停留在县一级,下面都任凭其自生自灭,所以共产党能“农村包围城市”。由于历史上的不断迁徙和繁衍,规模不等的同姓聚居地成为农村最原始的状态,一个村庄的人基本上就都是亲戚,辈分高或者有些权势的人一般可以成为大家公认的“太爷”。因为县政府一级基本不管村里的事情,所以农民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在没有切实可行的法律的情况下,土匪和外族势力的入侵就成了最大隐患。为安全计,每个村落通常设有土城壕,规模大的可供全村人居住,规模小的只在紧急时候召集村民暂居。一旦出现邻里纠纷,德高望重和年长者就成为了天然的裁决者。在农村,豪绅是有的,但被共产党称为土豪劣绅的则为数不多。因为大家住在一起基本上都是远近亲戚,能吃饱穿暖,地主们也没必要招惹是非。当然,有些外地流亡来的异姓人恐怕是要受到歧视甚至打击的,但这也不只是地主们做的事情。在《白毛女》里,黄家势力大而杨家势力小,肯定会出事的。那些被称为“有头脸的人”多数都念过几天书,架势仿佛今日之美国,虽然也搞些单边主义的动作,甚至独裁专断,但大多数时候村民都得仰仗着他,乡绅们也愿意出资设立学校,延聘先生,乃至祭祀的牺牲也是他们出大头——可比作今日之美国缴纳联合国会费。按理说,那个时候村落之间的战争应该是常事,但事实上人们最大的威胁都不是邻庄而是到处游走的土匪。所谓土匪,多是地方军的化身,也有中央军打仗垮下来的流兵,也有“共匪”。在很多小说中对此多有描绘。鲁迅的作品中有很多写农村的,比如祝福比如社戏,一个悲惨辛酸,一个恬静温馨,如果能两方面都看到,解放前的农村大概就是那个样子了。

    解放后,农民翻身,党支部入驻到每一个自然村,不但有政府指定的人担任领导,而且还有为数众多的驻村干部。地主自然都被打倒,但贫民们还没反应过来,刚到手的地又被收回去搞合作社了,接着升级到人民公社,这几十年是怎么过来的,老人们的记忆甚至比抗战那会儿跑反还清晰。(日本入侵到中原一带的时候,针对平民的有计划的杀戮渐渐减少,随意枪杀平民的日本兵都会受到惩处,而且随军慰安妇多从朝鲜运来,就避免了中国妇女遭殃。这么说只是实情,至于南京大屠杀的累累血证则是无可辩驳的。至今包括右翼分子在内的很多日本人否认南京大屠杀,恐怕就是他们自己的心理无法接受自己的祖辈能做出如此惨绝人寰的事情,和平年代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战争的疯狂。)每每提起艰苦岁月,总是说“六零年”。七十年代末,人民公社开始逐渐瓦解,后来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很多农民有饭吃了。但因为全国普遍地增加政府基层机构和工作人员,包括撤大区,在乡镇一级建立完善的领导班子,农民的负担又前所未有地加重。几十年间,农村原有的政治生态遭到完全破坏,原来的乡绅们自然遭到镇压,而代之以地痞流氓——很多因为过去被乡绅和村民们打压过才投奔共产党,甘做走狗。即便大多数村民都不满意,但这些书记和村长仰仗着乡里和县里的后台照样胡作非为。

    现在,有些地方试行村民自治,不恐怕应景的成分多,只是给共产党政权装点门面吧。以前也搞选举,乡人大代表和村干部都是直选,可发到手的只有选民证,谁也没见过选票啥样的。过几天大喇叭就说某某多少票当选了。记得小学的时候选班长,那时候孩子们都很有意思,男女对立,本人和一位女生是候选人,那女生很听老师的话,可男生都投我的票,因为男生多,所以票数多,大家都等着我当选呢,可老师说我的字写的不好,给拿掉了,呵。现在基层选举基本上还是这样子,上面说了算。

    即便村民自治真的能推广开来,效果也是值得怀疑。农民需要什么?他们大多数对政治这个东西并不感兴趣,你让他们选自己的代表,他们甚至会有些无所适从,谁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呢。农民最缺乏什么?一个是安全感,再一个是尊严,而安全感又是首要的。几十年来一直说要致富,如今腰里的钱多了一点,可愈加惶恐,愈加愤懑。农民的要求其实很低,你可以不给他们钱,他们依靠自己的双手土里刨食,挣一点是一点,认命了。但你不能因为他们的贫穷而歧视他们,侮辱他们,秋菊为什么要打官司,就是要讨得个说法,讨回尊严。安全感怎么办?近日有报道,卫生部副部长说过半农民无钱看病。别说老农,就是小资,中产也承受不了。一旦家里有个病人,那生活会立即跌入赤贫状态。这是安全感之一。还有土地,政府说抽就抽,赔偿三扣五除,到手所剩无几,本来凑合着温饱,马上吃饭就成了问题。有人说,搞土地私有化。私有又怎样,照抽不误。你说宪法保护私人合法财产,若拿着宪法去告状,把家底赔进去也未必能赢。别说农民,城里人的房子还自己的呢,人家照拆,不服?用北京人的话说,打你丫的。你抗议自焚未遂还得判刑。此为安全感之二。

    建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几十年内都别想。而司法公正,又不仅仅是农村面临的问题。信息产业部要求霸王条款年底终结,有异议者以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为准。可政府断然不会给农民在争取自身权利时任何偏向。农民闹事的能力也是相当厉害的,政府没有疏导的信心,只会镇压。

    农村问题怎么办,说到底就是中国的问题怎么办。认识的前提是:中共不会放弃既得利益。那么如何在这个前提下争取农民和广大老百姓自身的权益呢,对官方话语可以产生一定影响的非御用学者和御用学者们,把握好进谏的技巧至关重要。中国古代专门有谏议大夫之类的官,再早的时候还有专门的说客。(最近看新闻,了解到美国也是有专业的游说集团的。)我想现在也应该有那么一批人专门研究如何进谏,如何巧妙地给政府施加影响,不至于使其被动和恼怒。

    很显然,中共和民众是两条道路上的,所谓三个代表都是屁话。这样,在执政者利益和民众利益发生冲突时如何防止野蛮行为,并尽力争取自己的利益,将是最棘手的问题。 _(博讯记者:草泽)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4/11/20041117231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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