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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小说连载:《致命武器》 第九章:拆迁之歌 (两岸政客和人民必读)
(博讯2004年11月14日发表)

    拿着戚处长的介绍信在广州市多家医院特别是靠近尸体发现现场的三所医院详细了解情况,可是一个月过去了,杨文峰对器官移植的知识虽然不停增加,然而案件仍然没有头绪,更不用说突破。所有有能力做器官移植的大医院都没有在他所列出的时间里做类似的器官移植手术。杨文峰有些垂头丧气。

     这期间他们三人一度朝另外一个方向摸索。当时杨文峰提到毫无头绪时,梁科长无意中提到人体器官走私。在杨文峰的追问下,梁科长说:深圳通向香港的口岸罗湖口岸的边检人员以前抽检时发现有人使用保温饭盒盛着人体器官出境,后来虽然那人声称有医院的证明,但公安机关却无法查实医院是从哪个死者身上获得的,因为医院隔三差五总有人死去后被烧掉。由于香港医院有病人正等着这个肝脏过去救命,所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深圳的罗湖口岸是中国边检检查最松的口岸,过去一年大概抽查的旅客不到万分之一,就是这样也查出了好几起携带器官出境的案子。可想而知,那个口岸每天大概都会有一两个走私器官的经过。香港的换肝技术全世界第一,而香港人十个人就有一个肝脏有问题的。另外香港的各医院加起来,每天都平均有至少上百人在等着人家的器官救命。香港人寿命之长在全世界平均第二,交通出事率也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三十,这一切使得香港对人体器官如饥似渴。 (博讯 boxun.com)

    根据梁科长的这一说法,杨文峰又开始朝这个方向侦查。但结果仍不乐观,首先如果是要走私器官的话,应该不会在广州市区对人下手,因为这三个抛尸体地点都是以广州为中心的郊区,三个案发地点正好形成以广州为中心的三角形,这说明器官需要地点就在广州市区。而且如果是从器官新鲜程度来说,要走私到香港的器官最好是在深圳摘取才对。

    两个多月下来,杨文峰还是一无所获。让他烦躁的还有外甥李昌威,两个多月来收不到昌威的信,一直不知道这孩子走出垃圾堆没有?这孩子家里有20万元,可是还是要出去闯,而且为了买件像样的衣服进城,宁愿和其他同伴住在垃圾场,边捡垃圾边熟悉情况。杨文峰心里一直不舒服,又无法联系到他,想必垃圾场是没有邮政编码和邮件箱的。好不容易等到昨天收到了昌威的来信,看过后却更加不安起来。

    今天一早,杨文峰就被王媛媛叫到办公室。每个星期总有两个晚上和杨文峰一起卿卿我我的王媛媛在工作场所有模有样,特别是谈起正事,更是一本正经。她把一卷材料放到桌子上。

    “昨天我们开了一下午的会,吴力超总编辑对我们的工作有些不满意,我看残肢的案子是否可以先放一下?虽然十八具尸体的连环凶杀案全国少有,但是如果老是这样耗着,无法破案的话,也不是一个事。”

    杨文峰听王媛媛说着,也赞同地点点头。王媛媛继续说:

    “吴总编认为我们必须加强台海形势的报道,增加报纸的国际版面的焦点追踪。我非常赞同。南方两份发行量一直压住我们的《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一直以国内焦点为主,对台湾问题和国际焦点比较忽视。我们在和他们的竞争中必须扬长避短,吴力超总编辑觉得我们应该借鉴北方的几份报纸的成功经验,例如《环球时报》等,多报道台海局势和国际形势,吸引读者,抓住读者。”

    杨文峰又点点头。王媛媛把手一摊,“你看,会议上大家都想到了你,当初调你进入编辑部就是要借助你国际知识的专业。现在你看怎么样?该怎么入手?”

    杨文峰嘴巴微微张开,不知道说什么好。王媛媛看到杨文峰的样子,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杨文峰这时才开口。

    “台湾陈水扁再过几个月就要修宪,北京军委主席易人,虽然现任军委主席没有改变前任的强硬调门,但大家都知道,资历还欠缺的现任军委主席绝对不敢动用军队对付台湾,另外,北京过去一年也渐渐降低了压制台湾的调子,本来陈水扁答应修宪不涉及国旗、国号等敏感议题的,现在却又在蠢蠢欲动。如果台湾在陈水扁策划下,制定与‘一个中国’背道而驰的新宪法,而且在2008年乘中国奥运会无暇顾及台湾之时实施新宪法,那么未来两年两岸之间必定剑拔弩张!这也就是说,你们的决定是对的,我可以在报纸开办一个专栏,系列跟踪报道台海局势,标题就叫‘台海必有一战’,你看如何?”

    王媛媛微微张了张嘴巴,忍不住向杨文峰投来赞赏的媚眼。王媛媛对杨文峰一直有种说不出的感情,有时觉得他傻乎乎,有时觉得他普普通通,可是有时又突然觉得他很有深度,又或者有些神神秘秘。这时,采编一组的小吕敲了下门,喊道:“杨文峰的电话。”

    杨文峰拿起桌子上的电话,按了闪着红灯的那条线,“您好,《南方周报》,我是杨文峰。”

    电话那边没有讲话,先咳嗽了一下才说:“小杨呀,是小杨吧,啊,是呀,我是……对,听出来啦,对,我是你周伯伯。嗯,不好,我现在在公安局,增城市新塘镇的公安局,啊啊……”

    杨文峰对着电话讲了好一会才放下,王媛媛看着他为难的样子,关心地问出了什么事。

    杨文峰说,周伯伯在广州郊区的新塘镇被公安局扣起来了,周伯伯打电话让我带五千块钱去领他出来。

    王媛媛迷惑地看着杨文峰,“你说的周伯伯就是……”

    “不是他还是谁,我能有几个周伯伯。”杨文峰数落道,“这个老顽童,七十多岁的人了,还坐不住,每年利用过来广东避寒的机会走街串巷,搞什么社会调查。常常为我惹麻烦呢!”

    王媛媛吃惊地张着嘴巴,她真担心自己激烈的心跳声会从张开的嘴巴传出来。她快速地思考着,手心被汗湿透。

    就在看到杨文峰准备出门了,才回过神来,立即站起来,拿起外套,“我和你一起去!”两人刚刚走出门,王媛媛又想起来,说,“叫上梁科长吧!”杨文峰说这是好主意,王媛媛边走边用手机拨通了梁科长的手提电话。

    三个人在公安局楼下会合,然后两部车一前一后向新塘镇开去。梁科长听说是地方公安派出所竟然扣留了杨文峰口中的周伯伯,很是不解,也有些紧张,于是也不管那么多,打开了车顶上的警报器,一路呼啸。杨文峰坐在王媛媛本田车里紧跟其后。虽然路上的车对于这一前一后呼啸而过的车队不屑一顾,但杨文峰还是透过车窗玻璃看到站在路边的大部分盲流都回过头来肃穆地盯着自己的车看。

    半个小时不到,两部车已经停在新塘镇西城派出所门口。看到省里公安厅的警车驾到,派出所所长有些紧张,连忙把三人迎了进去。梁科长被所长请进办公室,杨文峰和王媛媛则被带到一间会议室模样的房间。

    王媛媛看到一个七十多岁老头腰板挺直地端坐在那里,杨文峰快步走过去,握住老人的手:“周伯伯,您没有事吧?”

    被称为“周伯伯”的老人慈祥地笑着,摇摇头,“没事,没事!”

    杨文峰有些抱怨地放开他的手,说:“您呀,怎么总是这样,要是真出事那可怎么好?”

    “不会的,不会的。在我们的国家怎么会出事?能出什么事?”老人说着,用随身带的手帕擦掉嘴角的口水。杨文峰这才想起介绍王媛媛。周伯伯站起来,握着王媛媛的手,边打量边赞道:“这就是你说的姑娘,好好,果然不错。标致得很呢!”

    王媛媛也不知道杨文峰都给周玉书讲过什么,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忍不住回头假装狠狠地盯了杨文峰一眼,杨文峰笑了笑。

    王媛媛乘机打量起老人,老人比自己还矮半个头,然而腰板挺直,精神抖擞,满面的皱纹和慈眉善眼都流露出亲切的样子,然而老人握自己的手有些微微发抖。

    “这次您又在搞什么调查,周伯伯,我说您就不能够休息休息?”杨文峰佯装生气地说。老人笑呵呵地并不介意,“这次呀,我是调查广东地区的传销活动。”老人边说边在口袋里翻找纸片。杨文峰挥了挥手,“周伯伯,您就留着您的调查结果吧,我都告诉您啦,这样的调查都有很多登在报纸杂志上,您却偏要自己去搞。”

    “自己做的才最真,才有意思。”周玉书老人认真起来,杨文峰一看老人严肃起来,也就打住话题。三人又闲聊了十几分钟,梁科长和派出所所长走进来,所长连连道歉说是误会,并客气地送三人下楼。

    这也是梁科长第一次见到国家安全部情报局退休局长周玉书,他眼睛里露出了复杂的眼神。对老人,他并不陌生,事实上,在整个中国政法系统里,谁没有听说过周玉书,谁又不知道一两个老人传奇的事迹?

    车回广州后,梁科长先开车离开。杨文峰和王媛媛开车送周玉书到下榻的广东省国家安全厅环市东路招待所。一路上老人兴奋异常,对坐在旁边的杨文峰叽叽嘎嘎说个没完,还不时翻出口袋里的小纸条以及手提袋里的笔记本,告诉杨文峰自己对广东地区传销行业的耳闻目睹。王媛媛从倒车镜里看着这个老小孩认真的样子,觉得又好笑又失望。但瞥见杨文峰一本正经的样子,她也就不说什么。车快到招待所时,老人说:“我发现,这传销业还真像情报机关发展组织呢,特别是国家禁止传销业后,广东的传销业转入地下,一个个都好像秘密组织,组织机构盘根错节,管理严密。”杨文峰听后哈哈大笑起来,周玉书也笑了,老人一笑,口水鼻涕都流出来了,于是又掏出手帕擦脸。开车的王媛媛也礼貌性的笑了两声。

    一切安排好后,杨文峰说“明天过来看您”,然后和王媛媛离开了。

    送杨文峰回宿舍的路上,王媛媛看到杨文峰一言不发,于是边开车边伸手过来安慰他。

    “文峰,不开心?”

    “今天有点烦。”

    “其实,”王媛媛安慰道,“人老了就是这样,我也没有想到你的周伯伯竟然被一个小小的公安局派出所扣押起来……”

    “你说什么呀,”杨文峰侧过头来,“我不是为周伯伯的事烦。周伯伯没有什么事呀,他老人家就这么个老顽童,退休后不想停下来,就搞什么社会调查。特别是老伴去世后,他不愿意住在北京,而且一刻都不想停下来,过去几年他靠自己搞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调查,从南方妓女卖淫,到赌博,再到现在的传销,什么都搞!”

    “可是,他自己提个小袋,抓几张小纸片,能搞什么调查?不是浪费时间?七十多岁了,搞不好就随时在路上出事了。”

    “你说得是!”杨文峰皱眉道,“下次我无论如何要让他带上手提电话!”

    “文峰,我刚刚听到你们在车上说到他的调查时,你倒挺认真的,你是假装认真安慰老人吧?”“那怎么会呢?”杨文峰心有所思地答道。“可是,文峰,”王媛媛说,“你不得不承认,他的那些调查,广州任何一份小报上都有呀。”“不错,”杨文峰说,“他每天靠这种原始的方式搞调查,据我所知,他所收集的资料从来没有什么与众不同。可是,哎,怎么说呢,你没有明白,哪怕是再普通的资料,在不同人的眼里,能看出不同的问题,归纳出不同的结果,起到不同的效果。”王媛媛不解地转头看着杨文峰。杨文峰想了想说,“我举个例子吧。周伯伯完全退下来后做的第一个社会调查就是关于赌博。你知道周伯伯在位时控制着全世界只要有华人参观的所有赌场的情报布线,更不用说澳门了。按说他老人家对于中国人的赌性和世界赌场华人赌博情况的了解无人可以出其右吧。其实不然,周伯伯在退休后靠自己两条腿走了很多地方,而且靠自己的眼睛观察了很多赌博现象,例如有一次他为了研究中国人打麻将的习性,他半夜三更从一栋居民楼换到另一栋居民楼,然后在楼下站在那里听楼上有多少起麻将声。一年之后,他写出了自己对于赌博的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后来被中央高层认真考虑。当时中央也在苦恼改革开放以来,每年几百亿的赌资随着中国游客流到美国、东南亚、澳洲和澳门等地。而且正在考虑是否开放海南特区作为开赌区。周伯伯的报告上去后,中央立即有了主意,首先决定,督促澳门开放赌权,使得美国等外国人可以到澳门设立赌场,打破了澳门由一个何姓赌王垄断开赌牌照的局面……”“这么厉害?”王媛媛吃惊地问。“不错,就是这么厉害。其实周伯伯用自己耳朵听到,用眼睛看到的东西都是我们每天耳闻目睹的,没有什么奇特之处。然而这些资料到了他的脑袋中,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真是火眼金睛!”王媛媛叹道。看到杨文峰又沉默下来,王媛媛紧接着问,“对了,你心情不是老头弄坏的,那是为什么?”“我担心昌威那孩子,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杨文峰这才长长叹了口气。“昌威怎么了?”王媛媛担心地问。“哎,”杨文峰又叹了口气,摇摇头,把自己的担心一五一十说出来。听完杨文峰的担心后,王媛媛还是没完全闹明白。这时车已经停在汇侨新城杨文峰公寓前,王媛媛说,自己想留下来陪陪他。杨文峰点点头。上楼后一进房门,王媛媛就把温柔的嘴唇贴上来亲吻他,然而当她感到杨文峰在自己的温柔嘴唇下仍然满腹心事的时候,停了下来。她想让杨文峰开心,于是问他自己是否可以看一下那些让他烦恼的信。杨文峰把李昌威过去几封信都拿出来给王媛媛看,最后把昨天收到的信也从口袋里拿出来。王媛媛边看边听杨文峰在旁边不时的插话。

    舅舅:您好!我已经离开垃圾场一个月了,由于到处打零工,居无定所,所以也就没有给你写信。今后如果还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我无法给你写信报平安,你就只当我一切顺利。我已经完全可以照顾自己了。我发现出门在外,比读书上学时成长得快几倍。其实如果我们知道门路的话,可以更早离开,有很多民工集中的地方都有不少有用的消息,只是我们不知道在哪里。离开垃圾场时,好多垃圾场的孩子过来牵着我那条还剩下的右臂依依不舍,让我好难过。我粗粗估算了一下,全中国这种靠城市垃圾为生的农村人口不下七十万,这还不包括那些收垃圾的民工。这五十万垃圾居民为了第一时间从城里运出的垃圾中找到有用的东西而基本上都得住在垃圾场附近甚至垃圾堆中。我觉得生为农村人,能够艰苦点住在垃圾中挣一份固定的钱未尝不可,可是我一想到那些孩子,心里就不好受。仅仅我们这个垃圾场就有几十个孩子是长年生活在垃圾堆中的,有少数长到四五岁还从来没有离开过垃圾。他们的父母总是乐观地对我笑着说:没有什么,好在城里人生活水平高,这些年,也没有亏待我们。垃圾里什么都有,我们的孩子从玩具到牛奶瓶子样样不缺!可我心里还是难受。离开的时候,我写了一首小诗,我还读给那个从来没有离开过垃圾场的五岁小女孩听。我现在读给你听:

    垃圾之歌:

    从呱呱坠地,我们就生活在这里,这里什么都有,我们丰衣足食。

    东边是垃圾,西边也是垃圾,我们成长在垃圾堆里,我们丰衣足食,我们无忧无虑。

    垃圾堆外面是什么,垃圾外面还是垃圾,我们生活在垃圾世界里,整个世界,都是一堆垃圾!

    我念完诗,那个小女孩眼睛睁得大大的,那眼睛真好看。那眼睛让我想起了我初中时的同桌……不过她显然一点都没有听懂,我好气馁。我决定今后再也不写诗了。舅舅,你一定不觉得可惜,你从来没有评价过我写给你的诗。我不再写诗了!我们几个人离开垃圾场时,几乎每个人都穿上了新衣服,而且我们也像城市人一样把我们的行李主要是铺盖塞进了大行李箱,那是我们在垃圾堆找到的行李箱。小柱子最先找到工作,他是我们里面身体最强壮的,他在劳务市场只站了两个小时,就被浦东第六地产开放公司的包工头带走了。听说包吃包住,一个月还有六百块,我们羡慕死了。可是问题是他们三个都没有他强壮,人家不要。至于我,包工头们根本没有看第二眼。哪里也看不见一只手的人去搬砖运钢筋吧。没有想到,上海这么多机会!我们还没有羡慕完小柱子,二狗子就被人看上了。看上他的是上海中台合资制药厂,他们看二狗子白白净净的样子,就招收二狗子去作为药品试验人。那工作只是在药厂有新药问世时先试吃试用,看看药物是否有副作用。平时根本不用干什么事。也是包吃包住,一个月五百多块。我很喜欢这个工作,也就是像个实验室的白老鼠,这样平时不是就有时间看书了?可是人家说,由于我少了条臂膀,有些药物的试验结果可能会出现偏差。就这样我眼巴巴看着二狗子也被领走了。剩下我们三个人,开始都有零工打,我虽然不比他们两个差,可是人家看到我少了一条胳膊,总是不愿意雇我。不过看到他们两个基本上靠打散工可以维持下去,我也就安慰了一些。我内衣口袋里还有一些钱,那是妈妈不放心,在走之前晚上把钱用厚塑料袋封死后缝在我内裤上的。要是万一不行,我就撕破裤子拿一些出来用。不过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这样的。让我安慰的是他们几个都可以了,他们没有额外的钱,如果真是一直找不到工作,会去要饭的。不过,这是耸人听闻,盲流总有办法生存下去,要饭不在我们的字典上。上海真漂亮,我在这里很少看到缺一条胳膊的人,更不要说缺一条胳膊的盲流了。上海人其实也很和善,特别是对于缺了一条胳膊的我,他们不像对其他盲流一样吆三喝四。不过我还是强烈感觉到,我在这里不受欢迎,他们客气,但却是客气地想让我消失,让我不要站在显眼的地方,让我到遣送站……我的机会来了,两个星期前,一个小老板模样的人来到临时劳务市场,盯着我看了半天。我注意到其他的盲流看到他就闪开,但是我不怕,我也盯着他看。他笑笑,说:跟我走吧。我就准备走,有一个站在我旁边的盲流扯了扯我的衣服,小声说,小李子,不要去!他是上海市拆迁公司的,他们都在干伤天害理的事,城市人对他们咬牙切齿呢!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我又不是城市人,于是我就跟他去了。我现在上班的地方是上海市第八城建公司拆迁部。我的工作就是在拆迁遇到钉子户时,勇敢地站到推土机前面,让那些哭天喊地的老头老太太看清楚我是少了一条胳膊的工作人员,如果他们想与推土机对抗,就要先通过我。当然如果他们通过我时,发生推撞,伤害了我这个残疾人,躲在推土机后面的大汉们就会一拥而上,收拾他们。

    上个星期我们公司成功拆迁了徐汇区的钉子户,老板一高兴就奖励了我一千元,还当着拆迁全体人员表扬我主动工作,身残志不残!

    我想我受之无愧,事情是这样的。我被老板领着赶到一个钉子户霸占的拆迁现场,据说,公司这是第十次去,都没有成功。我们赶到现场后,果然那个钉子户江老爹摆着桌子椅子坐在房子前。我按照公司老板交代走过去。那老头抬头看见我,瞅了我的胳膊一眼,拿起了桌子上的一本薄薄的书。“我有《宪法》在手,你想怎么样?”他的声音沙哑,显然是多日抗争的结果。

    “请您老人家让开,这里要拆迁!”我平静地说。

    他举起那本书,“我的权利受宪法保障,私有财产受宪法保障,刚刚不久才通过的。你看清楚,这是最新版本的宪法!年轻人,你见过《宪法》没有?!”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叫《宪法》的东西,我知道那里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我一直无缘相识。我想今后一定好好研究一下,那到底是什么玩艺。为什么无论是政府还是对抗政府的人,在搞急了的时候,总是把这本小书本抬出来?

    不过当时我只是按照公司的交代干巴巴地说:“老先生,那本书我还没有时间看。不过今天你一定得让开!”

    那姓江的老头一看自己孤立无援,马上变了副嘴脸,声音可怜巴巴地说:“小兄弟,我的八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他们拆毁后只赔偿我一百二十万。在上海我只能买一个三房的小公寓,还不能脚踏实地,还得悬在半空,这不公平呀!”

    我听到一百二十万着实吃了一惊,脑袋转了好几圈才感觉到那到底有多少。之后,我就晃动着我的空袖管,冷冷地说:“一百二十万还嫌少?我这条手臂只值二十万!”

    那姓江的老头一听就沉下脸:“你算什么东西!顶多一个残疾盲流!一钱不值!”

    这句话激怒了我,我忘记了公司的交代,忍不住一脚踢翻桌子,把茶水搞泼,把宪法踩在地上,恶狠狠地盯着那姓江的:“今天除非你再拿掉老子一条胳膊,否则你就得让开!”看到吓得战战兢兢的老头,我又加上一句:“什么保护私有财产,老子一无所有,那是保护你们的,这本宪法和我无关!”我又使劲踩了一下那本叫做的宪法被有些人认为很神圣的书。

    我的愤怒的动作不但让老头惊慌失措,而且让躲在推土机后面的老板也手足无措。不过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出面制止,那姓江的老头倒先退缩了,他一边哭喊着,一边离开了现场。由于他边走边哭,也算是给自己找到了台阶下。我想,他大概本来也有自己的计划,如果可以多搞几万赔偿就好,如果搞不到,一百二十万也足足够他花天酒地到死去,犯不着为维护宪法上规定的自己的所谓权利与我种命不值钱的盲流对抗。

    我那天真的愤怒了,可是老板以为我在演戏,并且鼓励我今后要经常发扬这一特长,为拆迁公司效劳,为建设美丽的大上海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可是,舅舅,我却有些后悔自己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我到底怎么啦?

    事后听拆迁队的民工说,他们从来没有看到一个盲流也会发这么大的火。我也想起来了,走的时候,老一辈盲流怎么交代我们的?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样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城市森林里生存。可是我到底是怎么了?后来我想,会不会和老人拿着作为护身符的宪法有关?

    我说没有读过宪法也不全对,其实从小学到中学,我们学习了很多有关宪法的知识和具体条文。例如我们国家的宪法就规定我们国家人人平等,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公有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国家的财产属于全体人民所有。所以当我们农民的土地被剥夺被收回国家所有的时候,当我们的农田、我们住房被征收,被一条条道路取而代之的时候,我们不但不伤心,反而欢欣鼓舞,因为我们是最富有的,我们拥有整个国家,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不是吗?可是某一天,当财富都集中到城市人手里,当一些人把国家的主人——农民和工人的财富都收归己有的时候,当贪官污吏都靠巧取豪夺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宪法突然宣布要保护私有财产,请问,我们九亿农民有什么私有财产!我们一亿到处漂泊流浪的盲流也一无所有呀!既然我们农民的土地都是国家所有,上海那些小瘪三霸占的国家土地凭什么成为自己的私产,又凭什么拿那么多人民的血汗钱补偿他们?

    舅舅,我的想法可能不对,或者说不是你们可以接受的想法,可是那天我就是这样想的。这两个星期,拆迁队再接再厉,又完成了好几处拆迁。低矮的房子慢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漂亮的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我站在这里感到头昏眼花,缺少了一条手臂让我走在这里觉得地上高低不平,是人间路不平,还是我失去了平衡?

    有时,我感觉到自己是那么的孤单,虽然全国有一亿盲流,但我们每一个都像漂泊在大海里的一片叶子。一旦离开了家乡,我们就永远无法靠岸,因为我们不想回到荒芜的家乡,却也无法真正进入到城市。我们只能这样漂泊着。

    舅舅,等再攒一点钱,我就离开上海。我想到温州,还有其他很多地方。

     外甥:昌威

    王媛媛看完,若有所思地放下信:“昌威这孩子倒很有想法,看问题也有他的一套的。”

    “可是,他只是个盲流。”杨文峰皱着眉头。

    “盲流怎么啦?”王媛媛不解地问。

    “你还记得我们刚刚看过的科幻电影《智能叛变》(I,Robot)吗?”

    王媛媛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提起电影,点点头。那是美国去年上映的很卖座的科幻电影,故事发生在2035年的芝加哥,那时科学的发展已经推陈出新好几代智能机器人,这些机器人从事人类不再愿意干的苦力、脏活和危险的工作,他们任劳任怨,从不抱怨。而且在他们的智能芯片中早输入了人类预先为他们设计好的最高指示,那就是绝对不能反抗人类,而且绝对服从人类的任何指令。本来这些机器人同人类相处得相安无事,可是有一天某位机器人脑袋里的程序突然出错,这个机器人竟然可以自己思考,可以从机器人的利益考虑问题,结果他不但抗拒人类的命令,而且还杀了人。这些不再受人类控制的机器人引起了人类的恐慌,要就是学会了思考的不受人类控制的机器人起来造反,最终摧毁人类,要就是人类摧毁这些他们制造出来供自己奴役供自己享受的机器人。王媛媛和杨文峰一起看过这个电影,电影中那一个个面无表情灰白的机器人一度让她感到恶心和害怕,她紧紧抓住杨文峰的手。

    “那些机器人……你不觉得广州市街边的盲流和那些机器人极其相像吗?”

    王媛媛听到杨文峰这样说,心里一震,确实,他们太像了。广州市街旁路边灰头灰脑的面无表情的盲流和电影中那惨白的面无表情的机器人交替在她脑海中出现,她又有些害怕起来。

    “他们站在路边,等着这个城市里的红男绿女们招一招手,然后二话不说,就去干最脏最危险和最艰难的各种工作,可是不论是广州的城市人还是政府的公务员们从来没有把盲流看成为和广州城市人一样的‘人’。盲流们自己的脑子里也早就被控制着这个国家意识形态和宣传工具的‘人’们装进了固定的程序,那就是他们是弱势团体,他们是天生贫穷,他们是最后富裕或者永远不会富裕的那一部份,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副产品,他们是祖国繁荣富强、政治稳定、和平崛起不得不牺牲的那部分,他们的农村户口让他们低人一等……千万不要想着反抗,甚至最好是不要去思考,因为如果出了什么错,城市里的‘人’,政府里的‘人’,会把你毫不客气地像摧毁机器人一样‘灭’掉!”

    “文峰,别说了,怪可怕的。”王媛媛恳求道,她看到杨文峰越来越激动,这个时候,她感觉到他在慢慢地滑向很远的地方,离她而去。

    杨文峰叹了口气,缓缓地说:“媛媛,你每天都经过站在路边的成百上千的盲流,你认为他们会思考吗?或者你想过他们会有自己的想法吗?又或者你能够设想他们思考昌威思考的那些我们每天都碰到的问题吗?最让我害怕得是,思考会把昌威带到哪里去?当他的脑子里的程序被破坏后,会有什么结果?”

    王媛媛认真想了想,摇摇头承认道:“这倒是,我从来没有想到作为一个盲流也会有思想,也会有独特的思想。刚才你提到昌威,我只是想到他是你的外甥,竟然忘记了他只不过也是一名到处漂泊流浪的盲流。”

    杨文峰表情有些痛苦,摇头说:“我不知道,也许鼓励这孩子读书,他反而学会了离经叛道的思考,最终却会害了他!”

    王媛媛听着,想到了自己,思考是痛苦的,自己已经深受其害。当然她可以想象得出,如果一个像机器人一样的昌威学会了思考,那将是更加痛苦的。对于他们,接受人家编好的程序,接受自己的命运,安分守己当一名农民和盲流也许是最‘幸福’的。这时王媛媛的心灵深处涌出来一股痛苦的酸水,好像要从喉咙和眼睛流出来似的,她竭力压抑着。

    “唉,”杨文峰好像自言自语地说,“也许我杞人忧天了,也许我像好莱坞的电影导演,担心那些机器人最终会跳起来反对人类,担心昌威这些农民和盲流……”

    杨文峰说着,王媛媛默默地听。她依偎到他怀里,轻轻地转移话题道:

    “文峰,我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有时我觉得了解你,有时又觉得你好陌生。”

    杨文峰“哦”了声,他心里又何尝不是这样,自从两人发生了性关系后,本来以为会更加亲密无间,然而事实却并不是这样。杨文峰多次发现热情似火的王媛媛无论在干什么事甚至包括做爱时,会突然在刹那间显露出一种陌生的表情或者举动,仿佛是另外一个人……让杨文峰迷惘。虽然王媛媛出现这种情况的时间非常短暂,但都让杨文峰感觉到一种可怕的陌生,并怀疑自己眼前的王媛媛是否是真正的王媛媛……

    这时王媛媛又柔声地说:“很多同样的东西看在你眼里会产生和平常人完全不同的感觉和结果,有些让人兴奋,有些让人害怕,还有,还有……我感觉到,你和周伯伯一样,仿佛有洞察人心的能力,有时我感觉有些害怕!哦,我想起来了,我现在知道你和周伯伯为什么会成为忘年交。你们两个人如此相像!”

    杨文峰只是笑笑,轻轻抚摸着媛媛的头发。王媛媛再次把温柔的嘴唇凑上来,杨文峰低下头把自己的嘴唇压上去,王媛媛发出了轻轻的呻吟声……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4/11/20041114134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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