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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见证历史--在成都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工作的日子
(博讯2011年12月05日发表)

     来源:参与 作者:铁流
    
     (参与2011年12月4日讯) (博讯 boxun.com)

    
    
    
    见证历史
    
    
    
    《我所经历的新中国》第一部“天翻地覆--
    
    在成都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工作的日子”
    
    
    
    
    
    1953年四川省改制全市编制调整,龙潭区与金牛区合併为一个区,我上调到成都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作秘书,掌管人委大印。新中国成立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建制沿用中国传统称谓叫政府,后来毛泽东强调“以俄为师”和“一边倒”的政策,从1953起去政府改为“委员会”,但首脑人物仍称市长,老百姓也不叫委员会还是叫政府,但掛在大门前的牌匾却是委员会。
    
    当时成都市市长叫李宗林,常务副市长是米建书,另外还有两个“摆设”性的副市长,一个叫李劼人、一个叫黄渔门,两人都是非党人士。李李劼人是文化界名流,著有乡土文学《死水微澜》、《大波》;黄渔门是大资本家,裕华紗厰的老板,拥有小洋楼、小汽车。1957年李劼人在整风座谈会上因说了“流沙河、石天河、晓枫是文艺创作新秀,希望党能爱护他们”,几成右派份子,检讨认错认数十次逃脱此劫,自此闭嘴不言。黄渔门在“五反”中被定为“五毒俱全”的资本家,自然辙销了职务。
    
    市人民委员会座落在市中心的老皇城内,传说这里是当年蜀汉刘备的都城,有点类似北京的故宫。它的四周是高大的城墙,虽然不少地方已经坍垮或拆除,但正南方仍有三座的石砌拱门,坚实高大可通汽车。拱门外约五百米处有条环绕城墙的小溪叫金水河,河上有三座拱樑石桥,其形状格调近似天安门前的金水桥,故成都皇城有小天安门之称。每逢“五一”、“十一”举行盛大庆祝活动,省市高官都要登上城楼在这里检阅数十万省市游行队伍。皇城内有两座高大的大殿,一叫明远楼,一叫致公堂。致公堂外有个高大的石牌枋,上书“蜀求俊义”四个大字。我去时明远楼已是会议厅,省市领导重要会议都在这里举行,周末则是首长们秘密的舞厅;致公堂是大会议室,市里上千人会都在这里召开。
    
    古皇城的迁变
    
    其实这儿不是蜀汉都城,据李劼人先生考证说:这儿是清朝考选秀才举人的贡院。凡有贡院的地方都有致公堂、明远楼,但都没有成都的崇宏伟丽,因它原是明太祖朱元璋之子朱椿蜀王府的所在地,1644年张献忠称帝自立的“大西帝国”亦在此定都。这个杀人如麻的千古一魔及其短命政权崩溃败逃时,即将宫阙付之一炬。在当年那场罪恶的乱世烈焰中,独有巍峨的石狮、城门洞及城楼尚未化成灰烬。清初,首任四川巡抚张德地在皇城残址上修建了贡院,为朝庭选拔人才,除建有致公堂、明远楼外、还有清明堂、衡文堂、文昌殿、抄录房,受卷所、布科所等多处房屋,另有考棚子一万三千九百三十五间。
    
    贡院的建筑规格与质量虽不及原来的宫阙辉煌,但仍然沿称皇城,它既是老成都不可或缺和遗忘的圣地,也是不容恶人玷污的文化象征。所以,当辛亥的共和旭日刚刚升起时,革命军特将清朝末代总督赵尔丰斩首于此,庄严宣告上下五千年的封建帝制,尤其是古蜀大地蒙受的血洗劫难将从此结束。据史料记载,其时锦官城及周边的金温江、银郫县、双流及新都等城镇的鞭炮完全脱销了,以“湖、广填四川”的外来移民为主的川民们,在彻夜的爆竹声中彻夜欢庆,他们站在封建王朝留下的废墟上,深情地仰望着天边的共和旭日,梦寐着“耕者有其田”的安宁日子,响往着即将引领中国走向民主富强的“三民主义”,誓在“历无饥馑”的西川千里沃野之上首先绽放绚丽的民主花朵。
    
    清室退位,民国成立,在废科举的大潮中考棚被拆除,只留下一片空地,一般人呼为皇城坝。可以这样讲:成都老皇城浓缩着并见证了明、清及中华民国以来太多太多的风云际会和惨绝尘寰的历史悲剧,具有极高的历文物价值,当属国之瑰宝。想不到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好的古迹与环境,竟在“文革”中彻底毁灭,变成了“红太阳”的万岁广场,谁之过也?
    
    “文革”造反派为大树特树暴君毛泽东,在张国华将军一声号令下,公然拆除这座有近千年历史的古皇城。拆除时竟无一人敢公开发出杂音。倘若当时真有一个不识时务者,即可堪称血溅轩辕留名千古的民族英雄。但只有老天爷才敢默默喟叹:犯罪啊!造孽啊!自“反右”后中国几乎没有一根硬骨头了,无论知识份子还是普通市民全无脊梁。莫看那些自相残杀者一个个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其实他们都是缺失了思想的佝偻病患者,除了只会随声附合甘当傀儡推去杀人或被杀外,还有什么本事呢?
    
     1967年6月6日,在成都军区的支持下,以“红成”为主的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总部(简称“地总”), 就在皇城坝举行了异常隆重的破土奠基典礼,其中最为壮观的一幕莫过于挥着海洋般的小红书蹦跳着的忠字舞,尤其是小脚女人方阵蹦跳的忠字舞——比之当年张献砍下三百双“三寸金莲”为“大西国”点燃的“莲花灯”,那昔日的小巫也只可算作仰望今日之大巫了。后因两派混战延至”1968年12月1日上午才正式破土动工。请历史记住这个日子:就是这一天,皇城古建筑群落就在阵阵巨大爆破声中灰飞烟灭了。
    
    当月3日《工地战报》(第4号)对此举用了通栏红色标题《红心奋勇摧毁千年城堡 赤胆全为敬爱领袖毛主席》作了如下描述: “本报讯 12月1日上午,旧皇城大门洞的左右两侧写着‘奋起毛泽东思想千钓棒,彻底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及其同伙的独立王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标准高水平高速度完成敬建工程!’的大幅标语。工人们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厚阶级感情,把刘少奇、李井泉两个害人虫扎成草人,推进他们的坟墓旧皇城洞内。报警器一声鸣,这个相传三国时代(?)的皇城旧址,明、清重修,李、廖死党搞独立王国视若珍宝的皇城,彻底土崩瓦解,永世不得翻身。顿时,观看的数万革命群众欢呼雀跃,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工地战报》又讯:“12月12日上午,在铲平的皇城旧址上,又一次举行了3万人参加的‘三忠于’ 誓师大会。接着,10部挂着忠字礼花的打桩机同时开动,场面极其壮观。”
    
    《工地战报》再讯:“在敬建过程中,施工单位边施工边开批判会。天天例行‘早请示、晚汇报’ 。凡开批判会时,就会把稻草人刘少奇、邓小平、李井泉等投入烈焰浓烟中,顿时口号震天,并向毛主席画像举出一片小红书,信誓旦旦:‘为了向您敬献忠心,我们可以牺牲一切!’ ” 经“昼夜奋战”后,毛的巨型雕像过了1969年元旦不久即基本竣工,尺寸颇有考究,“四川日报”为之作了详尽介绍,其核心内容是:正方形基座投影边长7.1m是象征中共生日 ;基座四面各7朵葵花则象征(当年)四川7000万人民(不含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 心向红太阳;四面的三层台基则象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里程碑;毛大理石雕像高12.26m,则象征他面世的月份和日子。可谓匠心独运。 再经“昼夜奋战”后,“万岁馆”终于在1969年国庆前夕落成。馆与雕像相得益彰。馆前正门大厅的四根花岗石圆柱颇有力度,高高地支撑着象征光焰无际的弓形横梁,守望着雕像的后背与屁股,以示“四无限” 。若从天上鸟瞰,“万岁馆”的整个平面布局是一个“忠”字,主体部份呈“中”,当中一竖是东方红展厅,毛像基坐周边检阅台构成“心”字,其像恰是“心”中一点 。匠心缜密之极。据报载及广播讲,在毛像及毛馆的整个敬建过程中,“不仅省内轰轰烈烈,而且波及到省外。为做毛主席像的模具,从河南调集30吨石膏粉时,三门峡市作了总动员,郊外农民踊跃拉架车赶马车,仅半天就全部汇集到火车站。按当年铁路运输规章,所需车皮须先由成都铁路局向铁道部申报,再由铁道部研究批转给郑州铁路局,然后经该局最后批转给洛阳分局。在通常情况下,获准安排再快也需一两月。但此次不仅一反常规,货到启程,而且还是锣鼓喧天,小脚老奶奶们也赶来大跳忠字舞,欢呼送行。另外,省内宜宾地区向‘万岁馆’敬献了大量珍贵的楠木和白果木;雅安地区则在宝兴县大量爆破开采白色大理石(该县是大熊猫主产地,现为重点保护区—作者),专门修路运到云南省去加工打磨,然后由成昆铁路运回成都。” 另“据不完全统计,来‘万岁馆’参加义务劳动的单位约有170个,人次则无法统计。日日只见红旗招展,干劲冲天。” “万岁馆”于1969年10月1日正式开馆,首展主题名为《打倒新沙皇!》。二展主题待定。在开馆前夕,川报及川台总结性地盛赞道:“广大革命人民一旦具有威力无穷的毛泽东思想后,就会化作一颗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足可创造一切人间奇迹!”其具体例证之一是:“在声声爆破之后,仅半月就完成了通常需半年才能完成的破四旧折除任务。” 之二是:“不到一年时间就建成了这一光耀万代的宏伟建筑!”时至今日不知中共反思么?毁去的不是古皇城,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的历史,是中国人的良心与良知!
    
    办公厅的平常日子
    
    在明远楼的左下侧,有五排八间一通的老式平房,可能就是当年贡院官员办公的地方。這些老式平房均屋高墙厚、中空隔音、窗棂结实、冬暖夏凉,现全成了办公厅的办公场所。我就坐在第一排第三间大办公室里办公。办公厅下设两个处:一叫行政处、一叫秘书处。秘书处主任叫傅杰,是个女强人;行政处主任叫高兴德,当兵出身的武棒棒。那时共产党讲节约,讲勤俭,机构垂直,人员精干,从勤杂到干部不足百人,同是一个办公厅,现在不下千人。这也难怪,一切都在涨价嘛!除市长、副市长李宗林、米建书有专用汽车外,局长、处长、主任,一律自行车。
    
    干部吃饭先分特灶、小灶.中灶、大灶,穿衣服分灰制服、.粗呢制服、细呢制服。能吃特灶的大概只有米建书一人,凡是吃小灶和穿细呢制服的称高干,行政级别在十三级以上;穿粗呢制服,吃中灶的是县团级干部,行政级别十四级以上;十七级以下的科处级为为一般干部,穿灰布制服,吃大灶。我是二十级干部属主办科员,正处于上升阶段。
    
    秘书处下设市长办公室、秘书室、保卫室、文印室,我在秘书处秘书室。这个室有五个人,在一间大办公室办公,互不通气,各干各的事。我的工作就是盖市府大印和卡市府钢印,只认主任签字,工作极其轻松。有时一周不开张,多半时间在自学看书。上下午有15分休息,用于做工间操。干部大食堂设在鹅市巷一个大院子里,用菜饭票购买,肉菜一毛,素莱五分,一餐饭顶多花一毛五分钱。
    
    住宿在市府机关统一宿舍。宿舍有五幢,一幢司局级领导干部住,均是大小不等的单独院落;一幢局处级中层干部住的地方,为单房或双房,无卫生洗浴间;另三幢是单人宿舍,每舍四人,厕所、洗浴公用。每天早晨七点起床,洗漱完毕即到门外大街上列队做广播体操,一个个生龙活虎,英姿勃勃,全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大家心态平衡,守贫安乐,职务无论大小,不觉得有什么不公不义之处。相互无利害冲突,单纯热情朴实,无忌妒、无怨恨,无争斗,更无检举揭发一说。人人象姊妹,个个象弟兄,团结和善,和衷共济,真是亲密无间的同志。
    
    我们秘书处每到周末常有个特殊“任务”,为首长举办小型舞会,将各局、各委中最漂亮的女同志通知来和领导跳舞。常来跳舞的有贺龙、李井泉、米建书、郭实夫、叶石等大干部。舞会是保密的,不准外人进去,我的任务是和保卫室王承锐把门。王是西藏转业回来的军官,长得帅气,喜欢打球,我们常在一起聊天。他送过我一柄西藏带回的印度牙刷,我还送一册日记本,并在首页上写了几句打油诗:“不信鬼来不信神,千锤百炼钢火纯。大师笔雄出砥砺,巧匠工精在奋勤。土肥苗壮花自艳,水丰籽满果压林。若问人生成功路?刻苦求知创光明。”想不到這首五十六个字的打油诗,两年后竟然连累他成了右派,开除公职送回老家监督劳动,致使新婚不久的妻子离异,毁了一生。闲时,傅杰主任也找我聊天,除了向我讲叙革命道理外,便是鼓励我进步,多为革命作贡献。而我总是请缨,希望领导上多给我点工作,一天太轻松了有点对不起党和毛主席。她听后总是笑笑说:“小黄呀!你太年轻了,這是个很重要的位置,不是你出身和政治条件好的原因,根本是不可能坐到这里的,好好锻炼几年,待你成熟后,提拔起来作点什么?”我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老缠着领导要工作,对坐着拿钱的差事不安心,你说该不该当右派?。
    
    两次特殊任务
    
    那时的中国是个“一边倒”的国家,所谓“一边倒”就是坚决倒进苏俄的怀抱,处处与美、英等民主国家为敌,处处学习苏联。无论穿衣盖房子,修马路建工厂,都是“以俄为师”,纵是“洋毛子”放个屁也说是香的。比好成都过去的中学校都有各自的名字,比如树德、建国、华英、华美、成县、市中,各个中学有各个中学的校歌、标志,后来全废了,一律按数字排列。学得维妙维肖的是每年两次大游行,一次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一次是“十一”国庆节。这两个大节日,从北京到全国省会城市都要大大庆祝一番。庆祝的方式就是几十万人聚集在一起,举着红旗,打着横幅,抬着马、恩、列、斯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袖领画像,以及我们国家毛、刘、周、朱、陈的画像,接受党和政府负责人的检阅,所以各个城市都要修个大广场。现在虽然不游行了,仍要有个广场,称为“形象工程”。大约就是这么“遗传”下来的。
    
    为了举办好大游行,凡参加游行的机关、工厂、学校和企事业单位的人员,几天前就要参加排练,从早至晚从不停歇,真叫劳民伤财!这游行到底有什么好处?据说,一可显示人民大团结的力量,警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不要乱动,人民吐出的口水都会淹死你们;二是表达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以及领袖们无比的热爱与拥护。其实是统治阶级在享受权力,满足感恩的欲望:我解放了你们,给了你们的穿,给了你们的吃,你们就要喊我万岁!是统治者的自我“意淫”而已。
    
    这种劳民伤财的游行,每年如此,每个节日如此,对老百是劳役的付出,同时也是身份的检验,因为地、富、反、坏、右(那时还没有右)和无产阶级专政视为敌人的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不但没资格参加,到节日当天,还被“集中”到公安局派出所去名为“学习”,实则是临时性的关押,以防他们“捣乱”,你说这种作法象不象“神经病”?成都是这样,全国是这样,能参加游行表示你是人民的一分子,要不能参加多半是专政对象,所以大家乐而不疲。
    
    成都游行广场是人民南路,检阅台是“小天安门”。每当我举着鲜花,扛着红旗,口呼万岁路经于经时,总要抬起头看看城楼上的省市领导们,既崇敬又羡慕,既景仰又遐想:何年何年我也能站到城楼上享受享受?谁不崇拜权力,谁又不祟拜权力?古往今来,争的就是这个东西!流血砍头,尸横遍野,在所不惜……
    
    机会终于来了!1954年的“五一”劳动节与往年的劳动节不一样,因为这次游行检阅的不只有省市委领导,还有西藏头人达赖喇嘛参加。达赖是西藏的神,西藏的领袖,就像中国共产党的神主牌毛泽东!
    
    在此之前10天,领导就作了精心的布置与安排。他们说:达赖是西藏最大的头人(请注意:在人家心目中达赖就是个“头人”,根本不承认,更不尊重藏族的宗教和达赖的宗教地位),要去北京晋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四川成都是他第一站。我们一定要做好保卫工作,不能出任何问题,这事关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和稳定西藏大局的大事!其真实目的,是让达赖看看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力量和人民群众怎样拥护热爱共产党。
    
    达赖当时和我一样都是个十八九的孩子,由于出身与地位的不同,自然思想和认识不一致。传说他十分亱郎自大,以为西藏大得不得了,有枪有炮有藏军,身份相当于皇帝。出藏时,坐汽車他要坐车头,说从来没有人敢和他平起平坐,司机怎能和他并排?通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向他解释半天,后来虽不坐车头了,却封了司机为四品官,這样才同意坐上汽車。此传说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不过后来我又看到同样的故事情节,主角却不是达赖,而且慈禧太后,原来是个“创作故事”的公式,可以随意套在任何人的头上。不过这到恰好反映出某些人的夜郎自大,瞧不起人家。反正他来到了成都是真的。又有人说达赖的屎尿在西藏人眼中都是神药,老百姓抢着吃。我也不太相信这些传说,不相信人世间有这些愚蠢事!其实这到正说明讲这些话的中国人自己的丑陋。
    
    为了做好达赖的接待保卫工作,办公厅成立了一个五人接待保卫小组,我作为工作员名列其中。这个组主要负责达赖当天在城楼上检阅的安全,包括送茶水、毛巾等服务事宜。那天游行有30多万人,把巨大宽阔的人民南路挤得水洩不通,站在城楼往下看去,全是黑压压的人头和五彩翻飞的旗帜,无边无际,蔚为壮观,歌声鼎沸,感人十分。
    
    好壮观!好壮观!人的海,人的河,忘记渴,忘记累,为的表一片赤心,奉献一片忠诚,无怪当官的喜欢如此。是权力在玩弄人,还是人在玩弄权力?你想,几十万人打从面前经过,又是欢呼,又是口号,还有什么比这更荣耀、更威风?
    
    此时,只有此时,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每年都要举办两次大游行?就是为了满足权力的欲望。正如项羽说的,“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特殊材料制”的共产党人,岂止是衣锦还乡吗?!
    
    在游行前半小时,达赖和他的家人以及经师、随从,分乘五辆小车来到城楼下,早守候在那里的市长李宗林、副市长米建书,立即上前拉开车门,毕恭毕敬等候达赖下车。达赖昂着头,直着身走出轿车,既不与兩位市长寒喧,也不向四周迎接他的人挥手,目不斜视,旁若无人,气宇轩昂,迈着大步挺胸前行。
    
    他脸庞清瘦,高挑个儿,身著玄黄长袍,头戴金絲编织的盆帽,白净的脸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长长的袈裟拖在地上,由他姐姐牵在手中,一大群随从紧跟身后。李宗林、米建书两位市长笑容可掬,不离左右,态度谦卑恭顺,殷勤至极。达赖沿着水泥路缓步前行,来到城楼向四周望了一眼,然后登阶拾级而上,两位市长跟在身后,一点也不敢怠慢。我心里在想:“共产党真伟大,为了国家的利益,西藏的和平,对他竟如此礼遇。”
    
    达赖踩着红地毯,上得城楼,高高地坐在一张有黄绫软缎铺垫的大木椅上,一招一式都显示出至高无尚的尊严。他像尊菩萨,坐下后一动不动,连眼晴也只看着一个方向。我们立即奉上茶水果品,他仅仅礼貌性地含首示谢,并不取用。后来才知道,他从不轻易服用民间食物,全是吃随员从西藏带出的东西。
    
    到了十点,三声礼炮后,千万信鸽和彩球凌空飞起,广场上一片歌声口号声,两位市长恭请达赖移步城楼检阅。他在经师、家人的陪同下来到城垛,细细地观看人流如潮的游行队伍。大约半个多小时后退身回到原来的地方,依然坐在那张大木椅上,黙默无语地仰视天穹,一副尊贵气度。
    
    我们一直屏立左右伺候,距活佛不足两公尺,却不敢上前求他赐福。因为我们都是共产主义的信徒,彻彻底底的无神论者,从不相信鬼神与因果,只是在完成一项政治任务。不过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却没有征服这位宗教领袖的独立人格,四年后他率众去了印度,此后一直在国外流亡。我遺憾当时为什么没有上前向他致意,错过了人生中最难得的机遇。
    
    1983年西藏“和平解放”30周年前夕,我受大邑县建委之邀,与《四川日报》记者艾风去雪域拉萨作了为时半月的采访,对藏传佛教有了一点认识。达赖是他们心目中的神,没有达赖就去不了天国。他们追求的不是现代化的物质享受,是精神境界的自由,与汉民族是两种不同观念与思维,宁愿全家不吃不喝,也要把劳动所得的财富献给达赖。两种不同的追求,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为历代统治者所不理解,故才有一个一个的民族悲剧。仅管达赖巳离开西藏二十多年,不少藏族家庭仍挂着他的头像,早晚仍顶礼膜拜。
    
    另一次是这年(1954年)10月,准确日子记不清了,日内瓦会议结束,周恩来总理取道昆明回北京,路经成都住在金牛坝招待所(当时不称宾馆)休息,这个消息大家是不知道。大概是星期五上午10点,廖家岷秘书长召集政法系统党团员开紧急会宣布:“今上午提前一小时下班,下午去人民公园游园,男女同志要穿上最好最漂亮的衣服,如果女同志能化妆就更好。”
    
    大家听后,一阵欢呼雀跃。待人们情绪平静后,廖家岷秘书长说:“同志们,今天游园可有个政治任务,保卫中央首长安全,我们政法系统负责的地段是从十二桥到保路纪念碑,在这一地段里,凡有不认识的人就要卡起来。”所谓“卡起来”,就是盯梢,监视起来。
    
    回到宿舍后,大家急急忙忙的换衣服,王承锐和我暗地里猜测,他压低声音问我:“老黄,你估计今天是哪个中央首长?”
    
    我忙着擦亮皮鞋,仰头神秘一笑,反问道:“你说哩,是哪个中央首长?”
    
    他结上领带,对着镜子照了照,想了会儿说:“我要知道,还问你么。”
    
    我们走下楼梯,我想了想说:“不是一号,也是二号,最起码是三号首长……”
    
    共产党等级制度十分严格,无论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凡出现于公共场所或报刋杂志,都按职务排定的顺序,五十年代中央是毛、刘、周、朱、陈,地方是第一书记、第二书記或书记。顺序的变动意味着权力职务的变动,所以决不能錯号的。
    
    “何以见得呢?”我们沿着人民南路一边走一边说,大街上人来人往很是热闹,深秋的阳光穿过梧桐树,把柔和的光点洒在行人脸上,使你沉浸在生活的祥和中。最后来到集合的指定地点。
    
    “贺老总我们是常见的,陈毅副总理也来过成都,都没有组织专人游园保卫。现在组织专人游园保卫,不是毛主席,就是刘少奇委员长,或是周总理、朱总司令。”到了目的地,我们两人按分配的地点守住岗位。我目巡四周一遍,继续说完自已没有说完的话。
    
    王承瑞点点头表示同意道:“你分析得比较正确,难怪同志们夸你是科学脑袋。那我再问你,这一、二、三、四号首长中,今天来的又是那一位首长?”
    
    “哪位?——”我揣摸着:“说不一定是毛主席哩!”
    
    “毛主席!”他高兴得跳起来叫一声,引得行人注目。
    
    我即忙提醒道:“你怎么啦?這是公共地方啊!”他看看左右,把声音压得极低说:“今天要是毛主席真来游园我一定要上前去和他老人家握手,跳起来高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怎么行,不能违犯纪律啊!廖秘书长不是说,我们的任务是政治保卫,如果都跑上前去和毛主席握手,几千几万的同志能握得完么?那会把毛主席的手都握肿,要是真的有坏人,他们就会借机捣乱。”我這样说,心里何曾不是这样想:要真能握上毛主席的手,我这辈子死了也不会忘记……
    
    五十年代的毛泽东在我们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也象西藏人对达赖的崇拜差不多。还自议为对他是真诚地爱,真诚地拥护,无一点虚伪之情,认为他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推翻了代代相传的皇权皇位,缔造了一个崭新的中国,消灭了剥削压迫,解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为年青人开劈了一条幸福的康庄大道。我们市委机关一位女同志选派到北京去出席团代会,在会议结束那天受到毛席的接见,许多人高兴得热泪长淌,大家狂呼万岁,不少人嗓子都喊嘶喊哑了,激动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她排在第一排,有幸握了下毛泽东的手。这只握过的手整整有半个多月不去洗涮,一直从北京回到成都。在市级机关传达会上,当她谈及此事时,竟有百余人拥上主席台狂握狂吻她的那只手,这其中有无“登徒子”之流,借“阶级感情”之名乘机来个合法的“性骚扰”,占点小便宜,就只有天才知道了。不过那场面真使我傻了眼,我也没有勇气去吻那小姐高贵的手,总觉得有点把肉麻当有趣,更不知该用什么文字和语言去表达?现在回忆起来,这与传说人家西藏人要吃达赖的屎尿相比,恐怕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吧!那些握到手的人又再去握其他人,好象“圣恩”还可以交叉感染似的,会场立即卷起海啸般的狂浪,大家一个劲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谁也没有想到,后来我们这些为他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换来的竟是斗争批判,无情打击,不少人沦为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历史,无情的历史,你该怎么解释?
    
    我和王承瑞明知今天来的不是毛主席,但仍然怀着幻想:希望是他!也许别人也和我们一样,今天很可能是毛主席来游园,我这样说仅是一种希望而已。
    
    人民公园位于市中心,过去叫少城公园,在它腹心地带有座高大的纪念碑,是四川同盟会为反对清政府把民间集资修建的成渝铁路收归国有,爆发了保路运动。为这事件有人作了牺牲,此碑就为此事而建,上有“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一行大字,成都人都叫它“保路纪念碑”。
    
    八月的成都秋高气爽,云淡风清,柳绿菊艳,百鸟争呜。我们两人横坐在小河边的石栏杆上,望着近处的鸟园。“你最喜欢那种鸟?”我问。
    
    他想也不想地道:“鹦哥,你呢?”
    
    我摇摇头道:“鹦哥有什么喜欢的,鸟语人言,没有自己的风格,事事学舌。我喜欢百灵,它叫得脆,叫得响,叫得好,声音动人极了。还有就是杜宇……”
    
    “杜宇叫得怪可怜的,”他岔断道:“听说这个鸟直叫得嘴巴流血,才飞走是不?”
    
    “是这样,文天祥有首诗就写道:‘从今别却江南路,化着啼鹃带血归。’杜鹃又叫‘杜宇’、‘子规’,这鸟遭遇最苦了。”我叹口气说:“它原本是个皇帝,后因宠听爱妃之言,弄得国破家亡,饿死在逃难路上。为怀念它的臣民,便化为一只鸟飞回来,叫着‘我对不起,我对不起……’”
    
    他笑着道:“历代的统治者都是压迫人民的,那会说对不起,这些全是你们写书人编造的。”
    
    正说着,公园门前传来轿车的喇叭声,同志们不约而同地叫起来:“来啦!”
    
    大家的视线迎着下车的人,不一会儿桥头出现了矮小微胖的身躯,是李井泉政委。跟在身后的那个精瘦高长个儿,是郭沫若副委员长。在他们两人中间,走着一个精神奕奕,笑容可掬,左手半握曲肘与胸线呈平行的人,大家不约同声地叫出:“周总理!周总理!”
    
    总理步履矫健,他一边和李政委、郭沫若说着话,一边审视园林秋色。人们一片欢呼,不停地叫着:“总理好!总理好!”
    
    欢呼声此起彼伏,在花间树丛中荡去荡来,在溪波流水里滚去滚来,顿时四周响起一片掌声。当他从我们身旁经过时,我们秩序井然,热烈鼓着掌道:“迎欢周总理!向总理问好!”
    
    周恩来频频点头,笑着挥手致意道:“同志们好!”
    
    周在人们心目中是个风流倜傥,忠于爱情的明星形象,享有很高的威信。隨着岁月的迁变,时间的飞逝,以及不少资料显示,有人说他是一个伪君子,毛泽东暴政下一条忠实的哈巴狗,无论“反右”或是“大跃进”、“文革”都做了不少坏亊。为了討好江青,他亲笔签批了逮捕干女儿孫维世,还出任刘少奇专案组长,定刘是“大工贼、大内奸、大叛徒”。在私人生活上也不干净,很早就有外遇,《叫父亲太沉重》那本书的作者蓓蓓,据说是他非婚亲生女儿。总之他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做了不少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不过我对他印象还算不错。
    
    一直待周总理一行离开公园后,政法党委才发出自由活动的命令。当天我们看见了周总理,可有的人连影儿也不见,纵是见着也远远地不能朝前一步。在回归的路上我问王承瑞:“你说,今天周总理知不知道这么多游园的人,全是国家机关干部?”
    
    王承瑞道:“当然不知道。我在办公厅快两年了,只要首长一出去,四周全是便衣保卫,如要问什么事,找什么人,事前都有安排,不是你想接近就能接近的。
    
    由此可想而知,共产党无论做任何事都作假,纵是对自已的领导也如此。因为不做假他们就生存不下去,五十年的中国就生活在互相哄骗的假话中。
    
    
    
    资本家敢不“公私合营”
    
    中共在1955年所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提出: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要在最短时期内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即通过公私合营的道路,把私营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轨道——即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允许资本家在赢利中提取一定股息,其它则作为企业的再生产和工人的工资与福利事业。这项工作在1952年后就开始着手,如裕华、中新、宝元通等,国家就派出干部到这些单位去作公方代表。先前还支付定息,反右斗争后就再也不支付了,私营企业全成了国家财产,等于一切没收充公。
    
    对私营工商企业的改造工作,远在1954年前就在上海开始试点,在取得经验后向全国推开。按照中央布置,1955年是对私改造的高潮年重点年。为了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四川省委成立了对私改造办公室,在成渝两市试点。由于我不习惯办公厅清闲的工作,多次向领导要求,不知是领导出于厌烦还是相信,1955年2月,调我进入中共四川省委对私改造学习训练班学习。这个训练班有两百多人,清一色的党团员,以专、市、区为单位编成学习小组,由省委统战部直接领导。在学习中,省委统战部程子华部长多次来训练班讲课,讨论多是中央文件,其中主要是陈毅同志的讲话和周总理的指示,文件都印有“绝密”二字。学习结束后,我柀分配到成都市工业局对私改造办公室,负责砖瓦行业的对私改造工作。
    
    成都市有上百家砖瓦制造业,均在近郊,集中点在东边的三瓦窑一带。这是个传统的手工业,带有封建把头性质,利润虽然丰厚但劳动强度大,一个窑主雇有几名或几十名工人,老板有时也参与劳动。经过几代人的辛苦,好不容易盘攒下这份家业,现在叫他们交出来,不等于要命么!工作开展起来确有困难。但我们这些共产党培养出来的运动干部,哪有做不到的事,有的是办法。我们首先发动工人,大讲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然后再通过具体事例,揭露资本家殘酷剥削工人的血腥事实。在工人群众发动起来后,立即组织力量清理老板(资本家)的财产。对资本家则是大讲公私合营的好处,国家发展形势,以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道理。动员他们放下财产包袱,轻装前进,通过赎买和领取利息的办法逐步变成工人阶级一分子。但老板们仍“爱钱重产”安然不动,谁也不愿把财产白白交给共产党。怎么办?于是我们便采取贯用的杀一儆百的手段,找出一个坚决不走公私合营道路的老板,作为打击斗争的对象。
    
    共产党拥有权力,找一个人的岔还不容易。老板们都来自旧社会,谁个屁股上没有“把把”(大便的意思),只要花丁点时间就会找出一大把问题。有个唐姓老板(名字记不清了),几代人都做砖瓦,有十分过硬的烧窑技术,是一把汗一把血苦挣出来的“资本家”,自然爱钱如命,加之对工匠和学徒要求严格,在产品上又讲求质量,不合乎规格的砖瓦宁可毁碎也不出厂。我们主要抓住他在解放前当过袍哥与一个工匠女人不清不白的关系,把他定为封建把头,罪恶是殴打工人,强霸别人妻子,以及其它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无限地上纲上线。经过几次的批判斗争,他不仅不认错不认罪,还是不愿意公私合营。我们只好发动和支使工人写检举材料,然后通过公安局将其逮捕。
    
    在公捕那天,由工作组出面召开全行业的大会,先由参会的工人揭发他的“历史罪恶”和“破坏抗拒公私合營的反动言论”,然后由公安机关当众执行逮捕,雪亮亮的手銬,冷冰冰的鉄环,谁个不怕?這一招真灵,起到了杀鸡给猴看的作用,会后老板们纷纷表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告别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于是自动写出申请,要求公私合营。我们却不急,还要对申请逐户审查,看是否合乎条件?這种作秀的手段,应了杜甫一句古诗“盘马挽弓故不发”。待我们所谓的审查后,再将这些申请材料交给工人评议。经过多次来回折腾,才十分慎重地批准几家。这些被批准“公私合营”的企业业主,胸前载上大红花,厂门上的招牌也挂上红绸,还燃放鞭炮,敲锣打鼓以示庆祝,光荣得不得了。如果说这叫“文明”劫匪,不过份吧!
    
    “一石激起千层浪”。资本家全被热浪狂飙煽动起来,纷纷拿着申请排着长队,向工作组要求走“社会主义光明大道路”。到了1955年5月,不仅砖瓦业的业主要求公私合营,成都市各行各业的大小老板,纵是街头巷口卖汤元.、烧腊以及卖葱葱蒜苗的小商小贩,也插上了小红纸旗,宣布自已已经公私合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只听满城锣鼓叮咚,遍街人声鼎沸,大家喜笑颜开,人人庆祝社会主义取得伟大的胜利!街道办事处向区政府报喜,区向市报喜,市向省报喜,省向中央报喜。1956年1月,北京市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有20万人参加的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报纸上也竭力宣扬中国已经“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公私合营”的实质,是实现毛泽东对社会生产资料剝夺和占有,也是一场对私营工商企业资产彻底的剥夺与抢劫,体现了中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霸道与威力。我是这次集团性的抡窃犯之一,五十年后的今天特地向那些失去财产的老板们说一声“对不起!”今天的中国又有了不少资本家和有钱人,是否再被共产党暴力抢劫就赖于法律的保护了!但愿中国的宪法上早日写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一首小诗引出的麻烦
    
    1955年,正当人民共和国热烈庆祝“一化三改”伟大胜利的时候,另一件不幸的悲剧发生了,這就是毛泽东一手制造和发起震惊中外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以及由此在全国开展的“机关肃反运动”。我這个不足二十岁的小青年,为一首小诗也牽连其中。为了说明這个寃案始末,须先作一个背景介绍。
    
    胡风本名张光年,著名的诗人、作家与文艺评论家,早年参加革命,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坚强的支持人与盟友。他一直从事鼓吹革命的文艺创作活动,写过不少十分激进的作品,鲁迅先生十分赏识他,说他是有正气的知识分子。
    
    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主编的《泥土》、《七月》等刋物,为共产党培养了不少作家和诗人,同时也写过不少讴歌革命的诗。那首讴歌新中国诞生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诵,脍炙人口,曾选入中学语文教材。中共取得政权后他是全国文联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国内享有盛誉。但他是个狷狂之士,“性格鲠直,易于招怨”(鲁迅语)。不懂得逢迎与献媚,不屑于明哲保身的哲学。他在创作上不仅拥有实力,而有一帮志同道合趣味相投的朋友,這却犯了毛泽东的大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讲政治,只讲斗争,不允許任何人有真心共事的朋友,更不准许人与人之间有感情交往,谁要有,谁就是小圈子或小集团。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中国文学創作便失去鲜活力,广大文艺工作者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歌功颂德的吹鼓手,文艺作品变得千篇一律,再没有人性与个性的色彩,全是公式化、概念化为政治运动服务的宣传品。为了挽救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创作,胡风先生于1955年2月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毛泽东主席写了三十万言的上书。于是惹怒了毛泽东,开启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逐步逐步从“文艺思想”上升到“政治领域”,其后到搜查私人信件,并由毛泽东亲自加批加註公布于《人民日报》上,在5月13日定性为“反党集团”。接着胡风好友舒芜先生迫于政治压力,“主动交出”解放前后与胡风先生的几十封通信的信件,于是毛泽东再以《人民日报》编者按的名义,将這些信件斩头去尾的摘录公布,并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很快全国立即掀起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
    
    5月18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等人以“现行反革命罪”先后被捕入狱。接着《人民日报》又将胡风同一些人的来往信件分类摘录,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予以公布。之后,这三批材料又汇编成书,在国内外广为发行,置胡风先生于死地。不难看出一国之君毛泽东,为了扼杀不同观点与见解的知识分子,竟然捏造事实无中生有,加害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中国人。
    
    “胡风反革命集团”寃案遍及全国,使2100多位无辜的知识分子受到株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胡风一案完全是歪曲原意,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党委领导,行政干预,直至逮捕入狱,给中国共产党执政春秋写下可耻的一页。
    
    胡风被监禁了10年之后,1965年11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10年已经过去,还有4年监外执行。12月底,胡风走出秦城监狱,全家团聚过了一个春节。春节过后,胡风夫妇被通知离开北京到四川成都去。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
    
    1967年11月,胡风被四川省公安厅押至成都,再度入狱。1970年1月,以胡风“写反动诗词”和“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不准上诉。他被戴上手铐,押至地处大竹县的四川省第三监狱服刑。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胡风在平反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1985年6月8日,这位中国现代革命文艺战士、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因病逝世,终年83岁。他在最后五年中,“给我们写了几十万字,这里没有一点个人恩怨,有的只是一篇历史的证言。一场悲剧落幕了,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时代的历史的悲剧”。
    
    在声讨胡风运动的高潮中,我们這些不明白真相的青年一代,认为报上说的都是事实,。它是党的喉舌,决不会说假话,更不会造谣。怎么知道共产党的报纸是毛泽东的传声筒,是专门歪曲事实,制造假话的行家里手,干着出卖灵魂的勾当。
    
    一个星期天,我拿着《文艺报》附赠的胡风先生三十万言《我对当前文艺创作的意见》去人民公园和肖俊华聊天,她愤然说:胡风咒骂革命,诬蔑共产党,要用“橡皮包着的钢鞭”打我们,真反动透顶!我道:省文联已召开了两次座谈会,批判胡风的反动文艺观点,什么主战精神。她笑了,作了纠正:主观战斗精神。对,主观战斗精神。我有点不好意思,继续往下说:文艺创作来源于生活,怎么能是人脑主观的东西?这不是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唱反调吗?
    
    其实我当时只是个初入文坛的小兵,对文艺创作理论知之甚少,认为写作必须为政治服务,是个地道的“歌德派”,对胡风先生三十万言上书看不明白,无论恨也好怨也好都是人云亦云,没有自已的东西。她十分关心地问了我一句:你在座谈会上发言了吗?我振振有词道:当然发了言。我看过翼仿的小说《这里没有冬天》,这个标题就是错误的。大自然怎么会没有冬天?春夏秋冬寒来暑往,说没有冬天就是不对的。她又笑了说:这是形容词吧?问题是内容怎样?我道:这本书写得不怎样好,农民不像农民,干部不像干部,有点远离生活,我不喜欢。明天省文联要召开省市文艺界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大会”,我一定争取上台发言。她立即表示支持:对,你应该争取上台发言,要表示自已立场坚定和对党的热爱!
    
    那时,整个社会被政治玩弄,政治像个魔鬼支配着人的灵魂。只要一有政治运动共产党就要不停地召开各种会议让人们上台表态,上台表态的人一半是无知的盲目,一半是争取表现求得相信,以便获得提升。我就是属于这样的人。
    
    大约三个月后,在毛泽东亲自指示和领导下。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上海最先揪出了隐藏在党内达三十年之久的“反革命份子”、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公安局局长杨帆,当时称为“潜伏在党内时间最长、资格最老、地位最高的反革命分子”,还煞有介事的大大庆祝了一番。可是三十年之后才知道,潘汉年和杨帆均是共产党的老特工,在抗日战争时期由毛泽东派往去和大汉奸汪精卫联系,商量如何联日倒蒋,为了灭口才将他们逮捕下獄迫害致死。历史啊总是被权力不断歪曲、不断改写,作为一个中国人常常不了解真像,太可悲了。
    
    为了保证“肃反运动”的顺利开展,全市所有国家机关一律停止办公,集中吃、住、行,成天一起学习,搞人人过关的检查交待。
    
    我们对私改造工作队也不例外,全部人员归入工业局党办统管。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肃反五人领导小组”,各机关同样有五人领导小组,又称审干小组,对有问题人开展“内查外调”,内查:有无历史问题?有无胡风样的反革命言论?有无反动文字和反动文章?
    
    我出身好,历史清白,年龄小等原因,深受领导信任,进入审干小组。按照上面的布置,“肃反”主要清查三种人:一、历史比较复杂的人(以留用人员为主要对象);二、平时喜欢说牢骚话,对党对领导有不满情绪的人;三、喜欢写写画画与文艺机关有联系的人。方法是:大胆怀疑,寻找对像,突破重点,一追到底。
    
    每天排着队上下班,排着队去食堂吃饭,上下午集中学习。学习为十三四人一个小组,先学习中央下发的文件,然后对照检查,其实這是一个走过场的形式。在这之前,党委根据个人挡案与所掌握的情况早就有了重点。我是历次政治运动冲锋陷阵的打手,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领导说谁有问题我就去揪谁。凡要审查的对象先在小范围内研究确定,然后交给各个学习小组执行。经过多次研究,最后确定重点审查两个人:
    
    一个是办公室主任詹大丰,他是华西大学学生,解放前参加地下党,多次组织领导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独裁”的示威游行,曾被捕出狱,领导上怀疑他有变节行为,便作为“老虎”交积极分子看管起来。他的夫人叫贺惠君,也是地下党的,解放后曾任省团委学生部部长,我们叫她贺大姐。
    
    詹大丰个儿不高,瘦瘦身材戴付近视眼镜,一幅知识分子样子,一开始就将他定为“老虎”,先就“隔离”起来,关在一间单房里,不让人和他接触。他无所谓,好像十分乐意这种“审查”,成日笑嘻嘻地不停抽烟,蜷缩在办公室里不言不语,态度好极了。“隔离审查”了半年,没查出什么问题,后来又官复原职。虽然“肃反”這一关闯了过去,1957年“反右”夫妻双双却成了右派,“十年文革”贺大姐经受不住“考验”服毒自杀,一对革命夫妻就这样天上地下过了一辈子。听说詹大丰主任单身一世,提及往事总是摇摇头不发一言。
    
    另一个叫温英,二十五岁的局办科员,负责宣传,《四川日报》特约通讯员,经常把全市各厂矿先进事迹写成消息通讯稿件,寄往报社发表,笔头硬有本事,工作能力又强,只一点不好心高气傲,对领导不恭常发牢骚。在小范围研究审查的会上,秘书室秘书刘善成说他有重大问题,还列举了温英许多反动言行。这些言行都是温英平时发牢骚说出来的,他是有心人早就一一记录在案,故认为是个“暗藏下来的胡风分子”。
    
    刘善成参加工作不久,表现一般,这次却冒了出来。对温英有无问题我虽持怀疑态度,但对刘善成的认定仍支持。政治运动你不运动别人,别人就运动你,你不当打手,打手就打倒你。面对这样客观现实,谁不考虑利害?所以一当确定谁是重点对像,纵是慈眉善眼的菩萨,也会立即变成人人声讨的恶鬼。工业局很快召开对蕴英的批判揭发大会,刘善成和我是重点发言人。会前我们把温英的“反动言论”和“胡风反革命言论”作对比,上纲上限很是来劲。但没有想到,在揭发批判温英后的第三天,我也变成了重点审查的对象,并作为“老虎”看管起来。
    
    事情是這样引发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定调是舒芜交出的几十封信件,善于学习的共产党立即把“肃反”重心放在文字上,决定对干部历次文字大清理。那年7月的一个晚上,各机关根据市委指示,来了一次突击“保密大检查”,所有人员的箱柜、被卷、衣服、办公桌都自行开启,让检查者搜查个遍。本来这是违宪侵犯人身自由的事情,可谁也没有人站出来反对,反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组织行为。人人配合,大家拥护。搜查的重点当然是文字,来往书信、私人日记,凡认为有问题的东西就拿走。办法是局长搜处长,处长搜科长,一级搜一级,交叉进行。我搜别人,别人搜我,类似公开群交。在搜查我时,发现了两个材料,一是中共中央关于对私改造一份文件,这文件上有“绝密”二字。什么密?人手一册,相当于垃圾堆里废纸。问题出在我离开省委“对私改造训练班”时,没有交回去大意地带走了,一直放在皮箱中;另一个是老朋友梦觉为支持我的文艺创作,常将成都市郊委每月编写的“工作简报”寄一份给我,看后归还。巧好新寄来的《成都市郊地富破坏活动情况调查》看后还未归还,于是便有盗窃“国家机密”之嫌。最说不清楚的是写在日记本上那首打油诗:“菊花开放雀鸟鸣,年少心灵志向高。有朝一日风云起,平步飞上九霄云”。我不是文人却沾有文人满身臭气,不知道这文字东西的厉害,宋江不就为浔阳楼那首诗成了皇犯,我这首狗屁不通的打油诗也将自己忝列于“皇犯”中了。
    
    刘善成正在往上爬,爬的办法就得踩着别人肩头,否则显示不出才能。他一口咬定这是一首变天诗,我纵有九张嘴巴也说不清楚。本来这牵强附会的东西不值一驳,但在阶级斗争年代跳下黄河也洗不清,你一句他一句,说得有鼻子有眼。我想进步,别人也想进步,要进步就只能狠揍别人,揍得越狠就越进步。没有人性的社会,自然没有情感与理智。
    
    在把我列重点审查之前,党委先进行过一场辩论,在辩论中刘善成煞有介事地说:黄泽荣年龄虽然只有20岁,在历史上还暂时找不出问题,可是这几件事令人想不通,无法去解释:一,他为什么要私藏中央绝密文件?二,他日记上为什么写下这首变天幻想的诗?三,他为什么取笔名叫晓枫,是否和胡风的‘风’字有联系?四,根据他的文化程度,不可能写出那些小说,是否有人在背后代笔?五,为什么在斗争温英的会上表现得那样积极?是否有意伪装?由此不难想像,他可能有重大政治问题!
    
    机关肃反的目的,是清查暗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可是毛泽东在做任何事情都先定调子,比如“镇反”城市要杀千分之零点五,农村要杀千分之一,机关“肃反”百分之九十五是好人,百分之五可能是暗藏下来的阶级敌人。为了印证“伟大领袖”的“英明”论断,各单位就得按图索骥拼命揪“反革命”,管你是不是先斗争了再说。
    
    为了要完成上级压下来的任务,单位领导者的思想中,先就有了“反革命”。而一些为了讨好领导以求得攀升的人,便有意无意地陷害同志,出卖朋友,以此表现拥护党、拥护领袖、靠拢组织。刘善成就是这样的人,我一个时候又何常不是呢?阶级斗争把一切妖魔化,不断制造牛鬼蛇神。这是共产党本质所决定,从井岗山到延安,从延安到夺得全国政权,一路斗来、一路杀去。,没有斗争就不叫共产党,不杀人就不叫无产阶级专政,正如卖淫成性的妓女,不卖淫就过不得日子一样。共产党的统治是建立在人与人的监控上,而人性的贪欲、幻想、自私、忌妒、报复等弱点,正是毛泽东“分化瓦解,以人治人”最好的剑柄。
    
    在这场斗争之始,做梦也不会想到共产党要审查我。我有什么值得审查的?一个学徒娃娃,15岁追党参加革命的童工,可是“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切从需要出发。当刘善成以微笑的脸孔,得胜者的姿态,在工业局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我有政治问题时,气得我暴跳如雷,可有什么用呢?一群恶狗咬着你,你赤手空拳,又无打狗伎俩,只能蹲着身子左右防范。在这些时候我苦闷极了,恨他不实事求是,把一个简单问题弄得如此复杂,感到人格受到了莫大的污辱,来去行动受人监视。在情感波动的情况下,我做了两种打算:一是打胡乱说地谈些莫须有的东西,让他们查去;二是想用自杀来表明我的清白。但反一想觉得不妥当,乱说给组织增加麻烦,给自已带来不利;自杀,是叛变革命自绝于人民,没有问题为什么要去自杀?
    
    刘善成并不放松我,步步紧逼,似乎搞不出我的政治问题决不罢休。在所谓革命阵营里,当一个人受着不公平的待遇或处于被怀疑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敢于站出来为你辩诬或鸣不平,更没有人同情和支持,原因在哪里?运动是毛主席发动的,党领导的,难道能和组织唱对台戏?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何曾同情过别人?前几天揭发批判温英,我没有犹豫,多么的慷慨激昂,现在却希望别人来理解和信赖我,这是否不太公正?一个星期天,我拉把椅子,坐在一株楠木树下冥思苦想,取出笔悄悄地写着自杀绝命书。我希望有人发现,向组织汇报,借此陈述冤屈,可一个人也不来看。我写了几页看了遍,苦苦一笑撕个粉碎。快到开饭时候,机械设计科的王工程师,走来和我聊天。他是个留用人员,在机关里从不树敌,成天客客气气笑嘻嘻,在这之前我对这类人既无好感也无恶感,认为他们不是革命者,是拿工资养家活口的雇用人员,对革命没有热情,那象我们有崇高的理想与上进心。他端来张木椅,在我对面坐下说:“小黄,你怎么啦,这几天瘦得象猴儿了,有什么想不通的?年轻人呀要乐观愉快。”
    
    我道:“我有什么问题,审查了半个多月还没有作结论。”
    
    “就为这不吃不喝?”他哈哈一笑说:“这算什么,三反运动时把我打成大贪污犯,批呀斗呀几十次,说我贪污了好多好多亿。各人的事自己最清楚,我是搞工程设计的,怎么能贪污?他们不依不饶,分析去分析来,分析得硬像个贪污犯。开初我也背过包袱,后来想通了,共产党讲实事求是,我没有贪污你总定不上。我高兴起来,成天照旧吃肉喝酒,嘻嘻!运动结束了,我的问题也结束了。这次他们也审查我,我就不像你,又扳又跳。你审查你的,我睡我的,不信能把我搞成胡风分子?你有什么,胡子没长一根,又是工人出身,怪了,还会有政治问题?冷静点,让他们审查去。”
    
    我为他开朗、豁达的真情所感动,点点头道:“我自知问题早晚会结论,可一天来去有人跟着你,看起多不光彩。”
    
    “小黄呀,这是领导上保护你的安全啊!”他明亮深沉的眼儿,狡黠地一闪说:“你们年轻人脸皮薄,认为‘栽个尾巴’(指有人监视)就是了不得的大事,我才不管它,没说尾巴,就是来两个背枪的我也照常唱歌说笑。哦,我知道了,你怕你小肖不爱你是么?这是个考验爱情的好机会。要是她认为你受审查就变心了,这样的姑娘干脆早砍断,人生的路长啊,一辈子要爬多少坡、下多少坎,爱情也是这样,我想她不会罢?”
    
    他的一席真诚谈吐,解除了我的忧虑,安抚了我的心烦。此后我便按照他的办法办,再不把“审查”放在心上,更不当成包袱来揹。刘善成见我不上套,只好将注意力转到詹大丰主任身上。借這个空闲我每天大量看书,外国的中国的名著,没事便和钟工程师谈天说地。
    
    
    
    初闻西方民主自由
    
    钟工程师的名字记不得了,只记得他一生有过的不平凡的历史和经历,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他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中坚,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怀着救国救民的热情,远涉重洋去到法国勤工俭学,专攻纺织,搞“工业救国”。在法国他曾和周恩来总理和张东荪同住在一个公寓里,相交甚笃。周恩来向他宣传共产主义,张东荪向他宣传三民主义。他对两者都不感到兴趣,用他的话说:共产主义是鸟托邦的幻想,三民主义是不土不洋的东西,在中国很难做到。他认为拯救中华民族的良方只有发展科学,发展经済,振兴教育,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改变人民群众愚昧落后的状态,是中国应走的奋发道路。所以,他致力于科学,十分勤奋地学习。大学毕业后,曾在里昂一家纺织厂工作,并和法国一位女郎结了婚,生下了一个孩子,1935年回国,在上海申新九厂作工程师,“八·一三”抗战爆发,申新厂遭日寇火焚,他十多年的书籍和笔记全化为乌有。法国妻子避难携子也返回了巴黎,于是他只身回川,东飘西荡,在成都立了家,进入裕华纱厂,前年上调市工业局任总工。
    
    我最喜欢打听的还是法国的风土人情和政治体制,常常提出一些问题问他,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解释。一天我这样问他:“钟工,你在法国住了七八年,留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他取下老光眼镜,搔搔斑白的头发想了想说:“当然是这个国家的民主自由。法国民主极了,它是多党制共和国,任何政党都是公开存在,公开工作,各自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它们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是议会,议会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议会制定国家法律,选举总统。总统如在任职期间不称职,议员可以罢免,议员不代表公意,选民可以罢免。总统任期五年,议员也是五年。我在法国,亲眼两次看见他们选议员,那场面可闹热了。在选举议员前,各党派出动宣传机器,通过报纸、广播车、报告会,在工厂、学校、企业、农村,大肆宣讲自己的政治主张,争取选票。最有趣的是议员们在国会开会,常常为某一个问题争执起来互不让步,甚至在国会里大吵大闹,有时还闹得掀桌子扔板凳,打成一团,然后又各自检讨。在巴黎经常看到工人罢工。罢工队伍在大街上游行,向政府提出各项要求,政府如不答应他们就静坐不上班。这时警察开来警车,用高压水龙头冲,冲得工人四处跑。罢工的头头政府从来不追捕,但工厂可以除名开除。今天在这个工厂开除除名,明天又到那个工厂去上斑……”
    
    我听得很有兴趣,又提出一个新问题问:“法国人民的生活怎样?”
    
    他道:“法国人最讲享受,就连最穷的家庭每天都有腊肠、黄油、面包、水果吃,人人有牛奶、咖啡喝。他们一般吃五顿,最讲究的是晚餐,一周总得吃一只火鸡。法国的女人喜欢打扮,平常都涂脂抹粉,穿高跟鞋,腰杆紧得细细的。他们讨厌生孩子,认为生孩子会影响人生快乐,所以人口一直没有增长,有几年还下降,最后迫使政府提倡生育。人们不喜欢生孩子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社会结构和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不同,我们国家的最小细胞是家庭,法国却是个人。在他们的宪法上规定,父母对子女必须承担抚养的权利,但子女对父母没有赡养的义务,人老了有养老金和社会救济。这一切决定法国社会的民主,自由……”
    
    我又问:“你怎么到法国,什么又叫‘勤工俭学’?”
    
    他布满皱纹的脸上飞起笑容,欢快的往事使他年轻了许多。他说:“‘五四’运动后,中国青年觉醒了,都为民族的命运担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怀着这样的希望,决心到西方去看看。可是我家庭穷,根本没有这笔经费。那时法国的劳动力非常紧张,特别是一般笨重的体力劳动根本没有人去做。我们通过外交途径,决定派一部分留学生去法国学习,这部分留学生大多数是穷苦家庭,不能负担这笔经费,便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解决。‘勤工俭学’就是现在的半工半读。我们是坐邮船出国的,住在巴黎华侨公寓,上午时间去餐馆帮人洗餐具、擦地板、抹门窗,下午去大学听课,晚上在公寓自习。生活基本上过得去,不低于法国一般人民的生活。”
    
    “巴黎美不美啊?”静一会儿,我再问。
    
    “巴黎美极了,称为世界花都。它一年四季云淡风轻,繁花似锦,雕塑壁画举目可见,像一座玉砌珠嵌的城市,不愧为世界八大城市之一。”钟工说到这里,怕我不知道世界有哪八大城市,即竖着指头说:“这八大城市是,美国的纽约,苏联的莫斯科,英国的伦敦,日本的东京,中国的上海,印度的加尔各答,德国的柏林,法国的巴黎,但最美的最漂亮的还是巴黎。所以巴黎又称欧洲的文化中心。它城市的建筑结构不像我们国家,铺面相连的街道,街道没点间隙,它是一幢一幢的高大建筑,街道就由这一幢一幢的建筑组成。它的街中心是花园,几乎都有喷泉;在街的两侧是绿树,小食店张伞设在绿树下,便利行人。一到晚上,男女恋人手挽手,肩挨肩,在绿树下谈情说爱,或唱歌跳舞,充满着和平安宁的景象。巴黎最有名的是六大建筑,卢浮宫、协和广场、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巴黎圣母院、凡尔赛宫。单说卢浮宫,它是欧洲的艺术之宫,收有四万多件历代大师们的珍品,像米开朗基罗的《胜利女神》、《恋爱之神》、《奴隶》,达·芬奇的《蒙娜莉沙》、《岩间圣母》,看几天几夜都看不完。”
    
    我听得入了迷又问:“听说还有什么埃菲尔铁塔,凡尔赛宫吗?”
    
    他稍作回忆,继续往下讲:“埃菲尔铁塔又称巴黎的标志,高三○○米,塔分三层,分别在离地面三十七米、一百一十五米、二百七十六米处建有平台,塔上设有酒吧间和餐馆,供游人用膳、休息、观赏,上下有电梯,登上最高处,整个巴黎尽收眼底。”
    
    我不明白地问:“怎么叫埃菲尔铁塔?”
    
    他说:“听我法国爱人讲,为庆祝法国革命一百周年,法国人民提议建修此塔,由工程师古斯塔夫·拉菲尔设计监造,花了两年时间才建成。铁塔重达七千吨,由一万二千个金属构件焊接而成。你想想,在七十年前,法国的建筑已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在我国建一幢十层高的楼房都感到困难啊!不学习别人的科学技术怎么行啊!”
    
    接着他又谈到凡尔赛宫。凡尔赛宫的名字我是知道,只知它是1870年资产阶级共和党头目梯也尔镇压巴黎公社革命的指挥部,而不知道它是法国人民的财富结晶。他说,1932年我去参观过凡尔赛宫,它在巴黎西南18公里的凡尔赛。这里原是一个小镇,在1642年路易十三建筑城堡,作为狩猎场,后经路易十四和十六的扩建,才变得金碧辉煌,富丽豪华。它有色彩鲜明的庭院,金光闪闪的大厅,精美绝伦的雕像,典雅宁静的花园,地面光滑照见人影,简直看得我眼花缭乱,好像到了水晶宫和瑶池园,不相信还在人世间。
    
    我对他的记忆感到惊讶,不禁叫出声来:“钟工,你是一个‘活法国’。”他淡淡一笑道:“不行呀小黄,比起我好些同学还差劲,他们才是真正的‘活法国’。人生最能记住的是悲惨和幸福,而在幸福的时候常常忘记悲惨,而在悲惨的时候却常常想起幸福,我喜欢法国,我热爱法国,这倒不是我在他国土上生活了八年,或与法国女郎有过恋爱,不是这些,是法国民主自由的国家政体和人民主高度的文化物质生活吸引着我。我经常常梦想着那一天能重新到法国去,看来不行了,只有等死后去收脚板印吧”!
    
    这番谈话在我思想上印象很深,震动很大,一方面感到自己晓得的事情太少,知识太贫乏,学习对于我太重要。自此我开始涉猎外国的现状、历史和文学,大量翻阅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品;另一方面觉得西方社会民主自由,人民生活的十分美满幸福,并不是在资本剥削的重压下挣扎。心里留下了人生一个奢望:要能亲眼去目睹一下,纵死也心甘。40年后的1996年我两度去了法国,一次以国家工商联民营企业家的身分随团访问国并出席参观了巴黎国际博览会,一次偕太太任蘅芳去欧洲旅游,在法国小住了几天,所见所闻与钟工谈的一模一样。我醉心不是法国的物质生活,是它的民主自由。人民在那个国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只要不付诸暴力,在大庭广众面前骂总统也不犯罪。没有思想反动和颠复国家一说,人民是真正的国家主人!
    
    共产党的运动总是来时气汹汹,去时一股风。十月国庆节后,市工业局党委对我的审查不告知而自动结束,解除了安全监护人,但没个说法。可我想不通,多次找着党委严书记问:“你们为什么要审查我?凭什么审查我?”严说不出任何理由,可又不承认错误,用所谓的原则来搪塞我:“革命的要求,也是对你的负责。”
    
    我冷冷地一笑道:“这个要求应该打上引号,负责应改为损害。”两个月后才知道,我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省文联创作辅导部的方刚同志在“肃反”审查中可能与胡风案件有关,在一个风雨之夜服毒自杀。哦,我骤然明白,是株连关系引起。兩年后我调入成都日报社文艺组认识邱原、茜子后才知道,方刚和胡风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在四九年前向胡风主办的《七月》投过稿,挣了点稿费,而被省文联“肃反领导小组”认定为胡风分子故自杀,可怜身后丢下一个五岁小女孩没人管教流浪社会,写下人间又一曲悲歌。
    
    解除“隔离审查”当我和肖俊华重见时,我笑着问她:“两月前你怎样想的?”她不以为然说:“我相信你没有任何问题,看我们不是见面了吗。”我道:“如果我有了问题呢?”她很爽快地回答:“那当然要划清界线,中断关系。”
    
    我没有多说,心里却在想:在我们的时代没有忠贞单纯之爱,爱要稳固必须有政治前提。农民的儿子不能爱地主的女儿,资本家的少爷自然不能娶工人的千金,阶级利益高于人性,在這个伟大时代,政治取代一切,根本没有个人空间。我想梁祝要在今天,早已各奔东西了!百头偕老,恩爱夫妻,同甘共苦,不适用于主张搞阶级斗争的社会。
    
    1955年“机关肃反”虽然扩大化,审查了好些不应该审查的人,伤害了不少同志的情感,但它毕竟面积小,在处理阶段又较慎重,基本上都做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故后遗症较少。但是,它却开创了共和国不正常的人际关系,使和谐的机关生活蒙上了厚厚的阴影,人与人之间筑起了一座防护的墙,为市侩小人提供了升官获荣的捷径,使一些阿谀逢迎者找到了出卖灵魂的阶梯,为日后社会的发度埋下了许多祸根。
    
    
    
    使我在情感上不能接受的是,我父亲1953年中风偏瘫后一直卧床在家休息,恰好在“肃反”中病逝。我姐夫张贵武来机关告知,由于我是审查对象,工业局党委竟然不准回家,入土时也未见老人一面,使我成了不孝之子,抱恨终身。
    
    我发现,经过1955年的“机关肃反”后,人和人的关系开始紧张,审干中那批所谓靠拢党和组织的“极积分子”,莫不纷纷入党和提干,那位死揪我不放的刘善成秘书,竟一跃而为市工业局办公室主任,取代了詹大丰的职务,且一路攀升,不断上提。现实生活告诉人们一个不宣的秘密:要当官就得整人,要入党就得出卖同志。自此大家谨言慎行,说话做事环顾左右,原有的那种真诚、直率、热情不见了,人和人变得虚与委蛇。
    
    出于对党的爱护,我不断向中共成都市委写信控告市工业局,在“肃反运动”中所发生的偏差,且措词激烈,甚至说如果市委不重视我的意见,我将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反映。这一招真灵,在1955年岁末,市纪委张书記亲自接见我,花了近三个小时认真听取了意见。他是南下老干部,参加过1942年的“延安整风”,为人和善,不摆架子。他十分耐心地听完我的陈述后哈哈一笑道:“我的小黄同志呀!你这叫受了委屈吗?告䜣你,我在‘延安整风’中被斗了三个多月,还关了我半年多的牢房,要你遇上了该怎么办?反抗还是自杀?什么叫干革命?组织相信不相信都要照干革命,尤其受屈、受诬,更应好好干革命。我们共产党从来如此,对每个干部相信又不相信。因为世界是变化的,人也是变化的,今天可能是革命的,明天可能是反革命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搞运动,才能把那些变节分子、各种隐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清洗出革命阵营。这次‘机关肃反’全国就揪出了不少反革命分子,仅‘胡风集团’就几千人。虽然把你审查错了,但不能抹煞我们工作中的成绩。你虽然受了一些委屈,但对你来说何尝又不是好事?比如今后提干,组织上就不会再审查你了。怎样,想通了吧?”。
    
    共产党真会做思想政治工作,经他这么一说,我原来的满腹忿忿不平,竟涣然冰释。
    
    
    
    故纸堆里看到司法的公正
    
    我们国家在1954年秋才正式建立国家档案局,地市专区一级稍后一点。这项工作开始并不引人重视,认为是可有可无的。后来随着政治运动不断开展,发现解放前国民党留下的档案藏着不少玄机。据说胡风分子阿垅、绿原等人的所谓历史问题,就是从故纸堆中找出的根据。于是,历史档案也就成了“奇货可居”的财富。机关肃反告一段落后,根据中央指示,全国开展了对敌伪档案的清理工作。为什么要开展这一工作,我们是不得而知的,现在回过头来分析,可能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发现和定罪,除了舒芜交出的多封信件和胡风的自投罗网的《我对文艺问题意见》((三十万言的上书)外,可能都是通过敌伪档案发现胡风集团某些人复杂的历史与有过的蛛丝马迹。似乎共产党有了警觉:历史挡案是革命的一笔财富,通过它可以挖出很多很多的“反革命”。
    
    事实上,我们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诸如镇压反革命、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和城市的民主改革,不但国民党残余势力已基本肃清,纵是乡保甲长、会道门、哥老会也惨遭打击,还有什么漏网之鱼?共产党却不松“阶级斗争”的弦,认为还有不少隐藏下来的“反革命”。其用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给老百姓头上悬一把斯达摩克剑,他们不会听话的。
    
    据我所知道的情况,从1952年到1957年“反右斗争”前,全国基本上没有发生过集团性的政治案件,其原因是人民对共产党拥护,认为它比独裁专制的国民党好,不贪污不腐化,讲民主倡自由,准许老百姓说话,处处为人民办事,爱都爱不完谁还去反对?但“胡风事件”后,各级领导大大增强了“敌情观念”,认为还存在着国民党复辟的可能,到处都是潜伏下来的敌人,渐次变脸变色远离群众。1956年“波匈事件”后毛泽东一改常态,把广大知识分子当成革命对象,开始枪口对内大势镇压人民,使形势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反对红色政权的不再是“国民党反动派”,是昔日追随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派,亦即“右派”和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且有增无减。时至今日,共产党还未走出这个误区,就像耗子钻牛角愈钻愈深,最后会毁在这个视人民为敌的观念上。
    
    清理敌伪档案,就是想从死亡的尸体上找出反抗革命的势力,这未免有点杞人忧天。不知是党组织为了照顾我的情绪还是对我的相信,把我调到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去清理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各种审判档案,参加此一工作的是清一色的党团员,无声无息秘密进行。市公安局戴星樵局长说:“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人员,并没有想到他们会如此之快的垮台,在他们的亲戚朋友吃了官司时候,常常会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向推事(现称审判长)、检察官(现在叫检察员)写信,从中疏通斡旋。我们清理的重点就是找出这些人,看他们现在是否已经落网?如未落网,便要跟踪追击。所以你们任务重大,工作艰巨。”
    
    我们每天上班就是埋头看卷案,寻找暴露在纸上的国民党敌特工人员,然后将这些人的名字(包括他们的住址和担任过的职务)摘录下来,送到公安局去归档查实。工作很是清闲,各人看多少卷宗没有定量,一切听凭自觉。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如法律的诉讼程序,罪与非罪的界线以及法律的专门术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关张琨冤案。透过此案,也使我看到了国民政府司法独立,保证民权的公正审判,司法的公正和法官的良心,以及“无冕之王”——新闻媒体,主持正义的声音。他们不屈于权贵,不为金钱利禄所动,使人久久难忘。
    
    此案发生于1945年成都县四驷桥,轰动全川波及全国。1951年我在驷马桥乡土改就闻说此案,还走访过一位任姓的涉案人。他两年前从监狱放出,但已双目失明,谈及此事只说纯系冤枉,好在法官刀下留人。经阅历史卷宗,才知里中究竟。
    
    张琨是国民党元老张继的儿子。张继又名溥泉,河南省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曾赴苏联考察,在国民党内声望卓越,誉为干练之才。北伐战争后为中央委员,不少名利之徒均拜倒他的脚下,以求一官半职。
    
    他有一儿两女,从小娇生惯养,长大成人均涉入挑色事件。张昆曾留学法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入陕西城固西北联大肄业。那时西北联大校长是cc派骨干分子赖涟,此君对张公子吹捧备至。张琨仗其父之高位,对学校教授从不尊重,稍拂他意即要为难师表,非得要赖涟解聘。一说在他求学之时和当地一位农民之妻勾搭上,此女有几分姿色。为了遂意,他拿出钱买了头驴叫其夫外出做生意。殊知日子久了,被老乡发觉,张琨见事情败露,怕老乡告官纠缠,有伤体面,于是一枪把老乡打死,激起民怒而逃离陕西;一说他风流倜傥,喜欢拈花惹草,不经意与一有夫之妇的青年女子交好,好得来如胶似漆,朝暮相随,行影不离。消息传到重庆张继耳里,其父大怒,认为有伤风化败坏门庭,从重庆飞来西安对儿子苛责一通。谁知张琨迷恋其女,带着她双双私奔四川广元,改名换姓混进县府充当一名录事(相当于现在文书),过着名士风流大不拘的生活。不久又为张继得知,即由广元县派出警长送张琨与农女去重庆。张琨以为到了重庆后会和农女正式成为夫妇,因两人门不当,户不对张继自难同意,托人将农女带到甘肃下嫁他人,再严加管束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自此张琨郁闷不乐,渐次患上了精神病,后送到成都就医,先在协和医院,后入正府街公立医院诊断,再入老西门外精神病院疗养。巧好成都有张继一位老友刘昌言,因涉嫌一桩贪污案怕省主席张群追查,而只身避祸外地。他家在驷马桥有座叫“萼园”的漂亮别墅,其姨太太刁思绒与女仆桂红住在里面。刁是南京秦准河歌妓,丰姿绰约楚楚动人,是刘昌言做官时赎的身,后带来成都。刘为讨好张继,叫刁去外西精神病院看望张琨。刁风情百般,艳丽照人,张一见笑逐颜开病情大有好转。刁是风情中人怎奈寂寞,不久将张琨接来家里疗养。两人成日呆在一起,干柴烈火,旷夫怨女,相遇碰撞,难抑火花。诺大一座别墅除刁思绒外只有十八九岁的丫头桂红,怎能避嫌?刁思绒也大方,干脆三人同床同寝,百般纵欲。张琨本来就是个虚弱之躯,且有肾不固精之病,怎经得住两个女人的折腾吸吮,不到半年,在一次交媾中突然脱阳休克而死。刁思绒和桂红不敢声张,为卸责任,叫来煮饭老妈子,乘夜将张琨背出萼园别墅,丢弃在驷马桥边的一座坟坝的小河沟边。一位任姓乞丐发现死尸,以为碰上了发财机会,便将张琨所戴金怀表、金手指脱去,而另几户刘姓农民又扒去其华贵衣服。这些无知百姓以为是拣来的东西,三文不值二文地卖给一个卿姓的收破烂的“收荒匠”,此人又将這些东西卖给一家刘姓旧货店,怎么知道竟惹下杀身之祸!
    
    翌日,四邻发现尸体立即告知地保,地保即向成都县府报案。县长王运明马上会同承审员韩铸九率员前往现场视察,经勘问了解知是大官张继之子,不敢怠慢多次检验尸体,得出结论为无毒无伤,立即转报成都地方法院检察处处理。当日值日检查官是陈先智,知张琨身世与刘家地位难以处理便推故未去。刁思绒为脱祸早巳向警局报案:张昆失踪未归。在上峰的压力下警局不敢马虎,立即派员四处寻觅查访。不出十天便在旧货店发现张琨遗物,即按物追查,寻迹进逼,于是卿收荒匠、任乞丐和拾得遗物的几户农民,皆成谋杀张琨的凶手,警局遂将此案定成抡劫杀人案,移送到成都地方法院,要求对凶手判处死刑。但是法官(那时叫推事)以证据不足,疑点太多,不是他杀为理由,迟迟不加判决。为督办此案,重庆国民政府司法部和张继均给成都地方法院有“严惩凶手”密函与手谕。但法官们还是顶着不办,故此案成了一个既不放也不杀的悬案。
    
    在此期间,成都各大小报刋,连篇累牍,跟踪报导,揭露事实真象,为受害者鸣冤伸屈。媒体不畏权势,就事言真,层层剥皮,谁敢枉法?整个四川闹得沸沸扬扬,妇孺皆知。我目阅了全案四十多卷卷宗后抚案沉思:国民党反动派并非书上所写的那么黑暗、那么腐朽、那么反动、那么横蛮,纵然面对至高无上的权力,司法仍有它的独立与公正,和今日中共相较有天壤之别。今天的中国,莫说最高权力者有手谕,就一个七品芝麻官的局长和县长歪个嘴巴,一般老百姓也休想活命。我们国家无司法公正,更无审判独立一说,舆论监督形同虚设。其原因十分简单,无论公安、检察、法院均统归政法委领导,试想共产党怎么判处共产党?正如一个人患了兰尾炎的患者,能自已拿起手术刀割自已体内的兰尾吗?由于司法不公正,审判不独立,社会自无公义可言。为此,这个国家永无公平公义!
    
    
    
    古庙旧事总难忘
    
    我不喜欢成天坐在机关里,过着一张报一杯茶平静而庸碌的生活。我希望我的生命永远充满活力,闪着青春的炽烈光焰。清理敌伪档案结束几天,招飞工作又拉开序幕。新中国要立于世界之林,需有一支空军队伍,守住兰天,打击来犯敌。1955年冬全省在高中毕业生中选拔飞行员,各地(市)把选拔出来的飞行员送来成都作最后敲定。省上委托成都市人委办公厅负责此批飞行员入学前的政审和体检等项工作。这些由地市县推荐来的飞行员,是清一色的高中毕业生和清一色的党团员,他们一个个虎气生风活泼可爱,那时成都还没有一家招待所能解决几百人吃住的地方,市委便指定北门外的昭觉寺作为集中地。我负责这些人的住宿、吃饭、调车,也就住在寺里。
    
    昭觉寺是成都平原最大一座古庙,建于明代嘉靖年间。殿堂弘大,古柏森森,金刚罗汉,暮鼓晨钟,香火裊裊,僧众多达千人,有川西第一禅林之称。每到初一十五来这里烧香许愿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若是大年初一,香客高达上万。
    
    昭觉寺驰名远近,是庙里有许多镇山之宝。给我印像最深的是厨房里那三口大铜锅,直径有一丈二尺多,深约三米,锅沿上有大清嘉庆几个字样。每口铜锅一次可煮上百斤大米,纵是条大牯牛也可整熬。过去(1949年前)昭觉寺的油炸锅魁闻名成都里巷,又黄又酥好吃极了,为酒客们首选。另外几件东西,一是释迦牟尼的舍利子;二是一尊用头发编织的观音佛像;三是陈圆圆亲手做的一双黄绫僧鞋,传说此鞋送给大清果亲王,后果亲王云游天下来过昭觉寺留此;四是果亲王出家前所穿的黄袍马掛。除此以外,这座古寺还有许多近似神话的传说,传得最神奇又家喻户晓的,便是那首民谣“树包碑,搖钵飞,柱头落地,长老归。”其实这是个“公关策划”,也就是昭觉寺的“广告”。通过民谣的传播,使它更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紗,让古寺更有诱人的色彩。
    
    所谓“树包碑”,就是大殿前一株巨大的黄桷树,把一尊石碑紧紧包裹住;“摇钵飞”,就是佛堂横樑上鉄索悬着一个斗大的摇钵;“柱头落地”,就是一间偏殿有根中柱悬空可摇动;“长老归”,就是寺庙开山祖师慧空,自乾隆年间出走后再未回来。前面三事又是长老慧空引出的故事。这些东西都是人工之作,久而久之便成了神话。
    
    传说风流皇帝乾隆,在年轻时喜欢上了一个姓胡的宫女,生下一个儿子,由其母养大成人。此子聪明过人,自幼在宫里充当太监,经常给作法事的慧空和尚端茶送水,故心里十分忌恨,暗自发誓:“当有朝一日我威镇一方,定把這些秃头杀净。”
    
    后来他长大成人,被乾隆皇帝放到成都作知府。知府官虽四品,他却享有一品待遇,比如衙门有紫阳鈡,进出有黄罗伞,威风八面,权似巡抚,被人尊为中堂。
    
    他从北京起身,慧空大师即紧紧尾隨而来到昭觉寺。胡中堂坐定成都后,闻说最大寺庙是昭觉寺,便打算拿此开刀,事前作好一切寻衅的准备。那天,他无声无息带着一帮衙皂前去昭觉寺,远在五里外便有僧众前来迎接。他甚为奇怪,一问,众僧问答是奉师父慧空之命。他度之:此秃头怎么知我行程?看来不能小觑佛法。来到庙里接他到方丈室,与慧空寒喧一阵即布施,每人发三个包子放斋。他眼见众僧把包子吞下肚后,才问慧空长老:你们出家人是吃荤还是吃素?慧空拈着胡须道:“大人,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当然素食。”胡中堂闻言哈哈大笑道:“今日本官所放斋,可全是狗肉包子啊?!”慧空欠欠身,平静回道:“大人所赏肉包众僧未动,我们吃的是自备素食”。言毕,众僧从袖中取出狗肉包还给胡中堂。
    
    胡未凑效,又出难题问道:“禅师,北京大道每天有几人行走?”慧空神态自若一笑:“中堂,只有两人行走。”胡以为抓住了把柄,突然脸色一变,勃然大怒道:“胆大狂僧,谁人不知北京大道,每日来千去万,何止两人乎?”慧空成竹在胸道:“请中堂息怒,大人为名,小人为利,故只有名利二人行走。”
    
    胡中堂被打哑了,说:“好,我再问你。”说着从袖内抓出一只活物,捏在掌中问:“慧空,我手中握的什么?”慧空思忖片刻,忽见樑上有燕唧啾,便知所以,立即回道:“大人,手握者乳燕也。”胡惊了一下,再问:“是活燕还是死燕?”如说活燕,他只需用力一捏;说死燕,他张指放行。所以无论你怎么答都会是错的。真难!
    
    慧空不愧是空门高僧,捋须闭目,不动声色回道:“大人,书云: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生与死全在大人掌中。”胡中堂哈哈一笑,再无话可说,五指一张,乳燕凌空而去。自此胡中堂拜慧空为师,皈依佛门。
    
    由于有这些极富智慧的传说,所以昭觉寺成为蜀中名寺,不但香火旺,还有四五百亩庙产,甚为富有。共产共产,寺庙有田有地也得共产。自1950年减租退押还田于农,六世主持慧智作为地主,照样被农民批斗打吊,只好将庙中所存金银全数交出,但仍不够赔退。最后拿出镇山之宝“舍利子”。减租退押工作组长雷洪,是个大字不识几斗的“武棒棒”,他拿过“舍利子”左看右看,鼻嗅舌舔,没盐没味是个什么东西?他关注的是钱,不是佛教文化,直言不讳问慧智:“这卵东西值几个钱?”慧智一脸诅丧回道:“雷队长,这是佛骨之精,非钱可表。”雷洪一听火冒三分,咒道:“你这个地主和尚,居然拿死人骨骗我。”说着,将这颗舍利子扔到窗外草丛丛中,还骂骂咧咧道:“妈屁,什么镇山之宝?别骗老子,我要的是金银财宝!拿不出,要你命。”
    
    可怜六世慧智就這样被逼悬梁。不到一年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登场,昭觉寺几百亩庙产按政策全被征收,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没有庙产便没收入,加之全国大势破除封建迷信,吃斋把素上庙敬香都是破除之例。另外有钱人全被打倒,自此再没有人向寺庙布施。树倒猢狲散。庙子没钱没粮自难养和尚,于是出家人纷纷还俗,偌大昭觉寺成了有史以来一座空空冷庙。
    
    到了1952年,中国在北京发起召开亚洲和平代表大会,会毕,参会的印度、尼泊尔,缅甸等国佛教徒代表要来成都参观,还指名要参观昭觉寺看“舍利子”。上面一问,才知此物被队长雷洪扔了。气得时任川西区委书记的李井泉狂怒,叫人告知已升为中共成都县委书记的雷洪:“三天之内必须找回舍利子,找不回枪毙。”吓得雷洪屁滚尿流,带着百多名干部连夜排查草坪,花了整整三天时间,终于从乱草丛中找回了那颗险些被扔掉了的舍利子,保住了小命。
    
    1956年的昭觉寺仍是空庙一座,上百间禅房不见和尚,也无居士前来烧香。“招飞办”设在这里,大铜锅和空禅房都排上了用场,一下热闹起来。我和市上调来的三位同志住在这里,大家各管一摊,工作到也清闲。第七世主持慧能年近五十,我们两人还很投缘,有点无话不说。他白天带着还未还俗的20多个弟子下田劳动,早晚又带着他们诵经念佛,从不间歇。一次我悄悄问他:“慧能大师,你又种田又诵经不累么?”他盘腿坐在蒲团上,静如止水地回答“黄同志,佛法行天,天道永存,存之在心,心之佛在,阿弥陀佛。”
    
    我听后想了半天,感到这句话深含哲理,自古出家人都有学问,不由得更加佩服。另方面觉得共产党口口声声说保护宗教,宗教何曾被保护过?又说信教自由,何人又敢去信教?土地改革已使蜀中第一禅林的昭觉寺萧条破败、冷寂如冰,十年文革又将这冷寂如冰的寺庙化为乌有,那庙中的四宝已不复存在,三座金碧辉辉的大殿尽被拆去,但“存之在心,心之佛在”的昭觉寺,却是永远毁不了的。我相信终有一天会见“柱头落地,长老归”的日子。慧空禅师会回来,一定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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