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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还原历史真相,痛悼亡友丘原
(博讯2011年10月04日发表)

     来源:参与 作者:铁流
    
     (博讯 boxun.com)

     (参与2011年10月4日)五十年前的事情,至今记忆犹新。我们这一代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去到那个没有杀戮没有仇恨的社会去永远定居。那是个真正“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不是“稳定压倒一切”的“和谐杜会”。这个“和谐社会”不让我们讲真话、言真事,千方百计掩盖历史,封杀历史,制造虚假繁荣。
    
     这个人就是胡锦涛先生,他总想(其实是梦想)回到毛泽东治下的罪恶时代,而强化自已的统治,保护一小撮权贵资本的利益。其实,在毛泽东时代他家也是受害者,他的父亲在“五反运动”中就被打成“五毒俱全”的“反动资本家”,被批被斗到死也未得到“平反”。作为一个受害的后代,不去反省这段历史,反拼命地封杀这段历史,强迫人们去遗忘,不知居心何在?
    
     我是“五反运动”的“打手”,“节约检查工作队”队员,就是斗资本家抓资本家的罪犯,有罪于国家民族,至今在反省反思。想不到被受害二代的胡锦涛先生,不但不痛定思痛,反不让我们施害者去反省。毛泽东的罪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任何人掩盖不了封杀不了,只能面对。我们希望当局尽快揭批毛泽东罪恶,还屈死于各种“政治运动”近一亿中国人的一个公道!不如此,国难安,民难平,愤难解,怨难消,中华民族永世不会太平。
    
     我们将要走的历史最后一程的老人,一定要把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留下来,做21世的“太史简”、“董狐笔”!如果还回避支吾,不但对不起子孙,也对不起自已,更对不起民族。我们怕什么?又有什么怕的?难道说真话实话是犯罪么!如果网警要封杀我的博客,实际在封杀你们自巳。而今中国最为可怕的事情,就是毛派极左势力在复活,“造反派”李长春就是新的“左王”。如果这股反动势力复活了的话,中国人民将再次回到人整人、人吃人、“喝大锅清水”、“三个人穿一条裤子”的年代!
    
     为了推进“改革开放”,支持温家宝总理“政改”誓言:“如果不加大政治改革,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恐会得而复失”。为此,必须还原历史本来面目,追求历史有过的真相。我的博客将贴出一篇一篇的历史真相文章,欢迎浏览者点评讨论。凡是有关真相的文章我都贴上去,不怕坐监,不怕杀头,不怕再次当“极右”。
    
     我的博客应叫“真相博客”。对谁敢言、敢批、敢骂,纵是皇亲国戚,在位元首一律平等。最后让我们一起振臂高呼:真相万岁!万万岁!!!
    
     謝泳在《一九五七年中國民間知識份子的言論活動 》一文中寫道:“在1957年,像林希翎、譚天榮或者比他們更爲人所知的‘大右派’的言論,雖然也不見容於當時的政權,但因爲他們的言論基本上進入傳媒(雖然是作爲批判或者罪證),多數已爲人所知。對一般思想史研究者來說,他們已不會被遺忘。我在本文中所用‘民間知識份子’的概念更爲狹窄,主要是指那些更不爲人所知的知識份子,因爲他們所處的地域、職業、本人所有的知名度等等因素,他們沒有在社會上造成轟動效應,或者因爲他們當時的思考是以大字報、投稿或給中央領導上書形式出現的,而這些東西既沒有發表,也沒有傳達,它只是作爲一種瞭解當時政治變化的動態,以情報的方式在極小的範圍內傳播。從思想史研究的角度評價,這些東西的價值是很獨特的。”
    
     我以爲除了謝泳提到的四川大學生物系四年級女生馮元春、成都鐵路局李昌明外,四川省當年的“民間知識份子”,還應該包括省文聯創作輔導部的茜子、丘原和成都二師的徐航等人,只可惜這些人後來殺的殺、抓的抓,現在竟然沒有一個幸存下來。他們曾經有過的自由民主思想,連同他們的肉體一起被埋進了墳墓。
    
     我和丘原相識於1956年12月四川省文代會上,他在大會上作過有關電影與戲劇創作方面的發言,給我留有深刻印象,他的電影文學劇本《青蛙少年》曾被收入《四川優秀戲劇集》。由於工作關係,“整風反右”前我們經常聚集在茜子家談論時政和有關文學創作問題,大家觀點鮮明,直言無忌。後來這個聚會的地方被羅織爲“裴多芬俱樂部”,直接葬送了我們的青春年華。
    
     丘原本名丘漾,是地道的成都人,從外表看卻像是山東壯漢,身材魁梧,直達耳根的大鬍子彰顯出陽剛之氣。他的“反黨言論”散見於四川省委宣傳部和省文聯編輯的“右派言論”和某些“朋友”爲洗清自己而寫作的交待材料中,這裏僅將我所知道的擇要介紹。
    
     他說:“官僚主義産生於無產階級專政制度本身,不是作風問題。社會主義國家的終身領袖制度,是個人崇拜的根源。布達佩斯的知識份子到裴多菲俱樂部去原是出於不得已。因爲在拉科西統治下知識界一片荒涼,又不准自由討論,逼得他們去那裏,因爲只有那一小塊地方有民主自由。”
    
     他又說:“文學藝術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始于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活》,如果不打破這個框框,中國永遠不會有創作自由和真正的文學作品。文聯和作協本應是作家藝術家的群體組織,不是上下級關係,更不是埋葬思想自由的地方。而現在的作協、文聯是共產黨的衙門,是整人和強制改造人的思想的地方。思想是不能改造的,是人類生而據有的東西,就像天賦人權一樣。”由此他提出“黨委要退出文學創作藝術部門,讓作家藝術家自由自在地創作,想寫什麽就寫什麽。”
    
     在談到毛澤東時,他說:“毛主席就是個帝王,他自己寫的《沁園春》就表白得十分清楚。他獨斷專橫,指鹿爲馬,說高、饒是反黨集團就是反黨集團,說胡風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
    
     他還說:“文學沒有黨性,只有人性。黨性強化教條,人性孕育藝術。《三國》、《水滸》、《紅樓夢》是靠黨性寫出來的嗎?我認爲黨報上刊登的那些光明面全是假的,陰暗面才是今天整個社會的真實。領導無論作什麽報告總是說‘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1955年肅反整錯了那麽多好人,成績還是主要的。共產黨最大毛病是錯了不認錯,耍霸道。”
    
     正是因爲他的立場觀點與社會現實格格不入,被劃成“極右分子”離開文聯後鎖喉噤聲,以刻蠟板度日。沒有想到他逃過了1957年的懲罰,卻沒有逃脫“十年文革”的煉獄,竟然慘死於1974年一个清晨的成都寧夏街市大監。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茜子因“反革命”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刑滿強制“就業”不許回家,茜子十分不滿,於1973年潛回成都,見到丘原後聲淚俱下:“我們這一生何曾反對過共產黨,共產黨卻往死裏整我們。老子現在真的要反對共產黨了,我要跑到國外去寫文章揭露共產黨的殘暴與黑暗。”
    
     恰好半年前有丘原任編輯時發過稿件的一位老相識,在“文化大革命”中舉旗造反,搖身一變成爲新疆某造反兵團的頭目。回成都探親時得知丘原的不幸遭遇,邀請丘原到新疆去,遭婉拒後留下兩張空白介紹信:“只要你願意來新疆,我們任何時候都歡迎。”
    
    現在茜子想逃亡,出於友誼和同情,丘原將其中一張空白介紹信交給茜子,另送一百多斤糧票和幾百元人民幣的路費。茜子到新疆後出境未果,又轉到上海想泅渡到公海爬外國商輪,失敗之後潛入山西一處煤窯挖煤度日。不久中共當局在全國範圍內對茜子發出紅色通緝令,很快將他抓捕歸案,丘原也作爲“叛國集團”的策劃人啷璫入獄。公安部門對他刑訊逼供,並且誘導說:“只要你交待出同夥,我們可以立即釋放你,如抗拒不交待只有死路一條。”丘原拒理抗辯,被禁閉在小監之中。
    
     在小監裏沒有毒藥,沒有利器,沒有繩索,連褲帶也被獄吏收去,每隔兩三個小時還有人巡示。爲了保護朋友,丘原將吃飯用的一隻竹筷在地上磨尖,然後在風雨交加的一個夜晚,對準跳動的股動脈血管舉起竹筷用力捅去,捅進去後再用力不停攪動,直到鮮血汨汨外流才蒙頭睡去。第二天早晨獄吏發現時,他已經仰睡血泊悄然長逝。監獄通知他的妻子張天秀領取遺物,那床血迹浸透的被蓋竟然重達幾十斤。因爲家裏沒有自來水,張天秀拿著血被去錦江河沖洗,使半邊河水染成了血紅色。
    
     茜子,本名黃獅威,又名陳謙,四川內江人,出身於書香世家,早在1949年之前的學生時代,就在報刊中公開發表文章,嘲罵國民黨獨裁專制的中國是“家家朱門,戶戶餓殍”。1949年之後主動參加中共軍隊,《呂梁英雄傳》作者西戎發現他的創作才華之後,把他調入川西區軍管會文藝處即四川文聯的前身,先後與西戎、流沙河合寫《秀女翻身記》和《牛角灣》。1953年並省之後轉入《草地》文藝月刊任編輯。1957年因支援流沙河的《草木篇》而名列“七人反黨小集團”,後以“反革命”的罪名兩度被判處有期徒刑共20年,1980年平反回到原單位恢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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