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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重压下的众生相——《文汇报》内幕之七/姜维平(图)
(博讯2011年01月06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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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汇报》驻全国各地主要负责人合影:左起1姜维平,2广州办主任吴泰基,3四川办主任杨永年,4文汇报办公室副主任林金来,5深圳办主任林裕栋,6上海办主任姚欣宝,7武汉办主任邹珍贵,8广州办副主任林燕芳,1995年1月14日摄。
    
广告重压下的众生相——《文汇报》内幕之七/姜维平

    
    
    广告是《文汇报》的生命线
    
    《文汇报》在香港的三家左报中,论资历不如《大公报》,论商业性,亦逊色于《商报》,但它近年来在政治影响力上,却比前者要激进得多,正因为紧跟党中央,领左倾风气之先,一方面使北京的中南海领导人青睐,另一方面却使香港本地的订户和零售量不断下降,气得老总们经常骂《苹果日报》是“滥苹果”,骂《东方日报》是迷失了“方向”。是它们挤占了报业市场。
    
    然而,不管怎麽骂,人家在香港地摊卖得好,收入也多,各项业务发展也快,《文汇报》没有办法,但它亦有自身的优势,就是“广告保护主义”,内地的企业在香港招商和推销产品,必须把广告给香港左报,这是中央有关部门下达的指示,所以,《文汇报》高度重视内地的广告客户和业务,由于中央对它的拨款逐年增加,但《文汇报》总是人浮于事,入不敷出,自然内地办站的广告年收入就成了报社老总们馋涎欲滴的大肥肉。
    
    1994年至2000年期间,我经常往来于香港和内地之间,我发现一个秘密,《文汇报》的员工对政治改革和民间疾苦非常冷漠,老总们关心的是广告收入,员工们专注的是内部福利,只要一开会,八成与广告有关,每逢年底或年初,必有总结会和表彰会,其主要内容很少涉及到新闻报道,大都是研究增收广告的经验和教训。谁点子多,创收多,谁就被表扬。一般情况下,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广告特多,这和当地经济活跃有关,此外是上海和北京,于是,驻广州办,上海办,北京办就成了“大哥大”,而它的主任位置就成了“肥缺”。
    
    《文汇报》广州办事处成立的比较早,影响力较大,它所在省市的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因为毗邻香港,故对《文汇报》较熟,许多广告就刊登在这家报纸上,而且,对外招商成了各地官员拿手好戏和脸面,他们为了拿回扣,也把“肥肉”给了《文汇报》,因此,在我的印象里,它们办事处包括临时工,不过10个人左右,但年收入竟数千万元,真是不可想象,肥得流油。
    
    于是,如同官员一样,就出现了腐败和犯罪,“关齐云事件”就是典型的一例,而且,围绕着广告回扣,佣金,提成,奖励,内地员工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报社领导不得不出面协调和查处,那时,广州办和上海办最有钱,所以,产生的利益冲突和人事争斗也最激烈,有趣的是,负责内地员工外联的副社长刘永碧,采取的策略都是一个模式:合稀泥!她很少谈论是非,只求广告稳定,她心里非常清楚:《文汇报》在香港讲假话卖不出去,必须靠内地广告收入支撑,而拉广告的能人,一个也不能得罪,广告是它的生命线,所以,凡是内地办站出了人事纠葛,她都是各打五十大板,谁的积极性也不伤害!但也有例外的时候,那就是,某个办事处的领导和员工针尖对麦芒,实在合作不下去了,不得不做人事调整。
    
    广州办就发生过多起“政变”,90年代中期,吴某某由《韶关日报》总编的职务调《文汇报》驻地主任,他为人忠厚,亦严于职守,但商业头脑太差,交际能力欠缺,就被一位姓陆的“广告大侠”所蔑视,该人之所以被戏称“大侠”,确有过人之处,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很少写出文章,但能利用《文汇报》的招牌纵横天下,其一表人材,能饮善唱,广交大款,财源滚滚,每年总结时,其承揽的广告额都名列前茅,于是,他瞧不起吴某某,两人矛盾日深,以至水火不容,“陆大侠”给报社发申请,要办第二广州办事处,吴某某也声称不炒他鱿鱼,自己就辞职,官司打到香港总部,令老总们头痛。一位参与决策者对我说,唉,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吴是党员,办报政治上可靠,陆是“大侠”,赚钱是快手,能人!他们权衡再三,还是“陆大侠”走人!因为文汇报毕竟是党报啊!它还得顾忌脸面。好在,铁打的《文汇报》,流水的员工,共产党坚信,只要广告能赚钱,有佣金和奖励,为了生活和享乐,就不怕员工辞职,继任自有后来人!所以,2006年,我获释后查阅了《文汇报》网络版,见到了许多新面孔,过去的广告“大侠”和办站主任大都风流云散了!
    
    《特刊》是个骗局?
    
    为了提高广告的竞争力,《文汇报》,《大公报》都出版了特刊,《大公报》的事我不甚了了,但《文汇报》的特刊则广受争议和指责。所谓“特刊”说白了,就是介乎于广告和新闻之间的一种专版,形式上是套红印刷,内容上是某一种产品介绍或企业形象推广,也有某个城市领导的吹捧稿件,等等,它和《文汇报》的新闻版不同,它是严格收费的。记得我的一位具体负责广告的同事,在辽宁省海城市承揽了一个特刊,其内容是吹捧海城银海锅炉的新产品,一个版大约人民币4万元,双方签约是先支付一半,刊登后再结清账目,这种合作比较公平,也广受客户欢迎,但却出了大问题。
    
    大约是在90年代中期,那个企业的老板姓梁,女性,山西人,其兄长在香港有办事处,我当时并不知情,等特刊登出来以后,她哥哥在香港地摊上买了一份完整的《文汇报》,翻遍了内页广告和特刊,竟根本没有这家公司的内容,他很奇怪,就告诉了妹妹,于是,女老板用地方口音很重的大嗓门与我通电话,她生气地质问:你们《文汇报》守不守信誉?我问明了情况,也非常震惊,因为双方签有合同,相关条款里有明确的日期和版次规定,如果违约,我们另一半费用将被拒付,我忙追问香港总部,但广告部的领导信誓旦旦地坚称,已经如期刊出,丝毫不缺,不过,客户的哥哥却查不到版面,于是,我开始怀疑特刊收费低廉的原因,它究竟是个什麽东西呢?
    
    两天后,我们通过民航班机拿到了20份《文汇报》特刊单页,也收到了那天完整的香港《文汇报》,里面确有这张特刊,我不知道这是怎麽回事。。。。。。后来,我和同事驾车两个小时,把广告样报和报纸专程送给了梁老板,她说,我说怎麽登了特刊后,一点效益也没有啊,上面印了电话号码,我没接到一个电话,可能《文汇报》只印了21份吧!我和同事都苦笑起来!
    
    当然,她很有钱也很慷慨,支付了尾款,令我们感动,但以后她再也没给《文汇报》一分钱的广告费。我经常想,《文汇报》在印刷数量上没藏猫匿吗?
    
    广告被高官所利用
    
    中国的政治体制使《文汇报》和各地官员之间形成了互相利用,互相依存的关系,《文汇报》为了银子,官员为了面子,他们权钱交易,各取所需,那时,各地赴港招商成了风气,动辄某地组团百人到香港去忽悠,虽然签订的协议大都是假的,但官员们只求表面的政绩和热闹,故纷纷仿效,乐此不疲。而《文汇报》趁机捞几个版面的广告或特刊,则绰绰有余。
    
    记得90年代初的某年某月,薄熙来第一次以大连市长的身份带领庞大的代表团赴港招商,我们也根据港馆的指示,承揽了十几个版的特刊,广告收入不少,但有一单特刊闹出了大乱子。那时,大连有一家搞房地产的企业很有名,叫三环房地产公司,它是国企,归农牧业局管辖,其下属农场特多,大都处于城乡结合部,后来原址盖大楼发了横财,故他们把地块规划之后赴港招商,很有斩获,我们和老板王某签订了合同,但广告上面的照片是局长于某,不是王老板,不料,由于电脑当时没有普及,发照片要通过邮局的特快专递,我们的照片等资料到达香港的时候,会议开幕的时间已经临近。结果匆忙之中,出了差错:在于某照片的下面竟属名他是市长薄熙来!
    
    这也难怪,这些《特刊》都要赶在大连招商会当日推出,报社的编辑没几个人知道薄熙来,不像现在,他被骂或捧都出尽了风头!于是,王老板打电话告诉我,薄熙来看了很生气,于某抢了他的镜头,太不应该,而且,于局长尖嘴猴腮,远不及薄熙来潇洒?。。。。。。他花了5万广告费,却受到了批评,心里很难过。我告诉他,幸亏副总编刘永碧发现得早,及时做了修改补救,但无奈一部份报纸已经出街了,它像泼出去的水,永远收不回来了!我只好给王老板连声道歉。
    
    然而,诡计多端的薄熙来吃这样的哑巴亏很少,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文汇报》为自己脸上贴金:中共15大开幕当天,《文汇报》首版的广告,是薄熙来扶植的大连万达集团老板做的,支付了20多万元,其内容主要是薄熙来西装革履的大照片;王军霞在奥运会上夺冠,其原籍所在地的某企业,也在《文汇报》刊出了祝贺广告,当王军霞回到家中,衣锦还乡,薄熙来赶去捧场,就带着这张报纸,它和薄市长一同出现在大连电视台上。薄熙来对王军霞说,你看,《文汇报》给你登了整版的报道!。。。。。。
    
    不过,最能体现他和当地官员对《文汇报》的利用,还集中在这样一件事上:大约在90年代中期,新加坡富商黄某芳到大连考察,那时,大连星海会展中心原址,还是一片由城市垃圾堆出的荒地,薄熙来想让黄老板投资开发,但精明谨慎的商人思虑再三,拿不定主意,于是,薄熙来亲自提议《文汇报》宣传,我被他的秘书叫到大连星海湾,薄熙来说,今天黄先生来了,是个关键时刻,我们要办大事啊,你没看我今天打了领带吗?。。。。。。我知道,他平常喜欢穿夹克衫,里面是白衬衣,一般不系领带。薄熙来在星海湾现场,一边带领黄老板视察,一边说,你看我戴领带了吧!就知道我要办大事!。。。。。会后,他的秘书还向我提供了详细的文字资料,并强调说,你一定要马上报道黄先生投资的事,于是,《文汇报》第二天“中国新闻版”刊发了长篇文章,但非常奇怪,此后很长时间,这个商人只是签了意向书,并无实际举动。。。。。。后来,我才恍然大悟,薄熙来深知《文汇报》在海外有影响,是要通过媒体给黄老板施加压力,逼他在大连投资。总之,类似的故事太多了,大都已经往事如烟,印象淡然。薄熙来是最会利用和玩弄媒体的高官之一。
    
    拖欠款的烦恼
    
    在《文汇报》任职的五年间,我最烦恼的事莫过于广告的拖欠款了,虽然,我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在了新闻报道上,但遇到大额的未付的尾款,既使是部下和同事所为,也必须跟进和处理。有的还难免打官司。
    
    通常情况下,政府部门的广告,一般由中共官员审批后,交由财政拨款,只要有合同和发票,很容易及时结账,但企业做完了广告,有的很守信用,有的拖拖拉拉,也有的赖账不还,总之,五花八门。由此,我也看到了中国企业老板的诚信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记得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一家企业,在《文汇报》做了整版的彩色广告,为了给它开业时的庆典增光,但付了一半费用之后,等广告刊出了,迟迟不付账,我的同事去了几次,也没有索要回来,后来我亲自赶赴那里,像挤牙膏一样,只结了一部份,可能是企业效益不好吧!
    
    不过,东北的吃喝风十分盛行,既使是连年亏损的开不出工资的企业,也是老板天天迎送往来,歌舞升平,烟酒照顾,挥金如土,每次去讨要欠款,他们都会热情地请我吃饭,却继续赖账,有时我很生气,拒绝吃请,我说,你把吃饭的钱省下来,给《文汇报》吧!。。。。。。但这样搞,他们更不理你,也不解决问题,有时以酒论英雄,你多喝几杯,他们就付账,你不喝,他们就说你不够朋友,当然不应当给你广告,这种传统的以酒会友的习俗,是东北人的特点之一,离开喝酒,几乎办不成什麽事!故此,那些年我的胃病相当严重,2000年12月4日,我入狱了,失去了自由,但也避免了酒对我身体的伤害。这叫“有一失必有一得”吧!
    
    我印象中,政府官员对《文汇报》赖账的人不多,哈尔滨市常务副市长朱胜文是其中的一个,我在1994年初,曾去采访过他,做了专访,后来,他通过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赵某,在《文汇报》做过一版广告,但结账却并不痛快,我和朱市长通过电话,他久拖不决,还想赖账,但宣传部长赵某是记者出身,为人很守信,多次催他,才付清了账目,后来,他因为和副书记岳玉泉争权内斗,遭到整肃,惨死狱中,我在牢房里听到这个消息,不胜唏嘘!
    
    另一位官员是原吉林市委书记赵家治,我去采访他的时候,市委宣传部的某官员说,他们正准备到香港招商,打算给《文汇报》一版广告,我来得正是佳机,但不巧,我下榻在江城宾馆,那天夜里,距此不远的文化宫发生了火灾,不仅烧毁了正在展出的恐龙化石,而且,还焚毁了图书馆的许多珍贵的线装书,虽然,我有求于孙书记,但不能无视记者的职责,我立即做了报道,第二天,香港各界都知道了吉林大火,当然,书记很生气,广告也不给了,我灰溜溜地离开了吉林。很长一段时间,我成了那里不受欢迎的媒体记者,他们叫我“捅包蛋!”
    
    说来也挺有趣的,2007年,我应著名画家卢禹舜之邀,去哈尔滨看朋友,住在他办的“八荒通神”大酒店里,竟偶然与上述那位欠款不还的老板久别重逢,谈及往事,他竟一直未与《文汇报》结账,我问他为什麽,他说,《文汇报》是党报,给他干啥?给了,还不是领导挥霍?如果老弟你现在要,我马上给你现金,我连连摇头,他酒酣耳热,气愤地说,你为《文汇报》兢兢业业做事,却落了个坐牢5年的下场,为啥不要?我说,我可不想再坐牢。坐牢太苦啊!。。。。。。他听了,大笑不止。
    
    2010年12月15日于多伦多大学。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1年第一期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11/01/20110106034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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