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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构建和谐社会”首先政府必须守法
(博讯2009年11月05日发表)

    
     来源:参与 作者:铁流
     (博讯 boxun.com)

    
     这是我2009年11月1日应邀参加老朋友徐景安(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发起主持召开的“创建中国(北京)新文化研讨会”第十五次会议“构建和谐社会”的发言命题。这天发言的还有郭道晖、辛子凌等十多位教授、学者、专家。
    
     “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今一个时髦的名词,语出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最早见诸报端是2004年,亦即“胡温新政”的发端。我认为 “和谐社会”是和毛泽东“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相对立的两种世界观。所谓“战无不胜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核心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换言之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乱世之语。所以过去30年国家与社会永远处在动荡不安之中,老百姓难以过上一天好日子。毛死后邓小平摒弃了毛的歪理邪说,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理论。经济建设需要安定的环境,而安定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如果说市场经济是和约经济,和谐社会就是法治杜会。由于执政的中共不能彻底摒弃毛泽东思想的邪理邪说,虽然提出为老百姓称诵与拥护的“和谐社会”,故难兑现。
    
     说得直白一点,“和谐杜会”就像管理交通,想要万千车辆有序行驶,就得有交通法规,司机必须遵守。现在是有了交通法规却不兑现,而执法的交警却乱指挥乱罚款,司机能诚服吗?道路自然塞车、撞车、相互抢道。近三十年来,为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全国人大不仅制定和修改了宪法,还制定了其它相关法律,可是均难兑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明白白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可是这几十年来(还不说毛泽东时代的前三十年),请问哪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反正我没享有过。
    
     众所周知,五十年前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主席,以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为名,建立毛民一党独裁统治为实,撕毁1949年新政协制定的“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民”的共同纲领,同时还践踏了中国共产党“八大政治路线”,不断开展各种政治运动,打击异已,构陷无辜公民。到了1957年又以“帮助共产党整风”为诱饵,根除“三害”(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作手段,设置“阳谋”圈套,一夜之间悍然把数以百万的党内外知识精英、国家机关干部、在校大学生,打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剥夺他们言论自由与生存权利,有的还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直接投入监狱,进行所谓的“劳动改造”,肆虐期长达22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正反乱”,胡耀邦总书记大刀阔斧平反冤错假案,右派问题几乎“一风吹”。我们几十万“贱民”获得“改正”,先后回到原单位,恢复了职称、职务、工龄,大家不计前嫌拼命工作,誓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不少写右派苦难的纪实文学和电影,在全国各地出版和放映,一时右派分子成了香馍馍,受到不少人的尊敬和尊重。想不到在“胡温新政”的高调中,退离休的右派老人不明不白又成了新一轮的“专政对象”,究其原因就是一些政府部门不尊法、不守法、不执法。
    
     据我知道的情况,凡发起参加2007年“反右斗争50周年”、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上书签名的右派老人,均遭到有关部门的跟踪、监控、限制出境等等,有的还搜去书刊、电脑。以我为例可见一般。在这之前我出境纪录有二十多次,2007年后一次也未出到境,三次均在海关被挡,无原因、无理由,更无法定程序与手续。2008年3月,我们全家四人参加北京一个旅行团去埃及旅游,全团20多位游客只有我这个年龄最大的退体老头出不了海关。我问海关边防负责人:为什么不能出关?回答四个字“上级指示”。哪个上级?不知道。结果妻子、女儿、女婿飞走了,害得我这个七十有五的老人,冒着寒风孤零零的半夜十二点才摸回家。有人为我鸣不平说:告他们去!我告谁呢?没有一个字据和凭证。最后气得我不得不向国家主席胡锦涛写第六封公开信,但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至今还是不能出境,我能“和谐”吗?
    
     还有,在“十七大”期间,当地有关部门,甚而不让我走出小区大门,也无任何明示与理由。至今为止,我所有通讯设备被监控,十几分钟通话被卡断三次,真让人恶心。这些是不是有法不依?是不是明目的张胆地违反我国现行法律?而这些部门从不感到一点歉意和脸红,就像当年“文革”的“红卫兵”,视打人、杀人为“光荣”一样。
    
     为了“拒绝遗忘,正视历史,支持改革,促进民主”,我们北京几位志同道合的右派老人,自行出资出力办起了一册内部交流文稿《往事微痕》,不出售不进入市场,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免费赠送,做这些事是宪法赋于我们的权利。可是有关部强行进行打压,公然从邮局收去我们寄出的《往事微痕》,至今也找不到收缴的单位,就是打黑拳不露面,不禁使人想电影银幕上那些国民党穿长衫戴墨镜的特务,原来共产党也养不守法的特务啊!
    
     这且不说,一个什么北京市文化市场管理的执法大队,又去一家复印社搜查正在复印的《往事微痕》,公然定性为“非法出版物。”我问他们根据什么法律条文?理由是什么?他们的理由是凡是没有刊号和“准印证”的复印文本就是“非法出版物”!按此逻辑推断,讲稿、讲义、产品说明书以至寻人启示、讣告、唁电,都是“非法出版物”,
    
     北京是首善之区,多少还顾及脸面,一些偏远省份就更不像话了。今年9月8日,沈阳右派难友姜万里来信说:今19时,杨崇诚(也是右派老人)电话告诉我:今日沈阳市ga一处(文化侦查处)警官吴永辉打电话给他,问他“看过《往事微痕》没有?”他们之间对话如下:
    
     吴:你看过《往事微痕》没有?
    
     杨:以往看过。
    
     吴:最近看过没有?
    
     杨:最近没有。
    
     吴:你收藏没有?
    
     杨:我没收藏。
    
     吴:《往事微痕》里都有些什么内容?
    
     杨:这里面都是些当年曾经受难的右派朋友们写的回忆文章。概括起来有两方面内容。第一方面是:批评1957年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运动是完全错误的。在那场运动中有几百万爱国的知识分子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分子,受了诸多磨难。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给其中99.99%的人宣布改正。也就是说99.99的受害者都是被错打的,是受冤枉的。所以,这场运动是完全错误的。第二方面内容是:呼吁中共中央给予无辜受害的右派们以赔偿。这上百万的受害者,在长达22年中,遭受诸多苦难,许多被投入劳教、劳改,出了牛马力,却不给工资报酬。国家既然承认是错整了人,就应当给予赔偿。所以这些受害者要求给予赔偿。
    
     吴:你自己的看法呢?
    
     杨:《往事微痕》的看法也是我的看法。我过去曾经多次对你们说过我的看法。(老杨是ga 的重点监视对象,因为他在2007年曾经给胡锦涛写过信,要求给右派受害者赔偿。他还为自己儿子的冤案向辽宁省高级法院申诉13次,所以ga 时常登门来看看)
    
     吴:你知道《往事微痕》是从哪里来的吗?杨:知道。是北京博绳武邮来的。(把博的通信地址告诉给了吴)
    
     吴:现在上边有指示,非法出版物一律查禁,不要看。(随后说了一些敷衍的话就挂断了电话)。
    
     想不到20天后,姜万里难友住地的公安机关,明白张胆地从他家里收缴走31本书籍,其中有多本由国家正规出版社出版、从新华书店购买的,如和凤鸣著的《经历:我的1957年》、从维熙著的《走向混沌》、戴煌著的《九死一生》、中国农民出版社的《中国农民调查》等,还有著名老记者强剑衷先生主编的《历史大趋势》、《法制大手笔》等。在被收走的书籍中有一本《改革历程》,是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的书,是他口述,由他当年的老部下记录,后在香港出版的。我是为了了解六四那段历史的真相,才买了来读的。可是也收走了。前总书记的书也不让人读,让我怎么看共产党呢?是不是对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太没有信心了?尤其令我不能容忍的是,我为了缅怀祖先,自费编写了一本家谱性质的《姜向春传》也被收去。我的祖父姜向春是在1913年(即张作霖初创期在新民府被清廷收编时)投到张作霖麾下的,后凭战功从士兵晋升至中将师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曾企图收买他,委任他做僞满洲国的“警察总监”,我祖父拒绝,不当汉奸,被日本人定为“要视察人”(即重要监视对象)。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张学思率八路军进驻沈阳、任辽宁省政府主席,曾邀请我祖父担任省政府参事。上世纪60年代,我祖父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编辑出版的《辽宁文史资料》第六辑收录了他写的一篇文章《张作霖在辽西的片段》。我自费编印祖父的传记,还收录了姜家的族谱,印了60本,分送给我家各兄弟姊妹以及族中后人,以教育后人不忘祖先创业的奋斗精神。还赠送给张氏帅府博物馆、辽宁省政协文史办、沈阳市政协文史办等部门,供作为研究近代史的参考资料。这是一本完全私人的书籍,是家谱,竟也连同《往事微痕》一起被收走。请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有这样的规定吗?我在10月15日曾致电给收走我书籍的警察,问他何时归还我的书籍?他回答说:“我们有专门审查的部门,送去审查,还没有回音”
    
     不难看出当今的问题是政府部门不守法、不尊法、不依法,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不要你出境就不要你出境,想收缴你书刊就收缴你的书刊,想监控你电话就监控你电话,而且不明着来,更无任何法律条文与法律程序,全是“内部知通”、“上级指示”,又回到“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毛泽东时代。可现在早不是“威权政治”,己是“双峰政治”进到“常人政治”的年代,互联网把世界联成一个整体的信息时代,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是不可逆反的潮流。
    
     由于政府一些部门践法、乱法,社会怎么有“和谐”?加上眼下多如牛毛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强拆民房、鲸吞土地,作恶行凶,以强凌弱,根本不管老百姓死活,为此才有“杨佳袭警”、“玉娇宰猪”、“瓮安风暴”、“钓鱼狂潮”。
    
     我的发言归为:构建和谐社会,首先政府部门和政府的公务人员必须要守法,如果这些人不守法,社会根本不会和谐。中国的问题是政府不守法。另外,“和谐”,必须“和解”。第一要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第二要解决当前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贪污腐化。第三政府任何政策法规要公平、公正、公开。第四要有监督机制。没有监督机制,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博讯记者:蔡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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