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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60年大庆说“反党”,民主宪政何是期?
(博讯2009年09月06日发表)

    
     来源:参与 作者: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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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中国60年的历史,是中共一部斗争史,诡异多变,百态千姿,要好精彩就有好精彩。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独裁的不祗是民主派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也有大批共产党员和党的中上层干部。当然他们都被毛泽东专横独裁的手段镇压下去,但不等于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为了中共的长治久安,国家民族的繁荣昌盛,我一再呼吁当权者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并建议民主竞选先从党内做起。没有党内的民主竞选自然没有党外的民主竞选。
    
     中共是个大党,有七千多万党员,我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子女多半是党员,有着说不清的恩怨情仇。我不主张激变,反对一切暴力,但坚决支持渐进渐变,推动民主宪政。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绝无“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是个易爆易炸的火。邓小平先生以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无论怎样说他是一个伟人,中国的历史会大书特书他。毛泽东也是一个“伟人”,但他28年反民主、反进步、反人性的罪恶,也将写在历史上。我希望中共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的精英领袖们,认认真真为中国人民做些好事、善事、真事、实事,扬名青史,流芳百世!首先是开放言禁,准许民间在法律框架内办报办刊(我们几位老人以领先办了一个57右派专说历史平台的《往事微痕》,但还未登记注册,一当政策允许,定是第一家),准许有民间监督贪官墨吏的机制,如果人民连这些权利都没有,何言民主与自由?中国的事坏就在一些极左派和过激派的身上。极左派总是打着马列主义旗帜,维护中共“一党专政”核心,反对民主宪政的普世价值,实际是在为自已升迁谋利。这些人是党棍,是“政治妓女”,是胡乔木、邓立群不死的幽灵,必将为历史所不齿。过激派总是不求实际地主张暴力,主张再次“革命”,仇恨一切富人,和毛泽东一样企图从乱中捞取利益,其特点是反对“改革开放”,反对三十年经济建设成果。
    
     十七大四中全会即将在北京召开,我们希望政改历程能纳入时间表,民主宪政之路能萌芽出土。如果不接触到实质问题,开这些会又有什么意思呢?
    
     我是一个历史老人,风雨苍桑的历经者,在共和国六十周年华诞即将来临的此时,说一说五十二年前四川反右斗争中所谓的“重庆张文澄反党小集团”一案。这个案仅不过是冰山一角,但可窥见毛泽东和他的徒子徒孙们,怎样扼杀党内民主,把一大批有功于革命的志士人仁送进监狱。
    
     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全国揪出了许多多如牛毛的“反党集团”和“反革命集团”,其实全系子虚乌有的凭空捏造,也是毛共整人害人的一贯手法。从驰名中外的“章罗联盟”,到我名列“金榜”的“四川省文艺界24人反动集团”,全是他妈的“伪劣产品”,制造者都是毛泽东治下共产党。
    
     毛共为了强化巩固一党专政,捍卫他天下一统的领袖地位,必然要禁言禁声,镇压异已。为了威摄老百姓就需不断制造假想之敌,制造“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因为“集团”更俱有说服力、杀伤力,抓起来容易,镇压起来方便,有事倍功半的效果。就像今日一些“有关部门”要整治一个人,总是以勾结“境外反动势力”、“国外反动势力”,先把这个屎盆子扣在别人头上。这叫“60年一贯制”的“阶级斗争”手段,毛泽东“不把人当人看”的恶习。为什么不改?仍然喜欢整人!整意见、主张,观点和自已不一致的人,甚至连我们七八十岁的老右也整。他们患了一种共同的病:“三天不整人走路没精神”,就职业妓女三天不招嫖客就难以度日。
    
     “重庆张文澄反党小集团”也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该集团骨干之一的王匡时,1958年我们一起在沙边县沙坪劳改农场“劳教”,在一次闲谈中他入木三分地向我说:共产党历来党内有党,派里有派,你争我斗,残杀火并从未停止。无论是红色根据地井岗山,还是砺兵秣马的延安,以及夺得权力后的所谓新中国,都在进行尔虞我诈的较量。既有南北派,也有地下派和延安派,四川地下党是中共一个较大的派系,在几十年蒋毛逐鹿中原的征杀中,做了不少事情,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死在国民党一党专政屠刀下的好男好女不少于几千几万人。较有名的有杨尚昆的大哥杨闇公、地下党省委书記罗世文、车耀先,还有李鹏之父李硕勋,“红岩”英烈江竹筠等。可是解放后他们没有一点地位,每次政治运动一来便遭到整肃,有的打成托派、叛徒,有的逮捕下獄,冤死了不少人。其原因是执掌权力的是解放区来的山西帮毛派李井泉。正确地说共产党不是“一党专政”,是“一派专政”。全国是“毛泽东派专政”,四川是“李井泉派专政”,上海是“柯庆施派专政”,一言蔽之,全国各省市县都以第一把手作为派的头头,谁反对这个“派头”就是反对党,根本没有什么“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可言,只有“派和派头的利益”。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你敢去反对你所在地、所在单位党的一把手吗?
    
     1953年初,四川由川东、川南、川北、川西四个行署合为一个省,省委书记李井泉是毛泽东的铁杆,长期豢养的鹰犬,故钦定为省委第一书记。但共产党在表面上又要打民主牌,还要装模做样地召开党代会通过参会代表投票选举。就是老百姓骂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那一届四川省党代会的常委名单中竟没有一名地下党的代表,全场引起哗然。他们虽然向党代会反映了这个问题,但李井泉并不采纳。在等额投票选举常委时,李井泉竟少了四票,搞得他很没有面子。会后,他指示省公安厅厅长赵苍壁,通过特技勘查每张票的指纹,很快查出這四个没有投他票的人,其中一人就是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文澄。张,学生出身,1938年参加中共,曾担任过四川地下党特委书记。其它没有投票的三人是,时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明朗、成都市委宣传部长叶石、四川大学党委书记谢文炳。听说李井泉亲自找他们谈话,并勒令写检查交待,这四人除明朗“低头认罪”外,其它三人均不写,故在“反右斗争”中全成了右派。
    
     张文澄性格特别倔犟,不但不写反质问李井泉:“投票选举党的领导,选谁不选谁是党章赋于我的权利,我有什么錯?如果要我认錯,除非修改党章。他虽然硬过了这一次,但此后在仕途上却一路坎坷,累遭不测,经常受到顶头上司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的“修整”,身为市委宣传部部长没有一点实权。到了1957年,仅管张文澄在反右运动中没说錯一句话,没做错一件事,还狠抓右派,但李井泉并不放过他,指示任白戈非得把他揪出来。任白戈坚决执行李的指令,先把张文澄所分管几项工作的负责人打成右派后,回过头再来揪他。这叫“城门失火,殃及鱼池”。于是王匡时、贾唯英(重庆日报总编辑)谢予(中共重庆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汪岗(四川工人日报总编室主任)等均入罗网,定性为“反党集团”干骨。仅管王、谢、汪三人都是十三、十四、十五级中层干部,且政绩卓著,从未犯过什么错误,仍被开除党藉、公职,送沙坪农场劳动教养。他们均于1962年先后摘帽解教,但一直委身作人。谢予屈死于“十年文革”,王匡时后来死于长寿湖,汪岗一直未“平反”,几十年来浪迹社会无固定工作,成了个无工资、无住房、无劳保的“三无人员”,屈死于2009初。
    
     由于汪岗主管报纸通联工作,所以“四川工人日报”近百名通讯员因他原因被划为“右派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
    
     。一次我俩走在一起,我忍不住悄声问:“你们那个反党集团全是高干啊!”他苦苦一笑道:“也算吧”。
    
    何谓高干?他们“反党集团”褂帅人物是中共重庆市常委、委宣传部长张文澄,一个十三级干部,其它几个成员均是县团级以上重量级的人物,除王匡时外、还有中共重庆市委委员、重庆日报总编辑贾唯英,市委宣传部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谢予,四川工人日报总编室主任汪岗,且清一色的地下党员,统统开除党藉,王、汪、谢三人还开除公职,送来沙坪农场劳教。为什么这些当年提着脑袋与国民党拼打的老共们,在夺得江山后不去乐享清福,却要跳出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1980年我右派获得“改正”后回到原单位成都日报社,“官复原职”又做起编辑记者的工作来。不久汪岗从监狱放出来,但未安排工作,住在距报社咫尺之地叫穿巷子的一间平房里,虽有交往,相互却从不谈及往事。不知是余悸仍存还是有意回避,见面总是左顾而言它。后来我“下海经商”,他去到双流县一家私营药厂当顾问,为这家药书拟了条价千金的广告词“难言之隐,一洗了之”。再后我去了北京,消息自此终断。2008年10月,我和太太去湖南名胜张家界风景区旅游,回归时取道武汉,专程拜访了现年77岁高龄的汪岗先生,对坐品茗闲话往事,他所言与王匡时基本吻合。
    
    汪岗出身书香世家,少有大志,学岳飞效文天祥,报效国家,成功成仁。日寇铁蹄柔躏中华国土,面对祖国破碎山河心疼如绞。刚满15岁即投笔从戎,作为青年远征軍去印度支那守卫干城,后又去上海服役,因不接受美囯大兵的侮辱岐视,一次带着30多个弟兄把七八个调戏中囯妇女的美軍痛殴一顿,于1947年逃往解放区参加革命,经多次战斗考验为一勇者,后随刘邓大軍南下,曾在邓小平身边做过半年文员,再后创办《西南工人日报》(后改为《四川工人日报》)出任总编室主任一职。1957年反右作为牺牲品沦为共和国贱民。二十年后虽摘了帽平了反,但四川省工会党组却不给他落实政策,至今浪迹社会,蓬转天涯。我问,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们论理?他苦苦一笑:“找啦,别人不理睬你有什么办法?”我道办法有的是,就看你敢不敢?他道什么办法?我道很简单,在你衣服背上写上一行字:右派分子汪岗,1947年参加革命,至今无工资、无住房、无社保。在成都市最热闹的大街上走上三天,保证你问题得到圆满解决。他听后摇摇头:“这怎么行?这怎么行?”有什么办法,他虽然是个共产党员,却没有归口到得势派里,所以只能“零落成泥辗着尘,祗有香如故”。还得一提,他弟兄三人全是清一色的右派, “一门三杰”到很“风光”。
    
     虽然而今有些事还不如人意,比如本人至今还是被“有关部门”限制出境的危险分子。通讯设备全被监控,电话说十分钟卡断三次,在家里打手机被屏蔽。好在我们几位老人合办的“山寨文化”版的《往事微痕》,虽也被封杀邮路和截断印断,不过终未抓人。总的说现在比毛泽东时代进步。最后重复说一句,也是一些激进分子不高兴听的活:“胡温新政”比毛泽东老政好!“团派精英”比党派精英棒!我喜欢“胡温新政”,相信他会逐步推进中国民主宪政。 (博讯记者:蔡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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