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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这些人一下台,马上就轮到了我
(博讯2008年09月01日发表)

    
    来源:亚洲周刊
     章海陵/华国锋同意邓小平复出,是他失势的开始。两人最根本差距是邓有政治创新论述,而华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华国锋迅速背弃‘凡是派’,向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靠拢,但大势已去,终于悄然下台。 (博讯 boxun.com)

    
    华国锋去世,在中国大陆中年以上民众心头激起千重涟漪。人们发现,华国锋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功勋至今仍十分耀眼,他的一些品格也令人肃然起敬。可是,另一巨大疑惑也浮上人们的心头,且挥之不去:为什么只有三年,华国锋政治名器的光环就黯然失色,被迫下台?
    
    假设时光倒流,历史可以推倒重来,华国锋是否仍会失去最高权力?是否中国的历史进程错看,更错待了华国锋?不,华国锋空前绝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恰恰证实他是受到历史厚爱的幸运儿,只是不见容于政争法则而已。华国锋输,就输在没有政治创新论述上。这是政治领袖的灵魂。时代选择领袖,也不会选择无准备、无作为者。对领袖人物而言,政治创新论述就是准备,就是作为。
    
    一九七八年中国命运出现转折,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有史以来民主精神发扬最彻底的会议,也是政治人物建立政治创新论述千载难逢的机会。与会者前所未有地畅所欲言,会期延长二十多天,议题由农业问题转向为追究毛泽东的专制错误,更声讨文革浩劫的罪恶。
    
    民主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旋律。元老叶剑英在会上引用列宁的话:‘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叶还说,林彪、四人帮制造一种错觉,似乎实行民主就等于复辟资本主义,搞乱了人的思想,‘使我们一些同志一听到民主,就紧张得很’。
    
    胡耀邦会上的发言振聋发馈,提出要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要与会者思考为什么林彪、四人帮能在台上十年之久?根本教训是什么?胡耀邦认为,中共党内不正常,长期‘党内有党,法外有法’。作为会议灵魂人物,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前途命运问题’;‘要解决新的问题,全党全民要开动脑筋’。邓小平还提出,发展经济,‘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厂工人监督,农村社员监督’。邓说,党领导得好不好,要‘看利润,看工人收入。城市如此,农村也如此,各行各业也如此’。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因主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而受到批判,被群起而攻之。大势既去,华国锋迅速背弃汪东兴、吴德、陈锡联、陈永贵等‘凡是派’班底,向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靠拢,但又做不到心悦诚服。
    
    要求华国锋像毛泽东那样,既是政治家、谋略家,也是思想家、演说家和著作家,当然勉为其难。华国锋也无法和邓小平比肩,邓虽说不是思想家、演说家和著作家,但却是老练的政治家和谋略家,而且意志坚定、性格顽强、经验丰富,更是影响力巨大的中共元老。
    
    重要的是,邓小平的政治创新论述具有划时代意义。他颠覆了列宁和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实际上,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追随列宁‘不断革命’的理念,以为利用群众的政治激情,就可唤回执政党的青春。可是,邓小平关注的却是群众中的另一种激情,远比革命觉悟炽烈千百倍的激情,那就是凭着个人勤劳与才干,争取更多报酬,为自己及家人过更好生活而奋斗。
    
    邓小平发现,在和平建设年代,‘阶级斗争学说’促进生产力的作用早已穷尽,它不再是催化剂,反而成了‘毒药’。毛泽东五十年代末搞共产主义乌托邦试验惨败,近四千万人饿死,就是明证。毛泽东闯滔天大祸,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三自一包’宽松政策,得以收拾残局。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那么实践证明了阶级斗争并非一抓就灵,相反,只要抓生产、抓品质管理,老百姓就可以告别饥饿,生活好转。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也给与会者留下从善如流的印象。他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尽管华国锋表态经过中央常委通过,是集体讨论的结果,但华国锋的态度仍受到肯定。中共理论家于光远深受感动,事后回忆说‘我参加过不少会议,但几乎没有见过党的最高领导人能够这样听取大家的意见,问题解决得如此彻底明确’。
    
    华国锋也藉机向与会者说明自己不是‘凡是派’。他最大的反‘凡是派’之举,就是抓捕四人帮。毛泽东生前虽然批评过江青,但那是爱之深、责之切的告诫,更是夫妻间司空见惯的龃龉。至于毛泽东对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更无责难、怨恨的‘重话’。反倒是对叶剑英和邓小平,毛泽东有诸多严厉批判和戒备防范,中共高层尽人皆知。
    
    毛泽东离世前,最忧心的就是党内有人要推翻和否定文化大革命。江青、张春桥坚决捍卫文革而深受毛泽东器重。谁都看得出,打击江青、张春桥,就是打击文革,就是打击毛泽东。可以想见,华国锋若是真正铁心‘凡是’、忠于毛泽东,也会忍辱负重地与江青、张春桥共事,至少选择隐退。可是,华国锋却迈出抓捕四人帮的一步,干下毛泽东九泉之下有知必斥为‘亲痛仇快’或‘倒行逆施’的举动。所以,华国锋申辩说,‘说我推行“两个凡是”的路线,实在是有点冤枉’。可惜的是,这话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才说。
    
    邓小平作出不翻文革的案的承诺,华国锋才同意让他重返政坛,但也种下‘自身难保’的祸根。邓小平复出是华国锋失势的开始。华国锋对邓小平说他‘水平低、能力不够’耿耿于怀,‘这样的评价难服众心。如果我没有能力,怎样解释我粉碎“四人帮”后的一大堆成绩’?邓小平曾表示欢迎华国锋继续担任中共党主席,但要他说服众多‘凡是派’辞职,华国锋做到这一点,‘我亲自做工作,让他们自行辞职。这些人一下台,马上就轮到了我’。
    
    愤愤不平显示这位居功厥伟者心胸格局的狭小。华国锋只记得当年全国不绝于耳的颂扬,‘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华主席真英明,党、国家与人民得解放’。华国锋一直到离世也没看懂,两人之间最根本的差距是,邓小平有自己的政治创新论述,而华国锋却没有。
    
    列宁的战友、斯大林的对手托洛茨基曾感慨,‘我们的时代这样残酷,这样无情,这样无耻,真是史无前例’,并哀叹包括自己在内的‘一无所长的政治领袖总是肤浅的’。华国锋也一无所长,也肤浅,但中国人民记得,正从华国锋抓捕江青和张春桥开始,中国告别了遍地冤狱,在全党全国范围内,把政治恐怖的一页翻了过去。 _(网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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