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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间谍教授谷正
(博讯2005年07月27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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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缘起 (博讯 boxun.com)

    
    谷正教授是黄河象的发现和研究者之一,所以,当友人余杰于2004年4月把有关他的“间谍申诉材料”转来时,我困惑不已。记得多年以前,中央电视台还播过“发现黄河象”的记录片,当时作为一名观众,我还心潮澎湃了一个晚上。
    更让我吃惊的是,谷正是被客死日本的国民党元老马晋三拖下水的!刚好我看过马先生的晚年传记片《两小时》并与导演李缨熟悉。“什么间谍?!”李缨在电话里听了我的简述,失声叫道:“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为了弄清真相,我照材料上提供的号码给谷正教授打过去。两个人在电话两端客气了几句,就挂断了;许久,谷正又把电话回过来两次,确定了号码是固定的,然后说,他已经上网通过google搜索了有关廖亦武或者老威的条目,知道了我的情况,并答应我登门拜访。
    2004年8月4日中午,日头很毒,我约艺术家胡建一道前往。从北土城西路到谷教授在北京的住处双柳新居,路线比较复杂,虽然这几年有轻轨,方便多了,可我们在途中还是用了近两个小时。
    谷教授骑着单车,顶着太阳在轻轨出口等待,凭着在电话里描述过的彼此特征,接上头,然后一起回家。
    谷清瘦、机警,已习惯用两眼余光沿路查看,同我和胡建的大大咧咧对照鲜明。只有进了屋,他的神经才松弛下来。“已经像个特务了。”胡建耳语道。
    我们在谷家打扰了近6个小时,直到被盛情挽留,与一大家子共进晚餐,才依依不舍地告别。第三天,我联系上在北京拍片的李缨,让他和谷正在一家四川菜馆见了面。都是马晋三先生的“忘年之交”,自然有说不完的话。我作为李缨第二部正经电影《飞呀飞》的主角,就倾力举荐谷正教授为李导演第三部作品的主角,我说:“片名都取好了,就叫《特务》。”
    
    老威:我看了您的材料,似乎您的间谍罪名与国民党元老马晋三有关。
    谷正:不是“似乎”。我背后的主谋就是马老嘛。
    老威:教授您?可真幽默。
    谷正:再不自我幽默一点,这日子就没法过了。做了“间谍”之后,我经常上网搜索马晋三的条目,结果与此关系最密切的,是一部叫《2H》的记录电影,导演李缨,是在日本定居多年的中国人,同马晋三结成忘年之交后,就用摄像机追拍了两年,直到主角某天早晨突然去世。《2H》在柏林电影节上获过最佳亚洲电影奖,和中国的地下电影《小武》是同一个奖。
    老威:这电影我看过好几遍,其中最震撼的,是马晋山的尸体从几十层的公寓楼上被抬下来,楼道阴暗,曾被誉为中国工兵之父的世纪老人沿着楼梯,一圈一圈盘旋而下,抵达地狱出口——楼外的人世间,明亮、喧闹而拥挤不堪。但是我却关心地问坐在身边的李缨:马老吹过的那支箫到哪儿去了?因为我也吹箫,知道求得一支几十年的老箫不容易。
    谷正:你认识李缨导演?
    老威:不仅认识,我是他的第二部电影《飞呀飞》的主角,演一个出监狱不久的讨债杀手,死死地咬住过去的好朋友(朦胧诗元老芒克饰)不放。您看,这脑壳正中,还有痕迹,是我自己在电影里用杯子砸的,我都忘了是在演戏。当时鲜血满头,没法再往下拍了。
    谷正:哎呀老威先生!这么巧!
    老威:更巧的是我上世纪80年代就认识李缨他爸李士非。行啦,越扯越远了。李缨这几天正好从东京来北京了,咱们做完这个谈话,我就介绍您们认识。说不定,您这个“间谍”教授还能成为他第三部电影的主角。
    谷正:见笑了见笑了。那就开始吧。
    老威:我嘴笨,不晓得该咋问。
    谷正:你用录音机吗?
    老威:先不用,等到特别重要的细节出来,非用不可,我才用。
    谷正:我也准备了录音笔,还有遥控装置。安全厅有的设备我都有。
    老威:教授您真厉害呀。
    谷正:我早已不是过去的那个书呆子教授了。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我苦钻法律和取证的技术,同搞专业一样,下了很深的工夫。
    老威:好,请从头说起吧。
    谷正:我1936年出生于山东威海,1947年随父母迁天津。父亲原是天津检修公司的会计,1949年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激动中,举家迁北京。我的青少年时代在北京度过。1960年,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随后去了条件较为艰苦的甘肃,在╳╳大学地质系任教。
    我的人生阅历就是我的工作阅历,没啥讲头,我就一嘴带过了。直到文革结束,我都没受多大冲击,反而在停课做逍遥派期间,没丢外语和专业。所以在邓小平复出,否定文革,改革开放以后,我顺利地通过政审和国家考试,成为首批受益的出国留学人员。当时出国与现在可不一样,相当于闭关锁国的清朝向西方首派留学生。
    老威:对,我看过有关资料,清朝的留日学生首批是几十名,全部公费。
    谷正:我们也算官派吧,先政审,即所谓内查外调、政治表现,海内外关系,完全水落石出了,再一层层上报审批。然后由国家教委统一出题考试,除了常规考核,就是外语,英、法、德、日。
    老威:全国有多少人参加出国考试?
    谷正:大概有4000名吧。经过筛选,通过了1300名。这其中又分普通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当时的国家教委在北京西单商场附近的大仓胡同,宽20米,深100多米。一天到晚车水马龙,跟赶集似的,你稍微去晚了点,连巷口都挤不进去。这比考状元还诱人呀,连司局级以上的官员,只要分数没过线,都通过各种门路来争名额。我可是过关斩将,硬考,结果成绩在甘肃省名列第二,在全国前30名以内。
    老威:不简单呀。
    谷正:1980年4月,我们那批480人抵达日本,先进行语言培训,按考试成绩优劣分成16个班,口语进步很快。
    由大使馆安排,我和另外3个留学生住进东京目黑区下目黑的一所叫“睦庄”的公寓里,是老式日本房子,很狭窄,只能睡觉和做饭,没办法洗澡。那时国家、个人都穷,出不了更多的钱,就只有住笼子似的便宜房子。不过,我们是来学习的,报国心切,也不在乎。1980年7至8日,中日合办“中国猿人展”,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现者贾兰坡先生和周明正先生赴日参展,引起较大的国际关注,而我是参展人员中唯一搞古生物研究的。有一次,我和中科院的代表团一道在一个华侨饭店吃饭,认识了在店里打工的台湾人沈玉井,出于客套,我们聊了几句。他听我说住在下目黑,就挺热情地要介绍我认识一位“爱国老先生”,我随口问:“方便吗?”他答:“太方便了,马老就住在你的街对面。”
    过了几天,沈玉井抽空来睦庄,领我穿过马路,上一所高级公寓的20楼拜访了马晋三先生。我们随便聊,马老听说我是搞古生物的科研人员,就非常高兴;而一听马老的云南口音,我也倍感亲切,他在外漂泊多年,仍旧乡音未改嘛。于是,就成了忘年交。
    睦庄没办法洗澡,此前我只能休息时上公共浴池,极不方便;偏偏日本人很讲整洁,瞧不起不洗澡的人。马老问明我的情况,就主动邀请我上他家洗澡,天长日久,彼此更熟悉了。马老好客,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家里会来许多朋友,日本、台湾、海外的,形形色色。
    老威:在80年代初,你能适应这种社交场合吗?
    谷正:大陆去的人,特老实。刚接触马老,我还请示过大使馆,允许了,才进一步交往。东京是个自由世界,各种势力都有舞台,台湾国民党几乎每天都给留学人员的住处投寄报纸、杂志,以及各种宣传资料,上面甚至有魏京生的报道,刘宾雁等人的文章。开始翻看这些东西,还挺害怕,大使馆也要求一接到反动宣传品,就打包上缴。可后来,一天收一大叠,我们遵命送大使馆,他们也叫苦,说装不下。再往后,他们就拒收了,要我们就地销毁算了。
    老威:真是海内外两重天!直到现在,政府也要求人民上缴反动书刊。
    谷正:见多不怪。比如我刚在马老家里认识某某名人,真有点“如雷贯耳”,久了,就“雷打不动”。
    老威:所谓两岸三地的名流都有?
    谷正:对。比如有个台湾画家,张大千的弟子,名字我忘了;书法家启功的亲戚;卖钢琴的商人;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据说是王任重的女婿;赵紫阳的经济顾问后来也拜访过。引荐我们相识的沈玉井,也不简单,在台湾犯过法,就跑日本了。
    老威:这个马老,真是不甘寂寞啊。
    谷正:马老是与周恩来同时期的黄埔教官。做过国民政府的交通部长和工兵总司令,在国共两党中都有许多学生。他信仰三民主义,却与周恩来私谊颇深,总理临死前,还派罗青长秘密接他回大陆,见最后一面;在国庆35周年,他还作为特殊贵宾上天安门观礼。所以这么个人物,你要说他是那一门那一派,都不太准确。他晚年住日本,当寓公,也算一种两难选择中的自我放逐。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王继贤,他是马家常客,我每次去,他都在。这个老王,曾是国民政府的朝鲜半岛专家,一度派驻韩国大使馆武官,不料朝鲜战争一爆发,他拔腿就逃日本,搞得台湾四处通缉他。
    老威:此人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谷正:安全部门也认定他是大特务。1987年9月,我第3次赴日学术交流,曾向王继贤介绍╳╳大学开发的甘草甜素产品,由王在他的店里出售,因此,王就成了这桩间谍案的重要环节。记得85年的一期《瞭望》上,登了一篇张学良亲戚的回忆录,其中提到王是特务。我却没一点“敌情”意识,在东京时,还追问他:“到底是不是特务?”王气坏了,直骂“胡说八道”。还说:“国民党也邀请过,共产党也拉拢过,现在都不来光顾了。”我问他想不想回大陆看看?他发感叹道:“大使馆来游说过几次了,我敢去吗?我老妈80多岁,还在文革中被斗死了,我回去探屁的亲!我说:“文革早否定了,现在国家重用人材。”他笑道:“是吗?抗战时我也是热血青年,投笔从戎,出生如死,可下场如何?张学良的外孙是个混蛋,有什么脸写回忆录!”
    后来,我把老王的话说给马老,马老笑道:“你别管这些,历史烂帐扯不清楚。”
    老威:你明白这话的意思吗?
    谷正:多年以后,才有点觉悟吧!马老的许多经历,我是回国后才陆续知道的。比如他做过现任日本天皇的家庭教师;刚去日本时,由于与台湾断了往来,还比较潦倒,曾骑摩托车为饭店送外卖。有一次送到半路,他突然感到耻辱,就把所有的外卖倒掉。他说:“8年抗战打跑日本人,现在又撵到这儿来伺候日本人,真是上天的惩罚啊。”所以,他后来皈依了基督教。
    老威:他靠什么生活呢?台湾政府的养老金吗?
    谷正:间接直接帮他的人很多,东京有家四川饭店,经理是四川人陈╳╳,马老在店里也有小投资。总之,马老也没什么积蓄,可闲赋在家,也过得下去。1980年底,我从睦庄搬到横滨宏明寺的留学生会馆,20名左右的留学人员住一处,离下目黑还有1个半到两个小时的路程。于是我只有每个星期天去看望马老,借一宿,第二天赶电车回去,可马老每次还硬要塞给我一两千日元的路费。
    老威:马老对你真是无微不至。
    谷正:这个好老头,帮过很多落魄的人,而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乡情重,没有仇恨。他说蒋先生和毛先生都想把中国的事办好,可往往事与愿违。1982年4月12日,我结束留学回国,马老送我3万日元(相当于2000人民币),让我给家人买点礼物带回。我很感动,因为在海外两年,不想家是假的。那时我才40多岁,离家时也包了一捧故乡的土带在身边,而马老,已风烛残年了,却还孤身一人在外。
    1986年,我又两渡日本学术交流。一直到1998年2月,马老去世前,我与他通过一些信。后来我受学校委托,建古生物博物馆,我也去函告之,并请他提写馆名。可老先生热心肠,还通过银行汇款1000美元,资助科研。
    老威:真所谓拳拳报国之心,可昭日月。
    谷正:可这1000美元,加上在日期间马老给过我的零钱、车钱、礼物钱,以及王继贤给的介绍费等等,都成了马氏特务机关的间谍经费!
    老威:一共多少?
    谷正:18年来,这所有费用折合人民币17500元。
    老威:您这间谍当得真廉价啊。
    谷正:荒唐人世嘛。
    老威:您的材料上讲,回来不久安全部门就开始调查了,您怎么察觉的?
    谷正:学校里都传开了。连我的学生都提醒说,公安人员找过学校,检查了我的通信。系总支还布置某某老师,专门监视并汇报我出差、出野外的情况。为此,我和老伴都找过学校领导,要求澄清。校长开头吱吱唔唔,后来干脆说:“出国人员嘛,被盯上也正常。你就不用管,该干啥还干啥,组织是了解的。”
    有了学校这句话,我就释然了,于是全身心投入研究和教学。1986年我满50岁,还实现了学生时代的夙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9年,我出任地质系主任。我担当的社会职务有:国家教委地学教学指导委员;中国地质学会理事;省地质学会常委理事等等,并享受国务院的专家特殊津贴。可在我事业上步步登高时,安全部门却加紧了对我的监控。1985年到89年,当时隶属公安厅的安全处警察,频频登门与我“交朋友”。他们有时着便装,有时穿警察制服,出入学校很惹眼。
    老威:作为公民,您有权拒绝这种“朋友”。
    谷正:80年代过来的人,对公安还是有传统的惧怕心理。况且他们的态度比较客气,逢年过节,经常送些礼物,如烂油画、塑料果盘等。
    老威:他们问过马老的情况么?
    谷正:只字未提。只转弯抹角地闲聊在日本的生活,与那些人交往,还单独问了王继贤这个人。
    老威:您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谷正:无可奈何。共产党员嘛,有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义务,况且我又没干什么。时间一长,我和警察都混熟了。学校离安全处,骑自行车就十来分钟,他们有时脱不开身,就打个电话,约我到处里去谈。1989年六四后,我还买了几罐麦乳精,去公安处还礼。虽然他们送礼是用公款,我是私人掏腰包,但谁也不欠谁的最好。
    记得有次那个处长还盘问我╳╳大学的学潮情况,提到我的学生如何。我暗自生气,这不叫我告密吗?于是就无可奉告。
    1994年的一天,我刚上完课,安全处突然来了辆高级轿车,把我接到甘肃师范大学招待所,设宴款待。除了我,周围都是便衣,作为主宾的安全处杨副处长频频举杯,向我说了许多奉承话,我却心里犯嘀咕,因为“交往”近10年,这次是最隆重的,莫非……果然,吃了饭,又招待洗澡,杨处长说:“您彻底放松我们再聊聊。”
    正式讯问时,杨处长再没习惯性地兜圈子,而是直截了当:“你与王继贤是什么关系?”我照实回答。警察们都绷着脸,看得出,他们不满意。
    接着,又问我内蒙古博物馆李荣的情况。原来李荣私自带化石出国,过海关手续不全,被扣住了。安全部门大概推断王继贤与化石案有关,就来“光顾”我了。
    李荣我不了解,而王继贤给我的印象,就是嘻嘻哈哈,玩世不恭,还擅长弄麻婆豆腐。于是,我搜肠剐肚地“配合政府调查”,结果双方都不愉快。
    天擦黑时,轿车送我回家,还硬塞给我一袋水果。我遵嘱写了有关李荣的材料,够冤的,啥也不知道啊。
    过了一周,安全处的阎云来取材料,安慰说:“谷教授,您别放心上。”我委屈说:“无中生有嘛。”阎云说:“您也太老实,他们再来缠你,就骂出去。”我一听警察这么说,真愣住了。可过了几天,阎云又登门,声称:“不想吃这碗缺德饭,成天当二流子。”他后来下海了,推销什么产品,还来问我有没有门路替他卖。
    这一次,围绕我,周围的人也都被调查了。不过也难怪,我是黄河象的发现和研究者之一,学校博物馆的化石很多,他们就怀疑起来。
    老威:也算“误伤”吧。
    谷正:我真这么想。还以为趁这次把包袱抖完了,就彻底断绝与安全部门的交往,“配合”也该有个限度呀。
    再接下来有点象小说。1998年,我退休,不仅事业有成,而且桃李满天下。特别是去年,我和儿子及老伴合译了两本古生物名著,一本是英国学者西里尔•沃克/戴维•沃德的《化石》;一本是克里斯•佩兰特的《岩石与矿物》,都由友谊出版公司推出。市场还不错,出版社又和我们签约,要把《自然珍藏图鉴丛书》系列全部翻译出版。
    另外,去年也是黄河象化石发现30周年,举办了一系列的展览和学术研讨,很有点热闹。去年还是中日建交25周年,日本的东京国学院邀请我讲学,整一个月,可带夫人,所有经费由日方提供。我废寝忘食地闭门赶写学术报告,三个不同题目,论证起来一点马虎不得,因为东京国学院是世界顶级学府,我必须要为国争光。
    护照、签证、机票早就办好了,也通知了东京方面,我定于2004年9月25日启程并抵达。9月17日上午10点左右,我正在窗下看英文资料,而老伴儿在口译,突然电话铃响了。
    开始怕受干扰,我们不想接;可电话响得很固执,似乎不接不行。我拿起电话——命运就在这一刹那改变了——对方说:“您是谷教授吗?我是安全厅的。”
    我的心一下凉了,因为自1994年那次款待后,他们再没登过门,我已完全忘记我在什么国家,在什么机关的掌控之下。
    老威:当时您们还住在兰州吗?
    谷正:不,已来到北京,住在这儿——我儿子的家里。我强作镇定地问:“你们在哪儿?怎么知道这个电话?“对方很蛮横地说:“等见了面就清楚了。”
    一会儿,一辆黑色轿车进小区,刹在楼下,两个身强力壮的陌生人闯进家门,为首者从上衣口袋掏出甘肃省安全厅的《警官证》,对我亮一下说:“对不起,请跟我们出去谈谈。”我老伴儿说:“就在这儿谈不行吗?”警察说不行,就着急地动手拽我。当时还有许多资料堆在屋里,我光着脚,只穿了一件衬衣。我呆如木鸡,任凭他们一左一右地挟持住。老伴儿扯住我叫:“你们要带人到哪里去?!”他们不回答,其中一人掰开老伴的手,后来我知道这人叫李际群,主管与我的联系。
    我光脚蹬上鞋,没带任何日常用品,就木偶一般被弄上车,一口气拉到南苑。事态突变,我的魂儿都吓出窍了。直到进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红门,红门四周都牵着铁丝网,我才下意识地注意到十几米外的高墙——明摆着那是监狱。
    下午1点,我被带入监狱旁边的招待所,一排红楼。接着,他们口头宣布对我“传唤”,并让我在一张纸条上签字。再下来是搜身,仔仔细细,连一条缝都没放过,手表、零钱、钥匙链、字条全拿走。这些过场走完了,我才被命令坐下。椅背上还挂了一副手铐。
    跟电影里演的差不多,三个便衣警察坐在桌后,周围还站了些人,而我这个罪犯坐当中。我不禁问:“我有什么权利?”为首的刘处长回答:“你可以请律师。”又补充道:“不过目前不行。”
    老威:跟绑票一样,够恐怖的。
    谷正:我一个快70岁的老头,哪经得起这种惊吓!这次审讯,主题直奔大特务马晋三,连王继贤也不提了。我只能“配合”,一五一十,从1980年出国,怎样认识马老开始,筛了一遍,连蚂蚁爬过的细节也没放过。当然,给王继贤带甘草甜素,王付给我3万日元介绍费的事也主动坦白了。我自信没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就越交代越感到委屈。他们也问得特细,极有耐心,哪怕措辞有一点含糊,也让重新讲。
    如此这般,从下午1点审到开晚饭,拔拉了两口又继续,一下子又拉到午夜12点,把我这匹老马搞得筋疲力尽。我觉得,他们记录在案的那一厚本马晋三材料,都可以写长篇传记了。当时我还天真地想,马老明明都死了,还要怎样?难道要摸清马老的亲戚?不过,我对马老的爱国之情是深有感触的,他家里挂着不少名人字画,其中一幅就是他自己亲书的《爱国三字经》,著名诗人李士非写了首献给马老的长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1975年周恩来病重/你决定前往探望/分别半个世纪的老友/双方都不是当年模样……晋三兄,感谢你这个老工兵/在中日之间架设无形的桥梁……”
    老威:周恩来的老朋友是大特务?
    谷正:我心里也憋着这问题,一直扛到凌晨1点,法定的传唤时限12个小时到了。一个女警察进屋,替换刘处长继续夜战,看来她的级别比刘处长还高,口气也霸道:“谷正,你很不老实!我问你:在境外参加过什么组织?”我顿时懵了,心里回答:“除了共产党,我什么组织也没参加。”可嘴上却说不出。女警官步步紧逼:“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听说过吗?”我摇头,女警官冷笑道:“马晋三就是这个组织的头儿。”]
    紧接着,刘处长一拍桌子:“不老实!宣布拘留!”
    我浑身哆嗦,又被命令在一张三折的纸条上签字,事后知道那是《拘留证》。
    老威:按现行法律,传唤和拘留证明应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罪名也要说清楚。
    谷正:我啥都顾不上,只有害怕。女警官又继续威胁:“谷正,你知道对面是什么地方吗?监狱!一旦把你扔进去,就彻底消失了。你不承认?没事儿,关起来,关到死。”我抗拒说:“我家里人会找来的。”女警官双手一摊:“找谁?我们到你家去过吗?证据呢?”这种流氓腔调我可从来没有见识过,一瞬间,我被击垮了,永无出头之日啊,谁不怕?
    见我脸色煞白,她就向后仰着身子,放缓了口气:“其实啊,你的问题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改革开放嘛,国门刚打开,你们这批早期留学人员中,不少人因政治运动,因家庭出生受过冲击,有骚动,对现实不满,见到国外的花花绿绿,岂有不动心的?内外一对照,就动摇了。敌对势力掌握了人性的弱点,无孔不入,小恩小惠啦,你就一步步上钩了。”
    我茫然地望着她,不知所云。
    她又说:“你年纪大了,一时糊涂不要紧;只要坦白了,悔了过,事后照样做人,照样是党员、领导、教授、专家。对国家做过贡献嘛,功过可以相抵,政府对你这类人的一贯政策,是不管陷多深,只要坦白、改过,一律即予谅解,不公开,不追究,全部包揽。否则的话……中国人多,意外也多,死你一个不算什么。”
    “你们要我怎么交待?”我终于汗流浃背地问。
    “你是教授,不会写?”周围的警察都发出猫戏老鼠的笑声。女警官同情地盯住我说:“问题的大小,处理的方式,结果的好坏都取决于你。最好的结果是,从这儿走出去,过去就与你一刀两断了。别说学校,连妻儿老小都不知道。我们是反间谍的安全机关,处理过太多类似的情况,我保证。你以后照常生活,照常体面,照常出国,一样不会少。”
    形势所迫,我只有坦白。马老,不,马晋三,又名马崇六,的确是台湾国民党派驻日本东京的大特务,我一到日本,他的眼线就盯上,百般拉拢,于是我就加入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开始,我还以为是群众团体……
    他们问我填表没有,我自然回答:“填了。”他们又问表是什么样式?我哪儿知道。于是我就套用中国共产党的《入党申请书》,及其它学会申请表的格式,一项接一项的交代,只是把内容掉换了。
    我说了许多诬蔑马老的话,心里却直骂自己不是东西。凌晨4点多钟,我的身体顶不住了,直冒虚汗。宣布收兵时已快天亮,我从一楼审讯室被押往二楼一个套间,约七、八平方米,我住里间,外间由两人一班轮流看押我。
    我已睁不开眼睛,没脱衣服,就要关灯睡觉。不料警察不准关灯,我抗议,他们解释说:“这样安全些。”从此,在这窗帘紧闭的囚笼里,电灯24小时亮着,门敞着,电视也24小时开着,噪音轰炸机一般,搞得我这个老头儿再困也无法安眠。
    老威:中国监狱都是通宵亮灯,没有夜晚。
    谷正:第二天下午又开场,我继续胡编间谍故事,问什么就借题发挥编什么,比如在马老的介绍下宣誓效忠等等。唉,现在想起来,都感到对不起马老的在天之灵。
    老威:这样编下去,您可死定了。
    谷正:所以我的弦绷得太紧。放我吃饭时,心里堵得慌,我终于冲着同桌用餐的便衣们大叫:“我全是编的!不算数!”把他们一下子搞愣了。
    我被架进套房稳定情绪,李际群跟上来,神神秘秘地关上门说:“谷教授,您有什么思想包袱就抖出来,我们该尽力就尽力,可怎么能出尔反尔呢?这样您不把自己给套牢,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吗?交待一半又反悔,比不交待的罪更重呀!”
    “我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我哭喊起来,“我缺了八辈子的德!还不如死了干净!”
    李际群见我哭喊这个,脸色一下子就变了,摔门而出道:“你吓得了谁!”
    老威:您如果把翻供坚持到底,就赢了。
    谷正:我现在当然知道,可当时,唉。到了晚上,女警官又出面了,她板着面孔,二话不说,就开始宣读了一段《国家安全法》,然后才一钉一眼地说:“有罪而翻供,也就是妨碍执行公务,给侦察工作造成重大阻碍的,最高判刑可达15年。”
    我被一棒子打进深渊里,恍惚中听见她问:“清楚了吗?”
    我回答“清楚了”。审讯又持续到次日天明,我再次“供认不讳”。内容大致包括:1.出国及与马晋三的交往;2.加入特务组织,代号╳╳╳,并被任命为大陆地区的负责人;3.发展特务,我三渡日本,直接和间接介绍了一些熟人、同事去见马晋三,这是为了让他最后考察和拍板,看这些家伙是否合适当特务;4.情报工作,我与马老和王继贤的通信;科技,包括考古和甜素的日常情报,报纸上各种信息的汇总、分析、统计;5.经费,是少了点,20多年加起来共约25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7500元,我就胡诌说:“这边物价涨了,农村万元户多了,他们的经费标准还没跟上。”
    口头坦白了,他们又拿来笔记本电脑,我按他们列的题目,打成书面自供状。他们办案可谓一丝不苟,根据我交代的间谍经费,他们一点一滴地加,后来竟说,马晋三那次不止汇来1000美元。我百口难辩,结果再核对,原来马老汇的是日元,折合1000美元,就有零头。
    老威:您被审了几天?
    谷正:2003年9月17日至23日,一周时间,我均被看押在那儿,进出房门要喊报告,上厕所也不准关门。我一直想着25日出访日本的事,他们先保证事儿完了还可以去,23日却告知不能去了。
    这中间我又翻了一次供,自然受到更严厉的弹压。还说间谍案涉及国家机密,可以不公开审理,神不知鬼不觉,你到时想见我们都困难了。于是我泄气了,他们才放缓口气说,鉴于我不是惯犯,情绪反常很正常,为了不加重“罪责”,就不做记录了。
    老威:后来呢?
    谷正:就称“结案”,责令我写《认罪书》。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写这种玩意,小菜一碟。什么“追悔莫及”“感激涕零”“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脱胎换骨”之类,全用上。我以为交差了,因为车轮战术打了三天,将罪名坐实后,他们就让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23日上午,他们说写好这玩意就可以走人了。可没想到,交卷时,一个老警察还指令我写下这样的抬头――“潜伏间谍谷正认罪书”。
    我几乎晕倒,连忙报告“上厕所”。我哭了起来,觉得这辈子完了。
    午饭后,还是那辆黑色轿车把我押送回家。上楼进屋,我老伴含泪在《取保候审通知书》上签字,同时没收了我的护照。
    在路上,刘处长对我说:“间谍经费17500元,得上交国库,你自己回兰州缴钱,并缴出与马晋三的全部通信,争取早日结案。”
    (谷正老伴儿插话:我莫名其妙就做了间谍保人。警察一走,老谷还象个木头人,立在那儿,一双眼睛空空的,魂儿还没回来。我心里发怵,就摇他的胳膊:“老谷,怎么啦?说话呀!”他却没话,过了好几分钟,眼珠子才开始动,那脸色,就跟冬天的荒地,灰灰的。终于,两行泪坠下来;终于他哭出声了,双手突然死死拽住我,小孩一般抽搐着说:“桂兰呀,我对不住你!”)
    老威:为什么对不住呢?您也是受害者。
    (谷正老伴儿继续插话:是啊,我急忙又是倒水又是插嘴。待老谷诉明了原由,我也吃了一惊。晚上儿子下班回家,一合计,这是天大的冤枉,怎么能认!列祖列宗在上呀!
    按国家部门的要求,老谷10月1日必须返回兰州结案。我儿子拍着桌子说:“爸爸,您为了我们,也一定翻供。”)
    谷正:我精神和肉体都彻底垮了,儿子托熟人,让我躲进香山休养。我不断自责,马晋三,一个飘零异乡的爱国老人,死了,连灵魂都得不到安宁,被我这个“忘年之交”泼了盆污水。但是要翻供,就要面对锦衣卫,我这无权无势的老书呆子,怎么能斗得过专政机关!思前想后找不到出路,感觉人就开始恍惚,5个月,一通宵一通宵睡不着,心跳过速的药,大把大把地吃,体重从72.3公斤降到61公斤。我被送入北京安宁医院,一检查,得了反应性精神障碍,说白了,就是脑子出了毛病。
    (谷正老伴儿:《遗书》都写好了。)
    谷正:家里怕我出意外,24小时都留人,入院了,病房也不离人。我把遗书留在电脑里,可找不到单独呆的机会。有次要在卫生间上吊,可一磨蹭,门就被老伴儿弄开了。老伴儿哭喊:“几十年都过来了,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呀!”我说只有一死干净。老伴儿说:“你不翻案,干净不了,变了鬼人家还说你畏罪自杀。你没听见安全厅一天一个电话催咱们吗?老谷啊,你是考古考成蠢蛋了。”
    (谷正老伴儿:非骂不可!不骂醒不了!)
    老威:对,将近70的人了,怕什么呢?送到监狱,也劳改不了,最多守守车间门,甚至连门也守不好,眼花嘛。一生病,还得办保外就医。
    谷正:我想不到这一步,我得慢慢从脑子和心脏出毛病的状态缓过来。就如一个煤气中毒的人,必须要抬到通风处,一口一口做人工呼吸。我一旦从濒临死亡里回过头,就感觉被水洗过,从骨头和内脏里都洗过。我振作起来,用研究和教学的那股劲儿,学法律。我买了几十本书,条条框框都熟记了。可说千道万,法律讲究证据。他们吃准我是法盲教授,抓我没《传唤证》,拘留也没《拘留证》,搜查连个条也不留,我告他,凭什么呢?于是,我又买了许多破案小说,通宵达旦学习,我要的是取证方式。慢慢,我迷上了这个东西,成了名副其实的“反间谍”教授。
    老威:安全机关还没觉察?
    谷正:没有,否则不会在电话里讲话那么放肆,那么赤裸裸。我的录音电话很高级,可以接电脑,电脑识别声音,一则能够直接刻录成CD盘,一则整理成文字也方便。我的证据一般要考贝几份,藏几个地方。从去年到今年4月,不足半年,我已整理了24万字的电话记录,有的段子,那种地痞腔调,很精彩。您感兴趣吗?我送你一本。
    老威:我太感兴趣了,24万字?相当于一部长篇小说。
    谷正:没啥文学性。
    老威:也不见得。说不定还能改编成话剧呢,那种精彩台词,别的地方听不到。哦,教授,这些电话记录只是一问一答两个人?
    谷正:有时那边打电话来,开头很勤,畜生似的,不管你疯也好死也好,只一个劲儿催你回去;以后拖了下来,估计他们已经把马晋三调查了个底儿透,才觉得不对劲,这个死去的老头,北京和海外的来头太大,碰不得。总之,那边的电话就不那么勤了。可我要打过去,并且扭住不放,取保候审已经一年多,早超期了,该有个说法。
    那边有个人固定负责我的案子,叫李济群,电话记录大部分是他的,但也有处长和其他人的,学校方面也有,国安部、北京市国安局都打过交道。我的《申诉状》递了许多机构,附录材料很充分,除了电话记录,还有日记、翻案的申明、信件、家里及各方面的旁证,甚至还有写给胡锦涛的公开信。他们想赖帐,没门儿。
    老威:捅了这么大的漏子,这帐怎么赖?
    谷正:从今年4月9号以后,我打过去,他们不接了,失踪了。堂堂一个上千人的省级安全厅,居然没一个人接电话!我打兰州市查号台,安全厅的门卫、收发、一二三处,电话号码都找到了。我依次打,真找到人了。管我的李际群气急败坏地威胁我:“姓谷的,你不要四处写信,八方打电话,造谣诬蔑!引起了政治后果,你要负法律责任!”
    我说:“你不是说要交朋友吗?朋友之间为什么不能打电话?
    他警告我:“我们是保密机关,知道什么叫保密机关吗?你查我们的号,到处打,就是泄密!万一通过电话网,传到海外间谍机关,你……”
    我笑起来:“作为一个公民,我要向你们咨询一下保密常识呢?什么人可以在公开场合抓,什么人,比如说我,该秘密抓?
    老威:他怎么回答?
    谷正:他气得挂了电话。我又打过去。他接起来喊:“有本事你就上法庭告我们!拿不出证据,我们就要反告你诬陷!”
    老威:除了打电话,他们没上门找过您?
    谷正:他们来过两三次,还有北京市国安局的陪着。家里人把我藏起来,不开门,老伴儿通过小窗和他们对话,说还在医院躺着呢,到底谁跟谁要人,走着瞧。今年4月7号,他们的车进了小区,我就通知我弟弟去跟他们谈。我弟弟身上揣了比较高级的录音设备,双方一开始谈,声波就被传到几公里以外的家里,我戴着耳机就能听见,效果不错。
    你看,我手里的录音笔,比你的录音机高档多了,对付他们,设备一定要跟上。我听见那头还做我弟弟的工作,要他说服哥哥,不要翻供呢。
    老威:具体怎么说的?
    谷正:我弟先说:“赵处长,一级警督,哎,我记一下警号:621002。”然后,对方的三个声音分别是:赵╳╳、刘╳╳和李╳╳。刘说:“20多年来,一直关注他。”赵说:“什么案子养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有证据呀!”最后临走了,他们想要回我弟弟抄的警号,李说:“这是保密的。”我弟不给,李大吼:“把那页纸撕下来!那上面有我们的警号!保密的!你要干啥!”
    第二天,4月8号,兰州的三个人,加上北京安全局的王某又来了,我弟又去了。我先后听见他们说:“他参加组织。”“判不判刑以法律来。”“我们是保密单位。”“关七天六夜?我们找他谈话。”“你甭管代表谁。”“转变你哥哥。”“那关系到搞错没搞错的问题,由法院定。”“他签过字的!他都签了!该给的都给了!”
    老威:看来,教授您真成超级间谍了。
    谷正:过奖了,也算大器晚成吧。
    
    
    附录1:绝命书
    
    我经受不住安全部门的“锻炼”,只求脱身保命,在逼、诱、指供下,全面“配合”他们,作出了子虚乌有的供词,最后假的成真,如今铸成“铁案”,一半也是咎由自取。我已无力再抗争,只有接受命运带来的一切。
    此举是:我出卖了自己的信仰、尊严、一世清明、我为之奋斗一生取得的一切;出卖了我这美好的家庭和所有的亲人;出卖了给过我帮助的朋友,还有同学与朋友……;使所有的人蒙受耻辱。这是我软弱、糊涂的代价,痛苦不堪。
    我已无颜面再苟活于这个美好的世界,只有一死表明我的清白无辜,只有一死抗争这强加给我的耻辱。
    我无颜面于祖宗和生我养我的父母在天之灵;
    我对不起与我共患难,成就了我和这个家的苦命老伴,是我毁掉了这一切,还使你蒙羞受辱;
    我对不起我的三个正在起步、蒸蒸日上的儿子,你们和父母有过美好的时光,就让那些作为记忆留下,除此,我带给你们的只有终生的创伤和羞辱,我不配做你们的爸爸,忘掉我;
    我对不起好儿媳,公公如此下场,乃是咎由自取;也对不起你们的父母,还有何脸面与他们面对;
    我对不起兄弟,他不惜一切,给了我无限的关爱,而哥哥竟如此软弱和不争气。使得一切付诸东流;
    我对不起所有的兄弟姐妹和下一代,我还能向他们表白什么?
    所有我的朋友、同学和学生,只求你们理解,但不必原谅我这软弱、糊涂,葬送了一切的人;
    ……如今我“解脱”了,留下的只是笑柄和耻辱,还有给后人的无尽的麻烦。
    记住:“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为了摆脱一时的恐惧,保命脱身,早回家,竟不顾后果违心地诬认自己参加了国民党和敌特组织,做了像是真的口供和笔供,出卖了自己,软弱和糊涂葬送了自己和一切。切肤之痛,后悔莫及。
    “忠厚、老实是无用的别名”,我一生本着对人对事忠诚无私,与世无争,夹着尾巴做人,挺起腰杆做事,作为一个普通人能做的好事做尽,实际是无用和软弱。人应该为维护自己,坚强和战斗。
    我处处堂堂正正的做人,勤勤恳恳、一心为公的做事,没有做一件对不起党、祖国和人民的事;我爱自己的家,孝顺父母,亲爱自己的兄弟姐妹,友爱同学、同事、朋友、学生及一切接触到的人;我和老伴儿一生为许多人做了许多好事;……最后竟遭此厄运,受此污名,实不知为何老来受此“天遣”?命运啊!为什么如此不公?!
    最后,我只能呼叫:终有一天能还我以公道与清白!
    就让我悄声的去吧!我们是老百姓,无力去抗争。我是个懦夫,耻辱的懦夫。
    沉舟侧畔千帆过,枯木前头万木春,世界还是那样美好,珍惜,切实的维护生命和你拥有的一切,大家都好好生活吧!
    春节的初三、四时重病中写。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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