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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陕北民营石油案”致中国公民及中央政府的公开信
(博讯2005年06月15日发表)

    
    公民维权自愿者呼吁中国公民及中央政府紧急关注“陕北民营石油案”!
     (博讯 boxun.com)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和“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首次写入宪法。2005年02月24日,《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石油等垄断行业和领域。同时,从1994年开始陆续在陕北以各种形式进行石油业投资并于2003年3月起被有关陕西地方政府强行无偿(只是后来迫于上访压力和中央有关官员的批示才改为低偿)收回“三权”(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的民间投资者和利益关系人也走上了从上访到与相关政府协商对话并积极准备行政诉讼的理性维权之路。所有这些,令我们对“陕北民营石油案”的妥善共赢解决报有相当积极的期待和憧憬。所以如此,不仅仅是因为此案涉及地域广阔(延安、榆林2市15县),涉案人数众多(1000多家民企6万多投资人10多万利益相关人),涉案资产庞大(民营石油投资人认为2003年价值70多亿,现值更多),更因为此案关系到公民的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关系到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和诉权,关系到政府的信用和在市场经济下的角色和作用以及如何依法行政,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文明,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法治进程及其走向,同时也关系到作为国家战略资源的石油产品的安全和效用以及环境保护。
    
    但是,令我们十分震惊和不解的是,2005年5月12日,就在陕北民间石油投资者代表秉持善意和理性与陕西地方政府进行诉前对话的时候,以榆林市市长王登记为主的地方官员,竟然明令投资人不许上访和诉讼,如果投资人继续上访,就把领头的人抓起来判刑,并用榆林市三岔湾农民土地案中大批农民被判刑的例子对陕北民营石油投资者进行恐吓威胁。并再次动用暴力手段于5月14日开始以“涉嫌扰乱社会治安罪”等罪名拘押冯孝元、仝宗瑞、张万兴、王志军、袁佩祥、任光明、马成功等投资者代表和油农,查抄设在靖边县的律师工作室并拿走电脑和一些资料,更于5月26日凌晨在靖边拘捕并刑事拘留陕北石油民企诉讼代理主办律师朱久虎(又说其罪名是“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和“非法集会”)并以“涉嫌泄露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其家人委托的律师会见。此外,更大规模的搜捕正在进行当中,当地投资者和油农正四处逃亡。同时,5月23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本案是抽象行政行为和政府正在处理当中,法院不好插手”为由拒绝接受陕北石油民企诉讼代理律师递交的以陕北民营石油投资者诉讼总代表冯孝元为原告、以陕西省三级政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起诉状,并拒绝跟律师探讨法律问题。陕西地方政府还派大量人员进京,一方面向中央和各个部门诬告律师团和投资人,以“稳定”为幌子要挟中央政府,另一方面阻止律师团和投资人进一步采取法律行动,阻击投资者向中央政府反映情况。事态的风云突变和急转直下不但打断和逆转了本案的应有进程,而且也令我们对其后的演化持有深深的忧虑。
    
    勿庸讳言,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一切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作为国家战略资源的石油产品更是如此。但是,在所有权归国家的前提下,国家更应关心的是石油产品的安全和使用保障,更应关心的是石油产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为达此目的,国家在石油产品的开采和加工上就应以经济和社会的综合效益为最大考量。那么,就应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通过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有偿分离,通过多种所有制经营方式的平等参与和竞争来实现,否则,就会既破坏和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也会大大降低资源的开采和加工效能。世界各国的石油开采和加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也证明了这一点,陕北油田20年来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有关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石油行业的意见既是客观要求,也是明智选择,体现了石油业的应当发展方向。
    
    追求尊严、自由和幸福是人类的天性和目标。所以,作为其实现手段的私人财产权既是公民权利的基石,也是社会实现和谐共存的保证,更是现代人类文明的支撑。只有具有财产权保障和现实财产的公民才会对国家有认同感和向心力,也才会对国家承担义务和责任,所以,人类历史证明,富民才能强国。因此,保障公民的财产和鼓励促使其增值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国家安全和强大的源泉。那种动辄以国家利益和政府行为为借口与民争利,剥夺公民的财产权,阻塞公民财产的增值,实际上都是有悖于国家的反国家行为,势必造成公民与国家的分离和社会的动荡与危机。更不用说,大量事实证明,一些人打着国家和政府的旗号进行上述行为,实际上是为了谋取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这就更是违反法律的叛国侵权行为了。
    
    陕西有关地方政府当初极力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陕北油田的开发,在民间资本承受很大的投资风险并经艰苦努力正逐渐走上良性经营的时候,却悍然以一纸公文就动用行政手段强行无偿收回民间资本在陕北油田的全部投资。试问,这样的朝令夕改、反复无常,当地政府的信用何在?如此作为,既侵犯了公民的权利,也冒犯了天下的道义公理,当地政府的合法性又何在?
    
    从法律关系看,当时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对外与陕西省三级政府签订委托协议,陕西省三级政府进而与民营投资人签订合作开发石油协议,应当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对外经营行为的表现,陕北民营石油企业的投资开发行为不是独立的行为,属于合同行为,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对外经营行为的延伸和表现形式。根据我国法律不允许国家机关直接从事经商的规定,陕西省三级政府只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委托的组织者,不能成为直接开发经营者。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陕西省三级政府与陕北民营石油企业的签约行为应当视为委托与被委托的合同关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与陕北民营石油企业才是合作开发石油的合同主体。陕西省三级政府动用行政强制手段干预合法的合同关系的行为,既有具体的行政部门,也有具体的行政对象,更有具体的行政后果,应该是具体的行政行为。这种具体行政行为属于超越行政职权的行为。我国《合同法》规定,在协商不成且没有约定仲裁的情形下,对合同解除的管辖权归属人民法院。行政机关如果单方强行以具体行政行为解除合同,即构成越权干预合同纠纷的行政违法行为。由此可见,本案中,陕西省三级政府动用行政权力,以单方、暴力的具体行政行为强行解除合同,接管合同关系对方的油井资产是明显的越权干预合同纠纷的行政违法行为。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超越职权的行政行为应当撤销的规定,陕西省三级政府实施的越权干预合同纠纷,强行接管民营油井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依法被法院判决撤销。
    
    陕西有关地方政府从鼓励和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陕北油田开发开始,就客观上与陕北民营石油企业存在了紧密的关系,即它负有保障民间资本开发陕北油田得以正常进行的义务和责任。现在,它不但违背当初承诺,放弃自己的相应义务和责任,还以一纸它自己下达的公文推翻以前的承诺,宣布收回“三权”,其后果势必造成投资陕北油田的民间资本的巨大经济损失,这就事实上形成了它与陕北民营石油企业投资者及其利益关系人之间的经济纠纷。作为这个经济纠纷的当事一方,陕西有关地方政府与陕北民营石油企业投资者及其利益关系人在法律上是完全平等的关系。按照法治的原则,这个经济纠纷只能或者通过双方的平等协商、或者通过司法裁判来解决。在这个问题上,作为利害关系方的政府不能也无权动用国家的公器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来超越法律的为自己谋取单方面自认的权益。但是陕西有关地方政府却置法治于不顾,超越法律动用其所拥有的强制行政手段非法强制收回“三权”,这是典型的公器滥用,是明目张胆的犯罪行为。
    
    公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当政府侵犯公民权利时,作为公民维权的救济手段,公民有权上访请愿、对话协商、司法诉讼,直至反抗暴政。同时,政府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保障和维护人权。这也是构成政府合法性的必要来源。为此,政府不该有也不能有自己的利益。陕西有关地方政府侵犯陕北民营石油企业投资者和利益关系人的公民权利在先,又使用种种手段剥夺和阻塞他们的维权救济手段在后,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合法性可言?如此作为,又要把陕北的6万多投资人10多万利益相关人逼向何处?这实际上是在与公民为敌,也是在与国家为敌!
    
    由于陕西有关地方政府的违法所为,给陕北民营石油企业投资者和利益关系人及其家庭造成了空前的灾难,他们的人身自由被侵犯,人格被侮辱,财产被洗荡一空,其中许多人债台高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生活陷入困境和绝境之中。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既没有自甘自受,颓废沉沦,也没有以暴易暴,仇视社会,而是不畏暴力,不屈不挠,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上访开始,在社会各界的关注支持下,在委托律师的全力法律救助下,逐步走上了通过法律维权的理性道路。利益矛盾,和平斗争,走司法调解之路,用法律解决问题,这不正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要求和标志吗?!正是他们的坚忍、善意、负责和理性以及崇尚法治的公民意识,才使得其行为仍然限制在法律框架的范围内,没有出现更加严重的不可收拾的后果,从而为本案的妥善解决创造了条件和继续提供着可能。所以,他们的维权行动既应该得到社会和国家的大力褒奖和肯定,也为以后的公民维权及其健康发展树立了榜样。
    
    律师在现代司法中起着维护司法公正、促进司法进步的重要作用。作为法治社会下的一个特殊职业,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律师的执业权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何对待律师,如何对待律师的执业权,反映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法治水平。在“陕北民营石油案”中,陕北民营石油企业投资者和利益关系人委托的律师们不畏艰险,敬业履责,为推进此案妥善、积极和建设性的解决付出了长期的艰苦努力。但是,陕西有关地方政府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和继续自己的违法行为以及固化违法结果,不但对律师的正常工作设置障碍、施加压力、惑众诬告、恐吓威胁等等加以横加阻拦和粗暴干涉,而且最后竟发展到查抄律师办公室、没收律师工作文件和以莫须有的罪名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拘押律师的地步。如此作为既侵犯了律师的执业权,也动摇了国家司法的基石,是对国家司法的公然严重挑战,理应引起国家和社会的高度警惕和坚决阻止。
    
    实际上,纵观陕北油田事件,原本并不复杂,尤其是在近两年来政治环境和经济政策改善的大背景下,只要陕西有关地方政府依法办事,秉承善意和负责的态度,从大局和长远出发,认真与有关各方协商对话,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其间,包括法律界在内的社会各界也对此案保持了持续的关注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解决意见和建议,媒体也进行了持续的跟踪报道。但是,他们却“私”字在前,“利”字当头,全然不顾陕北民营石油企业投资者和利益关系人的善意表示和理性交涉,不顾中央政府依法行政的承诺和要求,不顾社会各界的舆论,顽固和粗暴的一再超越权限地践踏法律,恶意阻塞谈判协商和司法解决之路,从而使事件步步升级,矛盾日益激化,陕北社会已呈高危状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陕北民营石油案”已发展到需要中国公民和中央政府高度关注的境地,如果再任由陕西有关地方政府一意孤行,公民权利将危如垒卵,司法体制将面临瘫痪,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将面临严峻挑战,其后果将难以预料和令人堪忧。
    
    为此,我们呼吁和要求:
    
    1、陕西有关地方政府立即无条件的释放朱久虎律师及其他被拘押的陕北民营石油投资者代表和油农,停止一切正在进行的有关拘捕行动,返还被查抄的律师文件和物品;
    
    2、全国人大启动有关此案的专项调查,实地调查陕北石油民营的原由和经过、强制回收的过程、回收后的生产经营的状况和收入利润的走向、环境破坏的原因和程度、民间投资者的维权努力和受到的非法侵害;
    
    3、最高检察院立案侦查“陕北民营石油案”中对公民人身自由的违法侵害和对公民合法财产的违法剥夺,对侵权者依法提起公诉;
    
    4、最高法院受理这一案件,以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及其经营权、人身自由权、诉权和律师的执业权,促使和推动政府依法行政;
    
    5、国务院通过行政程序撤去陕西省三级地方政府的有关责任人的官职,为妥善和积极解决问题创造可能和铺平道路;
    
    6、有关各方重开谈判,平等协商,妥善和建设性的解决陕北石油的民营问题。
    
    最后,我们呼吁公民签名支持这封公开信,以保障公民权利和推进国家的法治进程。
    
    
    此致
    
    
    公民维权自愿者
    
    李健(大连) 等
    
    2005年6月13日
    
    
    注:
    
    1、签名公民请用合法姓名,并附行政地名,如是律师请注明;
    
    2、签名信箱:[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3、签名大致按接到签名的时间顺序排列。
    
    
    


有关附件:
    
    1、陕北石油民企维权大事记
    
    2、陕西省靖边县被政府收回油井民营企业行政起诉状
    
    3、中共榆林市委、榆林市人民政府的汇报提纲
    
    4、被拘押人员名单
    


附件1 陕北石油民企维权大事记
    
    陕北石油民企维权大事记
    
    1、1986年9月21日石油工业部办公厅转发《康世恩国务委员关于开发陕浅油层的谈话》
    
    2、1990年6月7日国务委员康世恩同志在听取延安地区石油生产情况汇报后的讲话
    
    3、1994年4月3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和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关于开发陕北地区石油资源的协议》(简称“4.13协议”)
    
    4、1999年12月国经贸石化[1999]1239号印发《关于陕北地区石油开采秩序情况调查的报告》的通知
    
    5、2003年3月13日延安市安塞县人民政府张贴《关于收回原联合单位个人投资油井收益权的通告》,宣布从3月16-24日收回个人投资油井
    
    6、2003年3月14日,安塞县投资人委托北京广住律师事务所以李纲为首的七名律师到安塞县向县政府、市政府递交了《法律意见书》,未果
    
    7、2003年4月15日,延安200多名赴京上访者代表由国家信访局组织和来京延安6名官员座谈
    
    8、2003年5月12日,安塞县对民企投资人进行大镇压,一次抓捕48人
    
    9、2003年5月28日,安塞县将四十几位石油投资人进行游街示众,召开批斗大会,同时宣布正式逮捕高智、高有等15人
    
    10、2003年6月7日,靖边县抽掉党政机关1600名干部上山,在公检法人员的保驾护航之下,全面接管民营油井
    
    11、2003年6月15日,靖边县政府镇压青岔反抗油农,抓捕油农15名
    
    12、2003年6月29日,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全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和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针对陕西石油事件召开了“如何维护民营经济合法权益研讨会”,于光远、萧灼基、茅于轼等二十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出席会议并发言,与会的还有二十多家媒体
    
    13、2003年7月10日,陕西省省长贾治邦在西安黄龙宾馆召集紧急会议,下达八点指示,要加大油井回收力度,变无偿回收为给予适当补偿
    
    14、2003年7月1日,首都何伟、茅于轼、杜钢建等6位教授联名给人大常委会首次上书
    
    15、2003年7月18日,首都何伟、茅于轼、杜钢建等6位教授联名给人大常委会二次上书
    
    16、2003年7月22日,陕北民企总代表冯秉先在北京贵宾楼被陕北榆林市公安抓捕
    
    17、2003年8月19日,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播发“民企石油如何尴尬离境”节目
    
    18、2003年8月26日,陕北民企总代表冯秉先在被迫做出不上访承诺后被取保释放
    
    19、2003年8月31日,何伟等6教授第三次上书人大常委会
    
    20、2004年5月,陕北民企5名企业家在北京向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9教授咨询
    
    21、2004年7月5日,何伟、晓亮、李成勋三位学者和北京博景泓律师事务所朱久虎等5名律师赴陕北靖边县考察
    
    22、2004年7月6日,靖边县300多名投资人参加法律咨询会,向专家和律师进行法律咨询
    
    23、2004年7月7日,专家和律师到靖边且青阳岔调查
    
    24、2004年7月13日,陕北民营石油网网站开通
    
    25、2004年8月20日,全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和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针对陕北石油事件召开“依法行政学习研讨会”
    
    26、2004年8月27日,陕北民营石油网被首次关闭
    
    27、2004年9月29日,陕北石油投资人给陕西省省长贾志邦一封信
    
    28、2004年10月23日,贾志邦被免去世陕西省省长职务
    
    29、2004年10月8日靖边县投资人大会选举产生诉讼代表
    
    30、2004年10月18日 靖边县政府为巩固来之不易的“三权”回收成果,开始息诉罢访行动,发布息诉罢访工作文件,并派官员到北京活动
    
    31、2004年11月9日 由于陕北政府的压力,朱久虎律师原供职的北京博景泓律师所毁约
    
    32、2004年11月16日首都师范大学郭海燕教授到陕北做社会调查,在靖边县做了解读党的十六大精神演讲会,会场被靖边县公安局破坏,郭教授遭到盘查审问
    
    33、2004年11月21日,针对陕北石油事件,《司法公正与司法独立研讨会》在京召开,20多位法学家与会并发表意见
    
    34、2004年11月23日靖边县诉讼代表与北京杰通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协议书
    
    35、2005年3月5日,两会期间,陕北民企通过政协常委向温家宝总理递交了反映陕北石油事件的一封信。
    36、2005年3月29日 陕北石油民企代表15人在京参加全国民(私)营企业研究会组织主办的“36条”解读报告会
    
    37、2005年4月8日石油业商会副秘书长刘云喜到陕北考察并举行“36条”解读报告会
    
    38、2005年 4月1日-11日期间,靖边县、定边县民企多次找县政府要求诉前对话,未果。同时,向县人大、县政协递交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的呼吁书
    
    39、2005年4月12日,200多名靖边、定边石油投资人到榆林市要求与市政府进行诉前对话,民企代表与市长王登记为首的榆林官员进行了四个小时的座谈
    
    40、2005年4月14日,靖边县20名诉讼代表与靖边县政府四套班子进行了诉前座谈
    
    41、2005年5月1日 陕北民企通过多种渠道向陕西省委及李建国书记、陈德铭德省长发出要求诉前对话的一封信
    
    42、2005年5月11日,陕北靖边、定边、子州、子长、横山、安塞6县约300名石油投资人到陕西省委要求诉前对话。9名代表与陕西省委30多名官员进行了四个多小时的座谈
    
    43、2005年 5月12日上午,陕北民企代表在陕西省委与榆林市长王登记为首的官员进行了座谈
    
    44、2005年5月13日上午,陕北民企投资人离开西安回到各县
    
    45、2005年5月14日靖边县诉讼总代表冯孝元、陕北民企律师办公室工作人员仝宗瑞被抓
    
    46、2005年5月20日陕西省三级政府组织大批官警人员到京活动,向北京高层递交榆林市政府充满谎言的《汇报提纲》
    
    47、2005年5月20日和25日,陕北靖边县、定边县律师向陕西省高院递交《行政诉讼状》,陕西省高院拒绝受理
    
    48、2005年5月26,朱久虎律师在靖边县被榆林警方抓捕,此前,榆林警方还捣毁了律师办公室,拿走了材料和设备
    
    49、2005年5月27日,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陕北民营企业行政侵权救助策略研讨会”。行政法学权威应松年、张树义等10名学者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50、2005年6月2日,陕北民营石油网第二次遭到破坏被关闭
    


附件2: 陕西省靖边县被政府收回油井民营企业行政起诉状
    
    行政起诉状
    
    
    原 告:陕西省靖边县被政府收回油井民营企业
    诉讼代表人:冯孝元
    委托代理人:北京杰通律师事务所 唐国玺、张晔、赵建平、朱久虎、祁永红、张月贤 律师
    委托代理人:内蒙古慧聪律师事务所 张献华 律师
    
    被 告:陕西省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陈德铭
    
    被 告:陕西省榆林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王登记
    
    被 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尤鹤洲
    
    诉讼请求:
    
    一、判决撤销陕西省人民政府、榆林市人民政府、靖边县人民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干预合同关系、收回原告油井资产的超越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
    
    二、判决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现根据该条赋予原告的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事实部分
    
    1、关于原告投资开发石油所依据的合同事实
    
    (1) 1994年4月13日,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与陕西省政府签订了一份《关于开发陕北地区石油资源的协议》(简称“4、13”协议)。协议约定,“从当地各县钻采的实际出发,拟长庆局依法登记的工业区带勘探范围内划出约500平方公里,由安塞等6县组织开发;从延长油矿依法登记的区域内划出约580平方公里,由陕北延安市等七市、县组织开发”。
    
    (2) 继之,靖边县政府对外招商引资,其在 1994年4月17日所发的靖政发(1994)15号文即《靖边县人民政府关于合作开采石油的有关规定》中规定:“1、油井合作期限:油井合作开采期限由原回收投资后开采五年改为长期合作开采,┈”,“2、利润分成问题:提倡已投产油井实行投资方承包经营,县上经过测产核定产量,核定销售收入,根据协议分成比例确定承包基数,不愿承包的仍可按原协议执行”。
    
    (3) 原告在被告关于开发陕北石油资源之招商引资政策的吸引下,纷纷到靖边投资。为此,被告为原告办理了相应的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相关手续,与原告签订了合作开发石油协议。
    
    2、关于被告对上述合同关系采取具体行政行为方式强行解除合同的事实
    
    (1) 陕西省政府石油整顿办公室给榆林市政府所发(2003)003号文即《关于采取果断措施彻底收回联营单位油井收益权的紧急通知》指出,“为了实现省政府确定和省内地方企业重组的目标,彻底收回联营单位所打油井的收益权,经请示省政府领导同意,现紧急通知如下:一、你市立即对联营单位所打油井收益权的收回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查清没有收回的原因和责任,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果断措施,下决心于 2003年5月底以前全部彻底收回”。
    
    (2) 2003年6月14日,榆林市政府所发榆政发[2003]55号文,即《榆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全市收回油井三权调度会议纪要和王斌副市长在全市油井三权调度会议上讲话的紧急通知》,要求各产油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及有关工作部门认真贯彻执行指出,“采取有力措施对油井实施接管”,“先接管后清算,一次清算,一步到位,原投资者彻底退出,""公、检、法、司要切实肩负起维权护法的职责,要为收回‘三权’工作保驾护航”。
    
    (3) 2003年5月,靖边县政府5名副县级领导向县委立下“回收不彻底,摘去乌纱帽”的军令状后,带领从人大、政协、检察院、法院等其他部门抽调的1600名工作人员进驻民营投资人油井,6月7号强行将民营油井投资人及井场工人赶出井场,接管了民营油井。
    
    3、关于政府动用行政权力撕毁合同,强行接管民营油井后,又强迫作为合同当事人一方的民营油井投资人接受政府单方确定的不足民营油井资产20%的补偿方案的违法加违法的事实。
    
    (1) 政府动用行政权力撕毁合同,强行接管民营油井后,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开始先去靖边县政府要求返还油井,县政府置之不理。
    
    (2) 后来,原告到省政府上访,省政府答复说让原告先回去,等待解决。被告自知其实施了严重违法行为,自知理亏,为了掩人耳目,就象征性单方定价,给予微不足道的所谓“补偿”,想以此来平息事态。
    
    (3) 原告为讨说法,又去北京上访,被告派了警力拦截上访,原告历尽艰难险阻到了北京,这时,陕西省榆林市政府王斌副市长带领着榆林市公安局的干警,靖边县政府领导带县公局干警追赶到北京阻止原告上访。
    
    (4) 之后,县政府动用各乡镇干部通过“包干”到人,软硬兼施、对于子女或其他直系亲属是油井投资人的政府官员,要求停职回家做工作,在油井兑付之前不许上班,甚至对一些投资人采取野蛮强暴等手段迫使民营投资人签订了所谓的补偿公证书。靖边县小河乡的任光明曾被监禁31天,后被带着脚镣手铐押到县钻采公司签字画押后才获得自由。靖边县民营油企上访总代表冯秉先被被告派公安人员押到榆林市、靖边县被关押30多天,直到他保证不再上访、承诺接受政府的单方补偿后才脱身。
    
    理由部分
    
    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是动用行政权力越权干预合同关系的超越职权的行政违法行为,而且性质非常严重,应当依法被撤销,具体阐明如下:
    
    一、被告的行为是动用行政权力越权干预合同关系的超越职权的行政违法行为,应当依法被撤销。
    对此,原告从以下几个层次加以说明:
    
    1、原告与作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受托人即被告存在合同关系。
    
    (1)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与被告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
    
    A、1994年4月13日,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与陕西省政府签订了一份《关于开发陕北地区石油资源的协议》(简称 “4、13” 协议)。协议约定,“从当地各县钻采的实际出发,拟长庆局依法登记的工业区带勘探范围内划出约500平方公里,由安塞等6县组织开发;从延长油矿在依法登记的区域内划出约580平方公里,由陕北延安市等七市、县组织开发”。
    
    B、国家经贸委国经贸石化[1999]1239 号文件中提到,“从长庆局和延长油矿管理局已经登记的探矿采矿权区块范围内分别划出一定区域委托安塞等6县开发”。
    
    C、陕西省经贸委陕经贸字[2003]23 号文件中也提到, “1994 年,中石油和陕西政府签订‘4、13’协议,将部分资源区委托所在县区开发”。
    
    上述证据事实表明,被告仅仅是一个组织者的角色,根据我国法律不允许国家机关直接从事经商的规定,被告也只能是个组织者,不能成为直接开发经营者,而且,被告只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委托的组织者。
    
    (2) 被告与原告签订的合作开发石油协议的合同主体应该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与原告。
    
    我国《合同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代理人订立合同”,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
    
    根据该规定,既然如上面已经说明的,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将所属的石油开发区域委托给被告组织开发,而被告作为受托人和原告签订了合作开发石油协议,那么,被告与原告的签约行为应当视为委托人即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行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与原告才是合作开发石油的合同主体。
    
    2、原告投资开发石油的行为是作为合同当事人一方的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对外经营行为的表现形式,并不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何谓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自然人、法人等经营实体之间通过合同形式依法进行无数交易经营行为的综合体。
    
    就本案而言,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对外与被告签订委托协议,被告进而与民营投资人签订合作开发石油协议,应当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对外经营行为的表现,原告的投资开发行为不是独立的行为,属于合同行为,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对外经营行为的延伸和表现形式。
    
    经济实体对外经营的方式很多,有承包经营,有租赁经营,有合作联营,有对外抵押等方式,而且,对外经营采取某种经营方式一般都表现为合同的形式。
    
    就本案而言,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对本案涉及的石油开发区域拥有采矿权,那么,其依法可以对外采用哪些经营方式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除了第五条规定的“采矿权不得买卖、出租,不得用作抵押”,并没有禁止对外承包、合作经营等经营形式。
    
    本案涉及的原告与作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受托人的被告所签的开发石油协议中所体现的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对外经营行为,并没有矿产资源法所禁止的买卖、出租、抵押行为。据了解,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在其采矿权所及的区域范围内仍然以类似的合同方式与民营企业合作经营。
    
    所以,既然如上所述,原告的投资开发行为不是独立的行为,属于合同行为,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对外经营行为的延伸和表现形式,既然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对外经营行为没有矿产资源法所禁止的买卖、出租、抵押行为,那么,原告的投资开发行为并不违法。
    
    3、被告对其作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受委托方与民营企业所形成的合同关系的解除采取了具体行政行为的解除方式。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具有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管理活动中就特定的事项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组织作出的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
    
    (1) 2003年,被告之一即陕西省政府所属机构陕西省政府石油整顿办公室发布的(2003)003号文件,下达行政命令要求榆林市政府立即对联营单位所打油井收益权的收回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查清没有收回的原因和责任,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果断措施,下决心于2003年5月以前全部彻底收回。
    
    可以看出,该行政命令性质的文件是针对收回民营油井收益权这一特定的事、针对民营油井投资人这些特定的人、收回油井收益权显然影响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而且是并非双方协商的单方行为,所以,该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进而言之,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或者派出机构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所以,陕西省石油整顿办公室做出收回民营油井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视为陕西省政府的行为,并由其承担责任。
    
    (2) 被告人之一即榆林市人民政府于 2003年6月所发的榆政发55号文件,要求靖边县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对油井实施接管",“先接管后清算,一次清算,一步到位,原投资者彻底退出”,“公、检、法、司要切实肩负起维权护法的职责,要为收回‘三权’工作保驾护航”。
    
    可以看出,该文件所体现的行为同样是针对接管民营油井资产这一特定的事、针对民营油井投资人这些特定的人,接管油井资产显然影响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而且是并非双方协商的单方行为,所以,该行为也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3) 被告人即靖边县政府于2003年5月 ,派向县委立下“回收不彻底,摘去乌纱帽”的军令状的5名副县级领导,带领从人大、政协、检察院、法院等其他部门抽调的1600名工作人员进驻民营投资人油井,6月7号强行将民营油井投资人及井场工人赶出井场,接管了民营油井。
    
    可以看出,被告人之一即靖边县政府的上述行为更是毋庸置疑的具体行政行为。
    
    4、被告无权采用上述具体行政行为,动用行政强制手段干预上述合同关系,其行为是超越职权的行为。
    上述三个层次已经说明,原告与作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受托人即被告存在合同关系,原告的投资开发行为不是独立的行为,属于合同行为,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对外经营行为的延伸和表现形式,被告对上述合同行为、合同关系采取了单方、暴力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解除方式。那么,被告有没有职权采取单方、暴力的具体行政行为来强行解除合同,接管合同当事人的油井资产呢?
    
    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可以通过和解或调解解决合同争议。当事人不愿和解、调解或者和解、调解不成的,可以根据仲裁协议向中国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没有订立仲裁协议或者仲裁协议无效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从该条规定看,解除合同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协商解除,一种是约定仲裁解除,一种是在协商不成,且没有约定仲裁时由法院判决解除。可见,在协商不成,且没有约定仲裁的情形下,对合同解除的管辖权归属人民法院。
    
    对此,为了防止干预合同纠纷,早在 1992 年公安部发布的《公安部关于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违法抓人的通知》就要求,“一、各地公安机关承办经济犯罪案件,必须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案件管辖的规定。要正确区分诈骗、投机倒把、走私等经济犯罪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准确定性。凡属债务、合同等经济纠纷,公安机关绝对不得介入”。1995年,公安部又发布了《公安部关于严禁越权干预经济纠纷的通知》,其中规定,“对因越权干预经济纠纷造成行政或刑事赔偿的,按《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应当责令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民警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责任”。
    
    根据上述法律、规范性文件,法律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可以通过具体行政行为解除合同的职权,而是明确规定由人民法院,在协商不成,并没有约定仲裁的情形下,行使合同解除的管辖权,所以,根据公权力机关应当按照法律明确授权行使职权的依法行政的原则,行政机关如果单方强行以具体行政行为解除合同,将构成越权干预合同纠纷的行政违法行为。
    
    据此可见,本案中,被告动用行政权力,以单方、暴力的具体行政行为强行解除合同,接管合同关系对方的油井资产是明显的越权干预合同纠纷的行政违法行为。
    
    5、被告的上述超越职权的行为应当依法被撤销。
    
    上述已说明,本案中,被告的行为是超越职权干预合同纠纷的行政违法行为,那么,这种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是什么?
    
    可以说,凡是坚持依法行政的法治国家,都在法律上确立了越权无效的基本原则。在代表英美法系国家的英国,“关于任一公共当局不得在其权力范围外行事的简单命题,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行政法中心原则”,“越权无效原则视为司法审查的法理学的基础”。
    
    在代表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国,“越权之诉是法国行政法上最重要的制度”,“行政法治原则不仅需要制定各种行政法律,更重要的是建立各种制度保障法律得到遵守。最有效的保障是撤销违法行政决定,使它不发生效力”。
    
    我国在经历了漫长的专制统治后同样选择了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则,同样以撤销违法行政决定作为法律得到遵守的重要保障。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对宪法进行了又一次修正,其中增加一款,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其中规定,“(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1、主要证据不足的;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3、违犯法定程序的;4、超越职权的;5、滥用职权的”。
    
    可见,“超越职权”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后果在司法上应当判决撤销。所以,上述所阐明的本案被告实施的越权干预合同纠纷,强行接管民营油井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被撤销。
    
    6、本案所涉及的合同关系不是行政合同关系。
    
    上面已经阐明了被告行为的违法性及法律后果,但为了进一步澄清本案中的法律问题,有必要说明这一点。
    
    被告曾对外宣传说其与原告签订的合同是行政合同,对此,原告认为:
    
    (1) 我国没有像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在法律上确立了“行政合同”的法律范畴,“行政合同"在我国只是在吸收欧洲大陆法系国家行政合同的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形成的学理上概念。
    
    我国最著名的行政法学家、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应松年博士生导师在其主编的《行政法学新论》中说,“我国目前尚无任何法律出现过行政合同字样,所以,行政合同还是学理上对某些合同进行分析、概括的结果”。
    
    所以,既然在我国,“行政合同"的概念还没有上升为法律范畴,被告作为执法机关无权创设法律概念,那么,按照依法行政的原则,其说法没有法律依据。
    
    (2) 被告用外国法中的“行政合同"法律概念来套用本案涉及的合同关系,其目的旨在为其利用行政权力、暴力强行解除合同关系寻找根据。那么,姑且以具有典型代表的德国行政法为依据,看能否得到被告想要的东西。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高家伟博士所翻译的由德国人所著的《行政法学总论》中说,按照德国行政程序法,“行政机关无权以行政行为方式确认或强制实现其合同请求权。如果合同当事人拒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行政机关只能-像公民那样-向行政法院起诉”。
    
    可见,被告以行政行为方式强制解除合同的行为依照德国行政法中的有关行政合同的法律规范也构成越权,构成行政违法。
    
    (3) 原告认为,即使我国立法机关将来制定了行政合同法律规范,也会像德国立法一样,不会允许行政机关以行政行为方式确认或强制实现其合同请求权,因为:
    
    A、合同的本性是约束双方的,而不是约束单方的,如果任由一方随意解除合同,则另一方的合同权利难以得到保障。
    
    B、作为合同当事人,不管是政府,还是公民,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否则,难以实现法律的公平原则。
    
    C、在我国,官本位意识很浓,确立禁止以行行为政方式强制解除合同的法律规则,并注入司法裁决的机制,能够遏制行政官员的专横、霸道。本案中,像陕西省榆林市市长王登记的官本位意识膨胀到几乎疯狂的地步,他在2005年4月12日与原告代表对话时说,那些在人民大会堂研讨会上认定地方政府动用行政权力强行收走民营油井的行为系违法行政行为的几十名专家是“挂羊头卖狗肉”,公然侮辱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他竟赤裸裸地说他们已经给陕西省高院、最高人民法院打过招呼,法院不会受理这个案子,好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是他们的仆人,可以任由他们指挥,公开干预司法独立,与法律挑战,他又说律师是来骗钱的,不要上当,公开侮辱律师的名誉。2005年5月12日,在陕西省省委与投资人代表对话中,王登记说让投资人不要起诉,告市政府、省政府就是告国务院,告温家宝,这明显在拿共和国总理开涮,损害温总理的名誉。当投资人向人大、政协递交材料返回后,他马上指挥公安人员到处抓人,已将两人刑事拘留,而且继续抓人。在两次对话中,他高傲地、轻描淡写的把政府的违法行政行为说成是过激行为,政府犯了个“美丽的错误"。可以看出,王登记已成了目空一切的土皇帝。与王登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靖边县委书记马乐斌对政府的违法行政行为说了些实事求是的话,他在接受《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前面所说的几十名专家对收油井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不是王登记所认为的是"挂羊头卖狗肉”,还说收油井后大多数投资人亏了,并说此事要错也是上面的错,王登记为此对马乐斌给予严厉的训斥。
    
    二、被告的上述动用行政权力,越权干预合同纠纷的违法行政行为性质非常严重。
    
    1、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具有掠夺的性质。
    
    根据我国法律,如甲借钱给乙,形成借款合同关系,乙到期不还,产生合同争议,对此,甲不去法院起诉解决争议,而是直接强制到甲家搬东西,则这种行为构成抢劫。
    
    然而,虽然甲的行为构成抢劫,但情理上还说得过去,因为毕竟乙欠甲的钱,而就本案原告与被告的合同关系而言,原告冒着巨大风险投资,被告反而暴力强行解除合同,单方强行接管原告投资形成的油井资产,不仅法律上构成违法,情理上也说不过去,可见,其比前面所说甲的抢劫行为还严重。
    
    2、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
    
    市场经济是自然人、法人等经营实体之间通过合同形式依法进行无数交易经营行为的综合体。
    
    要保证无数交易经营行为的安全、稳定,就需要法律规范及法律保障,而实际上,像合同法等法律的立法意图、目的首要就是保障交易的安全和稳定。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合同当事人对合同争议,诸如解除合同,在协商不成,且没有约定仲裁的情形下,就须通过人民法院司法判决。可以想象,如果在交易双方在协商不成时,不通过法院,任由交易方私力解决争议,则势必演变成无数个暴力冲突,经济秩序、社会稳定无从谈起。
    
    本案中,被告越权暴力对待合同争议,严重破坏了保障交易安全、稳定的游戏规则,其违法行为涉及到陕北延安、榆林两市 15个县,70 亿民营石油资产,1000 家联营公司,近万名自然人股东。
    
    陕北地方民营油井投资者中,许多都是当地的老百姓,他们倾尽毕生微薄的积蓄变卖家产甚至借高利贷参与油井投资。油井被收回后导致许多投资人血本无归,生活陷入困境,大量的围绕石油开采的其他相关产业的经营者和就业人员,失去就业岗位,生活难以保障。投资人到政府门口静坐请愿,到国务院信访部门上访。政府与民营油井投资人的矛盾不断恶化升级,给陕北地方社会秩序造成了许多不安定的因素,其违法行政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真正根源。
    
    3、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严重破坏我国的共和政体和根本制度。
    
    共和政体与封建专制的区别在于,专制的本质特征是缺乏有效监督的绝对权力的存在,而共和政体的特征是政府受到人大、法院等强有力的制约,可以说,人大的立法监督和法院的司法监督是构成我国共和政体的支柱。
    
    然而,本案被告即地方政府的行为不只是其自身的单独行为,严重的是,其让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这些保障民主、法治、共和政体,监督其依法行政的机关协同其行为。
    
    18世纪最著名的法学家孟德斯鸠在其所著的《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法官就是立法者,将对公民实施专断的权力,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则法官将掌握压迫的力量,如果同一人或同一机关同时行使着三种权力,则任何自由不复存在。
    
    被告为了达到目的,不惜破坏我国已建立起来的共和体制,采取手段让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和其结合在一起,实际上是把其他权力机关的权力归于它,其行为严重损害了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的法律权威。
    
    4、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制造了巨大的腐败温床。
    
    在民营油井被收回并入国有性质的县钻采公司后,却出现了民营油井所没有的大量“寻租”现象:有的盗卖原油、材料,有的利用所谓的修井捞钱,有的多开吨位少装材料谋利,有的通过成倍加价获取暴利,等等。
    
    地方政府将抢夺的民营油井资产装入多年严重亏损、缺乏自律、没有活力的县钻采公司并没有带来新的活力,带来的是在坐享民营油井投资人创造成果时,还高唱“我为祖国献石油”的令民营投资人痛心欲绝的赞歌,带来的是在民营投资人做成的大蛋糕上进行层层吞噬,社会舆论认为政府收回油井的违法行政行为是个别官员私欲驱动下造成的。
    
    最近,民营油井投资人在与榆林市政府旨当在撤销政府违法行政行为的一次公开对话中,当投资人要求政府官员拍着良心回答,从油井收回一年多的时间看,是民营投资人对油井管理地好,还是国有公司管理得好,市石化局局长感慨的说,现在看来,还是民营投资人管理得好。
    
    我们知道,对国有企业进行注入民营资本的混合制形式的股份制改造是党、政府及全体国民经过多年的教训而做出的痛苦选择,然而,陕西省地方政府通过抢夺把民营油井资产“国有化”后注入国有性质的县钻采公司,然后又把县钻采公司以挂靠的形式重组到延长集团,显然是国有+国有=国有的作秀,与党和国家的改革政策严重背道而驰。其作秀的行为不是出于对国有公司本身的信仰和热爱,不是想着国有企业,爱着国有企业,而是像老鼠爱大米一样为一些人侵吞创造条件。
    
    中国目前在石油行业上游领域介入民营巨大投资的领域在陕北油田,陕北民营油井投资人经过多年的创业已成熟起来,其中一部分已开始到国外考察国际石油市场,准备进入国际市场,地方政府消灭民营油井资产的违法行为葬送了陕北民营油井投资人尽早进入国际市场的机遇,在中航油几十亿资产在海外流失等悲剧让党、政府及国民清醒认识到在石油领域开拓国际市场必须发展民营企业的情形下,对国家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恳请法院提出司法建议部分
    
    鉴于本案被告违法行政行为的严重程度,涉及到其他重要部门,及立法的完善问题,为了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防止政府这种违法行为的发生,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判决撤销违法的被诉讼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在判决撤销的同时,可以分别采取以下方式处理:(三)向被告和有关机关提出司法建议;”,原告现提出如下建议和理由,恳请人民法院采纳,并在判决撤销被告违法行政行为的同时,向以下机关提出司法建议:
    
    一、向国务院提出司法建议,建议由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立法议案。
    
    建议主要内容如下:
    
    1、下级政府在执行上级政府的行政命令时,应当首先审查其合法性,经审查后,认为上级政府的行政命令违反法律规定,有权向上级政府提出意见,有权拒绝执行。
    
    2、下级政府拒绝上级政府的行政命令,上级政府不得利用行政职权强制下级政府执行违法的行政命令。
    
    3、上级政府认为下级政府不予执行行政命令是违法的,应当向人民法院起诉,由法院进行司法裁决。
    
    理由如下:
    
    1、据了解 ,本案发生后,原告在上访对话中,榆林市市长王登记说市政府的行为是迫于省长贾治邦官大不得已而为之,定边县尚书记说他的官是上面给的,迫于乌纱帽被上面摘掉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
    
    这种现象暴露出,在我国,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之间关系仍然是权大于法的行政命令性地机制,缺乏各级政府首先向法律负责的保障机制,缺乏抑制、纠正违法行政命令的免疫机制。
    
    2、与此有关的外国立法模式值得借鉴。在英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相互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法律关系,而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行政隶属关系和行政领导关系。各级政府,如中央政府、中央政府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的纠纷可以借助与普通私人相同的司法途径予以解决。
    
    3、公民之间的争议在协商不成时,尚且由司法裁决,那么,作为公仆的各级政府之间的争议,更应当引入司法机制,这样,既防止公仆上下形成官官相护的绝对权力的腐败体系,又能避免下级公仆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二、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司法建议,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立法议案。
    
    建议主要内容如下:
    
    1、建立独立的司法基金会,保障司法机关在经济上独立于行政机关。
    
    2、建立全国法官的统一任免机制。
    
    理由如下:
    
    1、根据我国法律,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应当独立于行政,保持中立,奉行不告不理的原则,而在本案中,被告让法院也参与其中,协同行使不是其审判职能的行政职能,法院成了县政府的“行政工具"。
    
    这暴露出,支撑、保障我国民主、法治的司法机关还没有足够的法律地位制衡政府,遏制政府的违法行为。
    
    2、如果要使政府遵循法律行事,那么就必须保障要由一个尽可能独立的司法界来执掌法律,否则就会出现法律服务于政府的目的而非公正的利益。在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下,法官由地方人大任命,法院的办案经费、法官的工资都是由地方政府财政拨款等等因素,决定了法院无法独立于地方行政机关。
    
    3、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下,法院等司法机关的一切开销都由政府财政拨款。行政机关控制着法院经济上的“命脉”,如果法院为了公正的目的作出政府不欢迎的判决或者不按照规定执行政府的政策,法院将面临政府经济上的制裁。在这种体制下很难保证法院能够独立于行政机关,法院为了免受政府经济上的制裁会尽量迎合政府的目的,而非独立执掌法律,势必将成为行政机关行政的“工具”。司法机关要独立于行政机关,首先应当从经济上独立于行政机关以免受到行政机关经济上威胁。
    
    4、法官职责就是宣示法律并适用法律,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而在我国现行地方法官的任免体制下,地方法院院长、法官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任免。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地方自治权力机关,代表地方的政治利益。这样,院长、法官任免由代表地方利益的地方人大行使,法官就不仅仅是宣示和适用法律了,还必须符合地方政治利益需要。法官为了地方政治利益的需要,服务于地方政府,由法官构成的法院自然就成为地方政府的附属机构,法院院长、法官为了自己的任职不被受到威胁,而听命于执行地方利益的地方政府。
    
    原告认为,地方政府作为民选政府应当保持相对的自治,但为了防止地方政府偏离国家的整体利益,为了法律在国家的统一实施,应当保持司法的高度统一,建立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统一任命全国法官的司法体制是法律统一实施的重要保障。
    
    三、向榆林市、靖边县政府提出以下司法建议:
    
    建议内容如下:
    
    1、建议榆林市政府撤销不允许司法机关受理与收回油井有关的案件这一严重干预司法独立、破坏共和政体的行政违法行为;
    
    2、建议靖边县政府对其要求人大、政协、检察院、法院协同其实施接管油井的严重干预司法独立、破坏共和政体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检讨,向人大、政协、检察院、法院道歉。
    
    理由如下:
    
    1、地方政府在所谓的清理整顿过程中,为防止民营企业投资人寻求司法救济,陕西省榆林市政府所发的《榆林市市长办公会议(第17次)纪要 》竟规定:“特别是公检法司,要保驾护航,提供坚强有力的法律援助和保护,在清理整顿期间不得受理和支持影响、阻碍油井资产归并重组的一切诉讼和上访,对干扰、破坏或无理取闹,拒不接受重组工作和不予配合的,要坚决予以制裁和打击,形成强大的震撼力”。
    
    2、很明显,被告竟公然干预司法独立。政治学、法学以及历史的经验表明,干预司法,破坏共和政体的危害远远大于小偷等公民的犯罪、违法行为的危害,因为前者的危害将会对整个社会构成威胁,会对一个民族造成整体危害,是危害国家稳定的根本原因,也是一个民族落后的根本原因。
    
    最后,鉴于:
    
    (1) 本案涉及到陕北延安、榆林两市15个县,70 亿民营石油资产,1000 家联营公司,近万名自然人股东,人数众多、范围广、标的额巨大。
    
    (2) 多达80多家媒体直言报道此案,几十名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法学家进行了专题研讨,严肃指出被告的行为系“官抢民财”,6位专家、教授先后三次就本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致信呼吁监督地方政府依法行政,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保育钧又向本届全国政协会议就本案提交了议案,这已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3) 被告涉及陕西省政府、榆林市政府、靖边县政府三级政府。且如前所述,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性质非常严重,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严重破坏了我国的根本制度。
    
    据此,原告认为本案应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最大的行政违法案件,为此,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特向贵院起诉,恳请人民法院判决撤销陕西省人民政府、榆林市人民政府、靖边县人民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干预合同关系、收回原告油井资产的超越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以维护共和国法律的尊严。
    
    
    此致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具 状 人:靖边县被收回油井民营企业
    诉讼代表人:冯孝元
    
    
    2005年5月20日
    


附件3 中共榆林市委、榆林市人民政府的汇报提纲
    
    中共榆林市委、榆林市人民政府的汇报提纲
    (2005年5月20日)
    
    
    现将我市石油开采秩序清理整顿工作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榆林石油工业发展简况
    
    陕北是我国石油工业的发祥地。1907年,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在陕北诞生,结束了我国大陆不产石油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延长油矿属国家燃料化学工业部、石油部管理,1958年下放陕西省管理。1966年,我省又将延长油矿交延安地区管理。1986年,根据国务委员康世恩的指示,石油部在延安召开陕北石油开发座谈会,决定"延安地区石油资源开发利用委托延长油矿管理局统一管理,生产经营可由地方承包,使地方受益"。据此,延安市先后成立了10多个县钻采公司,组织开展石油开发。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在有关方面认为我市定靖油区属特低渗透油田,不具备规模开发价值之后,定靖等县广大干部群众怀着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学习借鉴延安的经验和做法,开始尝试石油开采,并先后成立了靖边、定边、横山、子洲四个县钻采公司。1994年4月,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开发陕北石油资源的协议》(简称4.13协议),确定从长庆油田和延长油矿划出1080平方公里,以委托、联合等方式交由延安、榆林有关县区组织开发,并将靖边以南的3500平方公里定为长庆油田和地方的联合勘探开发区。由于当时我市各县钻采公司资金不足,技术缺乏,就借鉴中央石油企业"联合打井,区块委托,油井承包"的做法,采取招商引资,出让井位的方式,引进联营单位参与石油开发。至2000年底,共引进各类投资主体近500家,打油井2777口。历史的、客观的看,引进联营单位参与石油开发,对解决地方石油企业投入不足,增加财政收入,促进石油工业和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石油清理整顿的主要法律政策依据
    
    我市石油工业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但大规模的无序开发,也确实带来了比较严重的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等问题。实践证明,国务院及时做出开展陕北地区石油开采秩序清理整顿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
    
    (一)1997年1月1日新修订颁布的《矿产资源法》明确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和开采的,必须符合规定的资质条件"。
    
    (二)1998年2月,国务院第240号令和241号令规定:勘查、开采石油、天然气矿产,由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登记,颁发许可证,申请石油、天然气勘查、开采的,还应提交国务院批准设立石油公司或者同意进行石油、天然气勘查、开采的批准文件以及勘查、开采单位法人资格证明。
    
    (三)国办发[1999]38号文件明确规定,"对没有采矿许可证的采油场点,一律予以取缔"。国经贸石化[1999]1239号文件明确要求"坚决停止和纠正允许投资商参与石油开采活动的做法,正在进行的非法开采活动,必须立即停止,凡侵权开采、侵权占区块和油井的单位和个人,要责令立即退出,并将侵权侵占的油井、区块无偿交还矿业权人";"清理撤销与《矿产资源法》和国务院有关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法规和文件";"对各县钻采公司的联营单位,进行全面清理,并根据联营单位的不同情况采取划转、收购、兼并、资产入股等多种方式进入陕西省延长石油工业集团,实行统一管理"。
    
    (四)2002年1月11日,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马凯同志主持召开陕北地区石油企业整顿和重组会议,印发的国阅[2002]6号《会议纪要》强调:"联营单位投资者成份复杂,与县钻采公司多为承包、挂靠、联营关系,不具备石油开采资质条件,要加大整顿国度,严厉打击非法开采行为"。
    
    2000年以来,国家有关部委先后8次到陕北督查清理整顿工作。明令对无合法开采资质、许可证,非法开采石油资源的企业要依法查处,对继续违法开采石油资源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2002年9月11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披露了延安吴旗县私人采油、个别领导干部参与等问题,朱镕基、温家宝等领导做出了重要批示。受国务院委派,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张志刚、监察部副部长陈昌智带领有关部委再次来陕督查清理整顿工作,要求立即收回个人油井收益权,严厉查处领导干部参与非法采油等行为。
    
    三、少数原石油投资者聚众滋事及上访情况
    
    我市有偿收回油井"三权"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赞同和拥护,也得到了大多数石油投资者的理解和支持。但极少数在石油开采中牟取了巨大利益的个体投资者,不愿放弃非法石油开采,他们与朱九虎等人相互利诱,无视国家法律法规和石油产业政策,诋毁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整顿陕北石油开采秩序的政策和措施,歪曲事实,蒙骗误导涉油群众,采取多种不正当手段,严重扰乱油田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对社会稳定带来极其不良的影响。
    
    (一)组织策划过激行动,干扰和阻挠石油清理整顿工作正常进行。
    
    收回油井"三权"工作开始实施后,张鹏贵(延安市原石油投资者)、马启明(延安、榆林两市原石油投资者)等少数个体投资者在我市靖秘密聚会,成立非法石油工会,组织石油投资者和涉油群众与政府对抗,此事被公安机关及时依法取缔。2003年6月15日,靖边县部分原石油投资者雇用不明真相的600余名油区群众,在青阳岔、小河等油区进行打、砸、抢破坏活动,造成600多口油井停产、部分办公设施损坏、文件资料丢失。之后,他们又在定边、靖边等地多次冲击政府机关,堵塞307国道,封堵油区道路,策划学校罢课,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恶劣的社会影响。
    
    (二)误导部分媒体和专家学者,寻求社会舆论支持。
    
    2003年6月,中国工商时报、香港大公报、亚洲周刊先后发表了"岂能如此对待民间投资"等署名文章,歪曲陕北石油清理整顿真相,对清理整顿工作中的一些做法提出异议,引起了国内外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关注;随后又以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名义在北京人民大会会堂举办研讨会。法学界、经济界40多名专家学者仅根据原石油投资者单方面提供的情况,发表了一些个人看法。朱九虎等人断章取义把这些言论刻录成光盘,在社会上广为散发,制造混乱。《国务院关于鼓励和支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36条)颁布后,冯秉先、孔玉明(靖边籍)等人约请刘云喜(自称中国工商联所属的石油商会副会长)等人在靖边聚集200多人,召开"中国工商联石油商会来陕考察及国务院36条解读报告会",散发《关于依法解决陕北民营油井问题呼吁书》及《陕北民企调查》一书。为部分原石油投资者鼓劲打气。他们还与网易合作,开通了陕北民营石油网,大肆炒作。
    
    (三)掩盖歪曲事实真相,准备起诉省市县三级政府。
    
    2004年7月,冯秉先、冯孝元(靖边籍)等原石油投资人与何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九虎等9名学者、律师,分别召集定边、靖边县部分原石油投资者和油区群众在靖边县城和青阳岔镇集会,公开煽动收回油井"三权"是违法的,严重侵犯了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声称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纠正,要求原石油投资者支持配合他们的行动。会后,北京致远、杰通等4家律师事务所多名律师受靖边部分原石油投资者委托,赴榆林市各产油县进行调查取证,形成了《关于陕西省靖边县民营石油油井被地方政府收回的律师调查报告》;10月8日,朱九虎等人筹划组织,在靖边县召开民营石油投资人维权诉讼代表大会,通过了《靖边县民营石油维权诉讼代表章程》,选举产生了马启明、冯秉先等15名诉讼代表,选举冯孝元为总代表,马启明为总理事,产生了副总理事及办事服务机构,并对诉讼费的收取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安排。会议还邀请荷兰籍的两名记者参加。今年4月30日,北京杰通、内蒙古慧聪律师事务所朱九虎等九名律师抛出了《关于陕西省政府、榆林市政府、靖边县政府违法行政,强行接管民营油井资产律师意见书》和《关于靖边县诉讼主体诉陕西省政府、榆林市政府、靖边县政府行政起诉状》,认为地方政府的行为是动用行政权力超越职权干预合同关系的行政违法行为,应当依法被撤销。
    
    (四)煽动雇用部分涉油人员和群众,违反《信访条例》聚众上访。
    
    收回油井"三权"以来,少数原石油投资者多次煽动组织群体赴省进京上访,为了壮大声势,甚至雇用社会闲散人员参与,在北京上访时,还收集借用身份证在信访部门冒名登记备案。今年4月12日,省政府在榆林召开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座谈会议,冯秉先、冯孝元等人再次煽动200多名原石油投资者集体到市政府上访。5月7日,朱九虎、冯秉先、冯孝元等在靖边县青阳岔秘密集会,组织策划部分原石油投资者和涉油群众前往西安集体上访。5月11日上午8时,靖边、定边及延安市安塞、吴旗、子长等县约150名原石油投资者和涉油群众聚集,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围堵省委机关大门1个多小时,要求与省委主要领导对话。此后,又聚集数十人到省人大、省政协上访并递交《呼吁书》,影响了正常工作秩序。由于省市提前掌握了有关情况,提出了应对预案,经省委、省政府组织两次接待后,大部分上访人员被劝返。
    
    四、处置工作情况和措施
    
    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陕北涉油问题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处置难度大,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近两年来,我市按照中央及国家有关部委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动员各级党政组织,采取各种措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稳定了涉油群众的情绪,维护了当地的社会稳定。
    
    (一)进一步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为了切实解决涉油的有关问题,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部署,市委书记、市长负总责,亲自抓、亲自过问,并成立了专门的协调指导小组,由一名市委副书记和一名副市长直接抓。同时,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落实各产油县的工作责任,明确县委、政府一把手为第一责任人,要求各县成立专门机构,抽调专人,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展开处置工作。
    
    (二)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强化宣传教育。
    
    为了挽回个别媒体片面甚至失实报道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们邀请国内有影响的主流媒体到我市进行调研采访。《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陕西电视台和《科技日报》等媒体相继对陕北石油清理整顿工作进行了客观公正的报道,澄清了事实真相。同时,我们还通过召开干部群众大会,统一编制宣传提纲、组织专门工作队进村入户,指定县乡干部采取一帮一等形式,对原石油投资者和油区群众进行教育引导,进一步宣传石油清理整顿的有关法规和政策依据,理顺涉油群众的情绪,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三)积极应对法律诉讼,坚持依法行政。
    
    针对律师团的《调查报告》和诉讼代表的活动,我市主动与律师团接触,宣传石油清理整顿的政策法规和做法,争取理解。针对律师和涉油群众代表提出的有关法律问题,市政府委托陕西省法学会召开专家座谈会,就有偿收购油井的有关法律问题进行研讨论证,省法学会在认真听取法学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正式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我市开展石油开采秩序清理整顿,收购原联营单位油井"三权"是合法的;在清理整顿中市政府采取的收回油井"三权"和经济补偿的措施、做法是合理的。为更好地坚持依法行政,市政府又增聘国内知名法学家为法律顾问,指导石油清理整顿工作。
    
    (四)主动汇报,争取各方面的支持。
    
    去年以来,我市通过多种形式,分别向省委、省政府和有关部门进行汇报。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有关部门也分别向国家相关部委进行了专题汇报。同时,我市派专人与北京市司法局、律师学会和律师团有关律师所在单位进行沟通联系,反映情况,争取支持,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五)及时处置群体上访事件,确保社会稳定。
    
    我市对涉油群体上访,特别对赴省、进京上访十分重视,积极采取各种预防措施。近日,在获悉原石油投资者和涉油群众将于5月11日赴省集体上访的情况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要求有关县和部门严格按照《信访条例》及有关规定做好处置工作,确保社会稳定。市委、市政府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对处置工作进行了周密的安排部署,并由市长和一名市委副书记带队,组成联合工作组赴西安解决此次群体上访事件。
    
    5月11日和12日,100多名涉油群众到省委上访,并一度围堵了省委机关大门,省市有关领导先后两次共同接待了部分上访代表,认真听取了他们的陈述和意见,进一步宣传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解答了上访代表提出的问题。在接待座谈中,有关领导强调,陕北石油清理整顿是按照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进行的,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各级政府不存在违法行政的行为和问题;在收回油井中充分考虑了原石油投资者的利益,给予了高于当时油井民间交易价格的补偿,得到了大多数投资者的理解和认可;告诫原石油投资者和涉油群众慎重对待涉油诉讼,不要盲目相信个别律师的一面之词,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同时肯定了所有原石油投资者在陕北石油开发前期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在省市县的共同努力下,上访人员已于5月13日全部返回,原来准备赴省上访的人员也被稳定在当地。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维护社会稳定,我们按照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指示精神,于5月20日将有关情况向中央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做了汇报。中央信访联席会议办公室领导在京听取了省、市相关情况的汇报后认为:
    
    开展陕北石油清理整顿是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要求进行的,地方各级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保护了国家战略资源,维护了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很有成效。
    
    国务院三十六条提出打破垄断,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石油等领域,与近年来开展的陕北石油清理整顿并不矛盾,是两回事。民营资本如何进入石油等领域,国家有关部门将会进一步细化,进入也要有序,应该符合规定的要求和程序。
    
    保持社会稳定是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职责,有关方面要高度重视突发事件、群体上访等问题的处置工作。陕西省有关方面要进一步了解掌握情况,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做好涉油群众的工作,防止大规模涉油群众赴京参加有关活动,聚众群体上访,把问题解决在当地。
    


附件4 被拘押人员名单
    
    截至目前,被拘押人员名单为:
    
    冯孝元:64岁,中共党员,靖边县诉讼总代表。5月14日在西安被榆林市警方抓走,以“涉嫌扰乱社会治安罪”刑事拘留,现扣押在定边拘留所;
    
    仝宗瑞:46岁,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捷迅陕北石油开发公司办公室主任,5月14日被榆林市警方以“涉嫌扰乱社会治安罪”刑事拘留,现扣押在定边拘留所;
    
    张万兴:定边县民企诉讼总代表,55岁,定边县人,5月15日被定边警方抓走,处以刑事拘留,现于取保候审中;
    
    王志军:靖边县青阳岔油农,诉讼代表,5月23日被抓捕,现被拘留中;
    
    袁佩祥:靖边县青阳岔油农,维权人士,5月23日被抓捕,现被拘留中;
    
    任光明:曾经于2003年7月被抓做过31天监所,带着手铐脚镣被强迫在补偿兑付单上押手印的靖边县投资人。这次作为诉讼代表又被抓捕,以“涉嫌扰乱社会治安罪”被刑事拘留;
    
    马成功:54岁,靖边县人,在靖边县、安塞县均有石油投资,2003年因从事维权被安塞县抓捕过2次,均坐过15天拘留所。近日第三次被抓捕;
    
    朱久虎:北京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陕北石油民企诉讼代理主办律师。26日凌晨1点左右在靖边被榆林警方带走,随后被刑事拘留。6月3日,北京律师以被委托人的名义到榆林要求会见被刑事拘留的朱久虎律师,榆林有关部门拒绝允许会见,但承认朱久虎律师被他们抓了,罪名是“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和“非法集会”。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5/06/20050615233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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