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进：中国迫切需要突破“经济中心”的理论与方法

中国大陆社会自1949年10月以来的70多年，历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时期。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中国人民在哲学、文学、意识形态领域以及现实政治与政策等等方面，经历了大致3年的痛苦的反思与探索，终于，在1980年代，一场比任何“政治运动”都深刻千百倍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艰难开启。
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比任何政治运动更加接近于人类文明的实质。改革开放时期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命运，也彻底扭转华夏民族的历史方向。从宏观历史的角度衡量，对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时期是一个仅有的可以与公元前8—3世纪的百家争鸣时期相媲美的一个伟大时期。
当然，可以说，“政治挂帅”与“经济中心”两个历史时期是一个以权力和金钱为核心价值依归的极端的现实主义倾向的国家的自然而必然的社会现象。
对于改革开放时期的反思与总结，曾经在2008年有过一些来自理论与意识形态上的行动。然而，由于进入2010年后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国人对于改革开放时期的理论探索与总结，没有能够像1976年9月之后对于“政治运动”的反思哪样成为全社会的主流。整个社会严重而普遍的沉溺于极端的物质利益第一与“金钱至上”的氛围泥淖中，然而，却又严重而普遍的缺失一种核心型的价值观念与理论形态，因而，在诸种现实的社会政策方面，也严重而普遍的缺失能够推动中国社会走出和超越“经济中心”的具体有效的行动和方案、步骤。
尤其是在华夏民族以何种姿态面对21世纪的未来时，显现的徘徊彷徨和无所适从。可以说，在改革开放时期40后，华夏民族面临着一场比毛泽东之后更加重要的历史转折和现实选择之际，中国却有可能丧失正确的方向与科学决策的可能性。因此，这就使得中国社会犹如站在悬崖边上，随时有掉下万丈深渊的风险。
毫无疑问，出生于20世纪50—60年代两个世代的人，完完全全被笼罩在毛泽东的阴影之下而成长起来。可以说，至今为止，他们中的相当部分的人仍然虔诚膜拜毛泽东。对于华夏民族，这是一道实实在在的严重的屏障，直接影响着中国政治与经济的进步。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一代领导人发起的“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活动，当时没有对毛泽东进行彻底否定的勇气，以至于为中国的顺利前行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历史隐患。我希望，在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人，必将充当改革开放的坚强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中国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满清王朝内部的一批具有开明意识的官僚阶层，发起了一场以实业救国为宗旨的“洋务运动”，这场实验以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而告终。20世纪百年的中国，集各种各样的暴力革命、军事战争、政治运动于一体，最后在1980年代走上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时期贯穿在中国20世纪与21世纪之间。并且历史地充当华夏民族21世纪创造崭新的社会文明的一个波澜壮阔的序曲。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国人最重要的追求即是吃饱穿暖。现在，21世纪的中国所面临的社会发展任务是千头万绪，而且，中国社会仍然属于一个在产业领域、地区之间等方方面面发展极不平衡、极不协调的状态。在21世纪的当前，中国社会在经历4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之后，所积累的形形色色的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已经达到一个激化的顶点。这个关头的中国，要比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的有“政治挂帅”向“经济中心”的转型关头更加艰难和充满风险。
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华夏民族迫切需要涌现一大批伟大的圣哲，从而引导华夏民族普遍建树起一种文明的历史观念。在这方面，从姬昌到孙中山、从秦始皇到毛泽东、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从汉明帝“夜梦金人”的佛教传入到1966—1976年的“文革”，这些涉及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人物与事件，都需要给予客观而正确的认识。总之，中国有着太多的历史问题需要回答，同时，也有着太多的现实问题需要正确的方法。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而且从未来的高度看，华夏民族的伟大复兴，即是复兴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伟大创造力和文明活力的传统，
在40多年“经济中心”主导的社会运动实践过后，华夏民族在理论上必须确立起以文明升华为主旨的理论与意识形态主线。
在社会政策与具体的方法方面：1、制定以产业和科技革命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政策；2、完善劳动组织与健全企业制度，让企业充当社会进步的核心促进力量；3、创建以劳动者优先的分配机制，从政治上牢牢确立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4、充分发挥教育、科技、文化、医疗等社会事业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作用；5、在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树立以文明价值为核心的坚定理念。
上述问题与思路，无一不是说着容易做着难。
历史上，尤其是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之后到20世纪结束的两千多年间，中国从来没有一种依靠经济手段和方式解决和处理社会问题的传统，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必须最终依靠政治权力来解决。中国不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社会财富（农耕社会的主要财富为土地）掌握在国家政权手中，收到国家政权的严格的控制和支配。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从来不允许经济系统的自由自主的发育和发展，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产业革命的局面，也没有产生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社会环境与政治氛围。
改革开放时期在20世纪80年代沿着“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思路进行，叫做“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事实上，这是一种正确的政策思路和社会发展趋势。本来，这种趋势应该达到良好的继承，然而，由于强大的传统政治惯性，在改革开放时期进行了大致40年之后，一系列本来具有正确而文明的思路与方法再次被终结。
但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导向和政策思路，本身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对于华夏民族这样的复杂而多样化的社会形态而言，通过“经济中心”而转向全面的社会文明升华，这不仅市一种历史必然进程，而且是激发强大的社会活力的具体方法。 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之路，即是持续不断的从事于产业革命与科技发明，一切文化形态和政治运作，都必须首先的、并且自觉的服务于产业与科技革命的需求。
华夏民族已经没有丧失21世纪百年的任何资本。中国在走完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由于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与矛盾，尤其是社会公权力领域里出现的严重而普遍的贪腐难以得到根治。必然说，严重的公权力贪腐是改革开放过程的一个不可克服的历史现象，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只有通过完善的制度和法治建设。
21世纪华夏民族文明的伟大升华，迫切需要涌现一大批从理论上阐述并且掌握文明价值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群体，同时，需要涌现无数为杰出的引领产业革命的企业家、致力于知识发现和技术发明的科学家群体、把传播知识和文明价值视为己任的教育家队伍。
中国的具有文明价值理念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必须联合起来。共同致力于华夏民族的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与升华。

徐国进
2022年1月27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