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陷入算法困境 被资本剥削到极致

近日， 一篇北大博士分析有关外卖平台用算法剥削骑手剩余价值的论文引发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据“美团”代表披露，该平台下有近千万的骑手属于外包员工，不受劳动法保护。与此同时，为“外卖小哥”维护权益的北京“骑士联盟”盟主陈国江因组建有工会性质的互助群，上月已被正式批捕。评论认为，解决中国劳资失衡问题必须依靠工会，但独立工会突破政府镇压的困难重重。

 “所有的外送（平台）要追逐利益的最大化，他们把风险转嫁到了最没有议价能力的骑手身上。每一个骑手要自己在收入和安全之间衡量。”去年，中国短视频博主曹导在体验外卖骑手生活后，在视频中总结道。

曹导在体验骑手生活的一天里遭受了种种困境，包括为赶时间逆行、超时惩罚、不允许乘坐电梯和进入高级商场等，“当一个行业里面守规矩的人得到的回报是收入下滑，并且没有任何奖励，还会被其他同行嘲笑，那这个行业就是恶性竞争、劣币驱逐良币，一个有问题的行业。”

交通事故、客户投诉、法律缺位  外卖骑手的生活困境

上月底，北京市人社局副处长王林体验骑手生活，送外卖十二小时仅赚人民币四十一元。王林公开感叹挣钱不易，引爆舆论。近日，王林携巡视组与“美团”公司代表对话。美团代表称，目前美团平台上的注册外卖员中近一千万人属于按单计价的外包员工。代表说，这些非正式员工只有每天三元的商业险，且是从佣金里扣除。一旦骑手发生意外，将由商业保险承担，而商业保险仅包含保额六十万元的身故伤残险和五万元的医疗费用。近千万的骑手由第三方公司缴纳社保，但实际上，这些公司一般只按照最低缴费标准缴纳，有的甚至不缴。

一位因安全原因要求匿名的深圳劳工人士王先生（化名）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外送公司与骑手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是利用法律灰色地带降低成本的普遍现象：“按照现在我所了解的，很多并不是劳务合同而是劳务承包合同，按件计酬。这样就不受现在的劳动法限制，也没有工作时间的基本保障，从法律角度说是灰色的、不太合法的。”

2018年，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陈龙为完成毕业论文，而体验了近六个月的骑手生活。他近期在论文中写道，外送平台通过收集和分析骑手和消费者的数据，来判定和规划骑手的送餐时间。一旦骑手发挥自主性，比如抄近道、超速、逆行、闯红灯等提前完成送餐任务，系统将进一步压缩送餐时间并在附近的订单配送中应用，或组合附近的订单让骑手配送。然而，平台却不承担骑手在发挥自主性时遇到的任何风险。

据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统计，2019年上半年，仅上海市涉及快递、外卖行业的各类交通事故共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伤。2020年，广州市非机动车交通违法查处40余万起，仅外卖送餐行业交通违法占比就高达8%。平台加大骑手劳动强度导致交通事故频频涌现，但骑手们在工伤认定和赔偿时，止步于劳动关系的认定。

陈龙写道，平台对骑手的数字管理削弱了骑手的反抗意愿和自主性，技术将对应的劳资关系转嫁给了骑手和消费者。在发生劳资冲突时，外卖企业就会隐身，平台不仅不会承担相应的责任，甚至还扮演仲裁者的角色。

王先生认为，在大数据时代，数字管理是资方加大剥削劳动者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大数据作为新兴事物，其收集和应用仍缺乏监管，短期内很难反抗技术对人的控制。

专家：保障劳工权益只能依靠工会

位于纽约的人权组织“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告诉本台，目前，中国包括骑手在内的劳动者在面对资方和政府的双重压力下毫无议价能力，保障劳工权益只能依靠独立的工会：“核心问题还是在于中国没有工会。（资方）他们不管骑手是怎么把餐送到的，只管你送餐的时间，通过收集数据来压缩价格。外卖骑手没有集体谈判的权力，面对强大的资方来谈判的话处于弱势。”

李强认为，中共当局对劳工权益的保护选择性失明，还加大对劳工自行组织的工会的打击力度，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为了保障经济的平稳增长：“这个劳资失衡问题最终是要问责中国共产党，既然党要控制工会、管理工会，就应该有责任让工人在公平的环境里工作。”

在政府监管的缺席下，一旦工人自行反抗数字管理的剥削，则会引来严酷镇压。长期关注外送骑手权益保护的北京“外送骑士联盟”盟主陈国江已于上月初被正式批捕。2019年，陈国江组建“外送江湖骑士联盟”微信群，逐渐发展至饰演十一个群的规模。在群里，陈国江帮助骑手解决交通纠纷、提供法律援助等，还多次组织罢工。今年春节期间，陈国江发布短视频揭露了外送平台为骑手设置超额配送量的压榨行为而遭到当局打压。

记者：一冰     责编：何平    网编：洪伟

转载自 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