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遭学生举报被逐下讲台 “因言获罪”在中国已司空见惯

近日，中国多地频频传出教师遭学生举报而被逐下讲台的消息，官方对此给出的理由为，哪怕是在陈述事实，但言论对国家和政府不利就是不行。此言一出，中共的“假民主、真专制”形象毫无掩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高校里的“告密者”

12月14日，上海东方电影学院教师宋庚一在课堂上提出南京大屠杀死亡数字并无数据支撑，质疑其被夸大而要求学生理性地看历史，对学生说“不应该去恨，而要思考战争是怎么来的”遭学生举报。随后，校方在中共党媒人民日报15日指责宋庚一“枉为国人”后宣布将她开除。

同一天，青岛大学一名教师高薇嘉也因发布“我们这一代，靖国神社随便去”的言论而遭取消教学资格。青岛大学称她的敏感言论是为此前参拜靖国神社的男星张哲瀚洗地，给学生们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今年4月28日，湖南城市学院教师李剑在课堂讲授《建筑文化概论》，整个教学过程没有涉及政治，也无任何不当政治言论，只因一句“日本人精益求精”，便引发其学生拍桌骂娘，并向校方举报，李剑随即在被校方发文批判后调到图书馆，剥夺了授课权利。

三年前，浙江传媒学院文化创意学院副院长赵思运，在开学典礼致辞中说：“只有对国家民族满怀深沉挚爱的人，才会批评社会的阴暗面；只有怀揣光明的人，才会去发现和揭露生活中的龌龊；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种责任，一种现代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呼吁“把知道的真相告诉大家，是一种正义；把明白的常识告诉大家，是一种责任；把目睹的罪恶告诉大家，是一种良知；把了解的事实告诉大家，是一种道德；把听到的谎言告诉大家，是一种博爱；把亲历的苦难告诉大家，是一种告诫；把面临的风险和不幸告诉大家，是一种善念……”随后被台下的学生拍视频进行举报。最终，赵思运受到校方“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对此，湖北时事评论人伍立娟指出，在中国类似情况还有很多，贵州的一个老师、重庆的一个老师也都曾因在课堂上讲战争时期的一些真相受到举报，继而被强制停课。

高校盛行举报风源于官方鼓励

一名蒙古族的前政治教师新娜表示，由于整个社会道德的滑坡以及官方鼓励学生告密，所以学校里面的学生不尊重老师、举报老师这种现象越来越厉害。当初在她教政治时，说话稍微 “过头”，马上就有人打小报告，这几年更是这样子。现在政治上抓得这么严，很多老师都因此下岗。

中央民族大学退休教授、士林奖学金出资人赵士林发表公开声明称，最近多地发生了学生训斥老师、攻击老师的恶性事件，学生对老师进行政治诽谤和政治告密，这是教育的奇耻大辱，是教育的最大失败。我作为奖学金的出资者郑重声明，有不尊重老师、甚至对老师进行政治诽谤和政治告密表现的学生绝不能享受“士林奖学金”。

南京一中学女教师则更为直接地指出，中国的文字狱在历朝历代均有发生，在专制之下，知识分子往往要夹着尾巴作人。她说：“从古代到现代，控制思想，制造文字狱，因言获罪，治理社会的理念一脉相承，这就是‘专制’。但历史也证明了，这种做法短时有效长期却无用，普世价值一定会如阳光一样照耀中华大地。”

学者吴巧英也表示，当下中国的文化制度没有创新，只是轮回。一党执政永远都是这样轮回，症结永远都解不开。在中国已不是民主有多少的问题，是有没有民主的问题。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华认为，告密和举报行为不仅是透过行政机制压制异见，在个人层面亦是突破道德底线的做法。如果当权者的观点和做法若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是无需钳制言论自由的。当局鼓励民众告密的本质，其实是当权者不够自信。

一切来自“民族劣根性”？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相互举报的现象，秦朝时叫大义灭亲，后来受儒家文化影响又改叫卖亲求荣。互相举报之风在中国已有回潮迹象，且这些举报中大多数没有体现出基于社会公义的诉求，反而是纯粹泄私愤式的鱼死网破。近年来，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愈演愈烈，令“因言获罪”之事更是层出不穷。

今年10月，爱国电影《长津湖》热映期间，中国媒体人罗昌平因公开质疑这场战争的正义性遭网友举报，被警方刑拘，后中纪委放出狠话，要让其付出代价。

每个人都想借助公权力消灭掉潜在的竞争对手，从而让自己获得上位的机会。2015年4月，中国官媒主持人毕福剑在一场有同事和友人的聚餐中说唱中共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选段，遭同桌的人偷拍视频并传到网上后，被当局定性为“严重违反政治纪律”，辞职“谢罪”。

而有时，这种举报不需要带来实质的利益，更多呈现出的是一种“我过得不好，你也别想好过”的嫉妒心理。近日，河南一名儿媳在离婚后举报前公婆涉非法收入。

中国人似乎已经习惯在这种环境当中互相伤害，这种风气如今依旧在中国蔓延并流行或许也恰恰印证了其不愿承认的民族劣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