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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12月 15,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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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自由谈」沙龙纪要:人的,文化的象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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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巴黎「自由谈」沙龙25周年,被新冠疫情阻断近两年后,本沙龙再度重启,荣幸邀请文化人类学博士胡嘉兴先生于月前莅临沙龙,做关于「人的,文化的象征世界」的专题演讲。

旅法人类学博士胡嘉兴在巴黎「自由谈」沙龙演讲

人的,文化的象征世界

――旅法人类学博士胡嘉兴在巴黎「自由谈」沙龙演讲纪要

安琪

以书法和艺术史为志业的胡嘉兴,在其文化人类学研究中,追溯文化的源头,以揭示“文”的实质:通过铭刻世界图像的行动来攫取万物的本质,进而“文化”世界。而事实上,这种通过攫取事物本质而把握世界的做法,正是创造图像及其象征世界的根本驱动力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不再是一个名词,而是人将世界万物符号化的行动,以此建立的文化的象征世界,让人从混沌的时空之流中得以把握万物的精微,人因此能够建立与世界的深层次联系,转而在文化中安身立命。

胡嘉兴生于1986年,是安徽绩溪人。他自幼习书,深受当地丰厚的历史文化和人文底蕴的熏陶。他200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法语系,即赴法于卢浮宫学院学习艺术史。2013年获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艺术与语言学硕士,2019年获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文化人类学博士,论文题目为「文之考:中国新石器时代至唐代象形思维之诞生、演变及系统化」。

胡嘉兴的创作与研究关注书写行动在传统与当代之间的延续和突破,多次参与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论文,任教于巴黎天主教大学文学院和巴黎大学孔子学院。发韧于庚子年的新冠疫情将人们突兀地置身于生死场,亲历或传来被新冠直接、间接“卷走”的亲友、不绝于耳的每日死亡数据,封城、禁足,关闭学校、远程办公,航班取消、博物馆、影剧院、体育赛事等各种文化场所关闭,活动暂停等等,这一切深深困扰着每一个人。

在这个过程中,外部文化的阻断(公共领域的文化空间),内在文化的发现、升华(私人领域的文化空间),在封城和面对灾难的恐惧与沉寂中,文化不自觉地回到个体,每一个人都可以是画家、作家、歌者或记者,文化的碎片化、消费化,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滞缓。在疫情危机中,文化显示了其之于内在精神的强大治愈力, “在文化中安身立命”(余英时语),是疫情时期的特征之一。

与此同时,面对日常生活每天发生的变化,文化认同问题也再次突现出来。全球化如一面镜子,让我们看见人类自己所呈现的面貌,现代化发展的突飞猛进,造成知识的同化,文化的同化或缺失,以及人的工具化、进而异化等等。在沙龙演讲中,胡嘉兴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反思人文与世界的关系,讲述个人在图像、书写的渊源与当下关系上的思考。

近两年来世界范围的防疫禁足举措,是文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一方面人们因为身体的禁锢似乎疏离了周遭的世界,另一方面人们也难得地回归到对自身的观照上。然而这并非只是人与世界的质朴关系的简单回归,在人们普遍地尝试创造丰富多样的虚拟时空的行为背后,文化或许也在发生着质变。

那么,文化是否可以真的把握世界?人如何在文化世界的过程中健康积极地存在?

胡嘉兴通过 PPT演示,以史前岩画中的动物和人混沌未分的形象为例,介绍前文化的图像世界;进入到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他着重分析了 「 左传 」中“远方图物”与「山海经」中志怪形象的实质,看到了在礼器上铭刻图像符号过程中人与动物的分离;然后通过新石器时代考古实物展现了符号萌生与万物的签名,最后回归到文的字源,提出所谓“文”,乃是一个以人的身体为代表的符号世界。由此回到当前的文化世界,胡嘉兴提出文化的创作者应该具备的创造意识,

沙龙气氛严肃认真,与会者包括教授、学人、艺术家、媒体人、自由职业者等等。大家讨论热烈,引申出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与文明学院教授汲喆先生首先做了“点睛”式发言,他认为嘉兴先生的演讲提醒我们注意两点:第一,所有知识的基础都是分类。对世界的认识就是从分类开始的,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分类,正是分类的差异造成了文化上的差异(包括人的形象、动物的图象,重要的时间点等等)。其二,人与动物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人有能力使用象征和符号。人类会体验到他所生活的世界之复杂性;人可以积累知识,能感受到社会在空间和时间上都远远超越其自身,因此人类需要用象征来表达这个对社会的超验性的复杂感受。而所谓象征,就是指涉它本身之外的东西,文字是象征的一种高级形式。

资深媒体人陈彦先生认为,文化是把握世界的行动。人与自然的分离,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人类文明中,人与自然的二分法是主流。例如新冠疫情期间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表现,较之中国“清零”式严苛防疫,法国式禁足,自己填个纸条就可以出门了,有的甚至把纸条装在兜里,看到警察再拿出来填上。这在中国人看来很不严格,把人与自然决然分开,简直不可思议,被斥为 “抄作业都不会”(网红语)。实际上中国将人与自然分开已远超西方人。今天西方防疫指导思想是与病毒共存而非清零。

汲喆指出:这个问题不完全是中、西方的不同,而是前现代和现代社会的不同。西方以前也认为人与自然同为一体,从时间上来说,牛顿物理学之后,人们对宇宙的物理学理解占据了支配地位,才逐步将自然与人分开了。

从事艺术创作和哲学研究的台湾旅法学人江荐新的发言,涉及到个体与权力当局的对抗问题。针对疫情期间的各种检控,他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例如人脸识别,可以扫到你的个人信息,但扫不到你的想法。吾人虽身处于“大众语言” (langue majeure)之中,但仍須保有创造“小众语言”(langue mineure)的能力。

陈彦补充说:人脸识别、数字,是宪法规定问题,不是技术问题。对大数据的利用,是相对的,民主政府不可以。事实上,每一次开禁,就是一次解放,大家都尽情地享受这有限的自由,抒发各自难得的人生体验。所幸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可以游行抗议,可以拒绝疫苗,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包括批评政府和政府首脑)宣泄不满和抑郁,政府封城禁足前的“宽容日”,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的焦虑不安。在这种情形下,让人心潮澎湃的乡土文化之家国情怀,轻易地被消解了。比如疫情初期为洗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的“武汉病毒”一说,有中国同胞在巴黎街头“求拥抱”,这一悲情之举,很快就被来自故土的“千里投毒”等指斥伤到无以复加,这种苦涩的“家乡的味道”,并不亚于族别歧视。相比之下,那些不受乡情家国文化束缚的“国际化”人士,则更为理性从容地面对他们所处的世界,并找到自己的定位。当然,这种对乡情家国的无感,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爱国与否,而是超越种族国别疆域的、作为人的一种更高形式的存在和认知。疫情禁足过程再次验证: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是独自的个体。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反思并发现:人类“隐退”了,河水清了,鸟儿回来了,自然界万物生机盎然。这一幕告诉我们,人类对于自然的毁坏是多么的超出想象。人类在“文化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了人对人的支配,进而产生了对自然的支配,相当然地自诩为自然的主人,无限攫取自然资源。这样一种人类社会的所谓“文明进程”,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自然环境恶化,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

讨论中大家争相发言,话题广泛,包括对生命不同物种的道德关怀和敬畏,自然生态的内在价值,人与自然是否可保持一个和谐共处的状态,还是一定要保持一个脱离的局面?真实的物,真实的自然究竟是怎样的等等。艺术家田德熙则引申“文”的象征符号,谈到早于中国甲骨文一千多年的古埃及象形文字(表意、表音)之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性。基本共识是:跳出原来的思维去思考,对自然的概念进行反思,可能会有新的发现和认知。

在交流中,重申“自然是人的创造”,嘉兴以他惯有的沉思探寻:文化无限区分的趋向,是不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趋向,在这个问题上是否会走向一个浑然一体的知识形态的可能性?通过主流话语与个体细微的对比,他进而指出:

纵观历史,文化的话语权和解读权一直都掌握在权力者手中,文化精英或曰知识分子历来与权力无缘。如果说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可以看作是一次文化对权力的反弹,那么,我们当下是否正在面临一次新的文艺复兴呢?!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胡嘉兴和艺术家赵斐2017年创办的“飞白书院”。“飞白” ,指书法中的一种特殊笔法,又叫“飞白书”,象是用枯笔写出,黑中透白,苍劲有力。飞白书院致力于探索汉字及其书写传统的美学价值,建立经典文化与当代艺术的联系,并积极开展东西方跨文化交流。

在此基础上,由赵斐主办的小飞白,是一个面向少年儿童的长期艺术启蒙教育项目。不仅传授传统与当代的艺术技法,更旨在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鼓励其探索精神以及激发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四年来,特别在疫情封城期间,飞白书院坚持网络远程授课,开展一系列独具特色的主题艺术课程和工作坊,成绩显著,深受孩子们及其家长的喜爱。

“这是我们一生的事业”,胡嘉兴说。

这似乎可看作是一种“文化江山”的重构形式之一吧!

本期沙龙得以在新冠疫情起伏的夹缝中举办,是沙龙25周年难得的纪念!感谢胡嘉兴,

感谢沙龙的新朋老友。疫情的阻隔,使得人与人的相聚变得奢侈而格外珍贵,大家从来没有象此刻这样轻松愉快,相惜相悦。

(本期沙龙于10月16日举办,12月6日补记以分享存档)

转载自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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