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4名公民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区县级人大代表
滚动 不平则鸣（维权网信息中心报道）2021年10月15日，本网获悉：北京野靖环、王峭玲、李文足等14名公民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北京市区县级人大代表。
（维权网信息中心报道）2021年10月15日，本网获悉：北京野靖环、王峭玲、李文足等14名公民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北京市区县级人大代表。
目前，中国各地正在进行区县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北京地区野靖环、王峭玲、李文足等14名公民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北京市区县级人大代表。本次参与独立选举人宣言的有：野靖环、杨凌云、王峭玲、王秀珍、周秀玲、刘秀贞、张善根、范素君、郭树梅、李海荣、郭启增、李文足、朱秀玲和刘二敏等14人。其中女性12人，男性只有2人。
维权人士野靖环女士说：“我是生活在最基层的公民，深感普通百姓与政府、人大、法院、检察院等部门沟通的困难。我经常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人大代表，希望他们能帮我向政府及有关方面反映问题。但是根本见不到人大代表。现在五年一次的区县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开始了。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我要当人大代表！我愿意替老百姓说话办事。”
709家属王峭岭女士说：“我是中国709案家属，在为709维权的六年中，我被逼迁，孩子被失学，办护照被拒……我深感与公检法司沟通的困难，想找人大代表请他们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但生活中根本找不到人大代表。2021年秋天，五年一次的区县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开始了。我有个强烈愿望，想做一个让别人找得到的人大代表。”
尽管宪法规定中国人民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但中国大陆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乃是一个掩人耳目的走过场的选举制度。宪法虽然允许独立候选人参加地方选举，但是当局会以各种方式让独立候选人无法参选。
即便如此，北京14名独立候选人仍在她们的《联合宣言》表达了她们的观点和愿望：“我们14人是长期生活在最基础的公民，我们深感老百姓与政府、人大、法院、检察院等部门沟通的困难。我们要当人大代表，要让社区的街坊四邻，让所有的选民都能随时找到我们，我们愿意替老百姓说话、办事，请本区选民投票给我们。”
对野靖环、王峭玲、李文足等14名公民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北京市区县级人大代表的进展，本网将持续关注。
转载自 维权网
有人站出来参选人大代表，这是中国大陆政治文明将要升华的标志。中国，迫切需要实现由“打天下”向“选天下”的转型。当然，这需要有条不紊的步骤和具体可行的方案。徐国进
中国：为“选天下”时代的到来奠定基础
在世界范围内，2008年是一个选举年，美国总统大选已经拉开序幕，欧洲和独联体国家有许多选举，台湾的选举活动也如火如荼，非洲的肯尼亚则因为选举发生暴乱。
中国大陆现在一般把共产党委与政府领导人的任期满称为“换届”，而对于乡级以上的任何一级政府领导人的变化来说，还不存在公开意义上的选举。共产党的组织考察、有限范围内的民主考评、最后是人大的任命，虽然从程序上一项不缺，但是，选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项具有公民文明和民主教育意义的活动，仍然没有完善的法律、公平的制度和明确的目标。
在20世纪初，由孙中山先生的开创，选举活动伴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开始出现和相应的发展，当然也发生了曹昆贿选事件和后来蒋介石对国民大会的操纵。而自1949年10月以来，选举则被一次次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所扼杀的。
到1966—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从社会与政权关系的角度看，是一场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声中的社会与政权关系的颠倒。具体的说，是在以毛泽东为暴君和以红卫兵为暴民的结合下制造的历史悲剧，一方是毛泽东为了达到他的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另一方是红卫兵在愚昧意识支配下的夺权行动。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理性的政治行为失去了任何作用。毛泽东同黄炎培先生关于“政权周期率”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共产党找到了克服的办法，其办法就是“人民监督政府”，而事实上，在1949年10月后，毛泽东却一步步走向专制和个人崇拜。显然，不解决权力产生的制度问题，“人民监督权力”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这是一个任何政治弱智的人都明白的道理。
最近的两则报道反映着权力与社会、媒体关系的仍然不平等和严重错位。一是校长找县长签字被拘。2007年12月25日，陕西省绥德县职业中学校长为落实国家对贫困生补助款去找县长签字而遭停职和拘留事件，后续报道说1月4日，陕西榆林市委书记赴绥德深入调查了解事情经过，并召开绥德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领导干部会议。据西部网-榆林日报报道，会议作出六条处理措施，其中包括立即撤销该县公安局、教育局的两个处分决定；绥德县县长、公安局长、教育局长要向绥德职业中学校长高勇道歉；县长向市委写出书面检查；任何人不得打击报复职中校长等。一是因为一则负面报道警察到北京抓记者。2008年1月1日，法制日报社主办的《法人》杂志发表了《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一文。这篇报道，给记者朱文娜带来了辽宁省西丰县公安局的《拘传证》。发生这些事件的原因仍然是复杂的，即有传统“官本位”心理的做祟、又可以从现行体制的一切弊端中找到根源。
事实上，专权与滥权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社会的通病。中国已经走到必须通过公平制度建设而限制权力的时刻。权力向善从来都不能够仅仅指望几个好官，必须健全产生好官的制度体系。而这个制度是以公平选举为基础的政治制度。
现在，中国人民是否具备了进行和平的、理性的选举所需要的素质？一个基本的判断是，经过了30年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选举制度和发展选举活动的条件。30年改革开放时期最大的贡献是完成了中国历史方向的转变，人民懂得了“经济建设”才是谋求幸福生活的方法，而愚昧的政治运动则只能给人民带来痛苦。
中国的选举制度究竟应该怎样设计、发展和成熟？权力产生的方式方法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和民主的最明显的测量器。
中国从现在开始应该为公平、公开、公正的政治选举而创造条件和奠定基础。彻底改变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已经是中国大陆政治的最明确的潮流。不改变这点，我们社会的治理方式也就得不到根本的根本，中华民族的社会文明和政治权力也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进步。
选举不是一场个人魅力的表演，而是社会公共政策的宣传和竞争，是文明的价值观念的传播与生根。选举是人民群众认同度的最好的表现，也是衡量政治家的最好的尺度。
当选举成为中国大陆社会的一种政治活动常态后，我们民族的政治文化和对待权力的态度也就随即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权力就再也不会是一种为所欲为的力量，而是在人民群众的选择和监督下的工具。
有学者在对于中华民族文明的反思中，指出从“秦灭六国”的非法性。事实上，中国的专制政治框架、国家机器伺空见惯的犯罪以及公权力比比皆是的暴力从春秋时期就开始了。
一部《论语》是孔仲尼同弟子和王侯们的对话集，同样，《孟子》也是一部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对话记录。中国历史的典型的矛盾现象是：作为个体的好官层出不穷而社会公权力的产生制度却从来纹丝不动。直到我们眼前，“官”仍然是自上而下的逐级任命出来的。
在中国古代，从来就有“吏”和“僚”的区别，一般把一个地方的行政大员叫做“吏”，而把出谋划策的官员称为“僚”。在政治程序中，需要用法律的形式划分“选举官员”和“任命官员”，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必须是“选举官员”。
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找到和确立一个明确的入口，我认为这个入口就是有条不紊的建设和发展公平、理性、和平的选举制度。在21世纪初，为了中华民族的眼前和长远利益，为了子孙后代的恒久幸福，为了中国不再发生政治权力错用的悲剧，共产党必须这样做。
中国，必须做好准备、创造条件，迎接选举政治时代的到来。
徐国进
2008-1-7
——————————旧文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