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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10月 2,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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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朝换代波涛路|1895乙未割台:殖民“协力者”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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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使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翌年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这块“龙兴之地”,但终以“三国干涉还辽”的方式付出三千万两白银赎回。而位处东南沿

当唐景崧等“台湾民主国”要人内渡后,溃乱的清兵在台北城里四处劫掠相杀,引起百姓的不安。台北艋舺士绅李春生、李秉钧、吴联元、陈舜臣等遂共议,推派杂货店“瑞昌成”号店主辜显荣迎接日军进城维持秩序。而后在辜显荣、李春生及部分台湾豪族的协力下,日本殖民者很快熟悉台湾民情,并仰赖豪族的影响力清剿抗日“土匪”,从而推进了殖民体制的稳固。

开台北城 助日平定

过去常有人批评后来成为红顶商人的辜显荣开台北城门引日军进城,后经部分学者考据,证明辜显荣并非打开台北城门之人。据日军近卫师团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所颁奖状称:“在明治二十七年六月七日官军攻打台北城之际,北门紧闭,难以入内。此时,陈法冒着敌之枪弹,拿来梯子,帮助进攻。汝为一女子能有此美举,本师团长给予嘉奖,赐赏金五圆。”

虽然史料证明台北农妇陈法才是开城之人,但据辜显荣对《台湾日日新报》回忆,他在日军进城前曾向台北士绅们允诺“大家不要担心这个问题,我一定帮大家解决危难”。接着辜显荣于翌日带着请愿书前往基隆寻找日军,再于汐止遇上日军前哨松川敏胤,在听到翻译转述日军将领怀疑他为间谍时,甚至“忽然哭了出来。流泪的原因是急着恳求早日派军队入城,解救台北城民的危难”。日军遂在辜显荣的引导下前往台北城,此举与陈法于城中开门迎接日军并不矛盾。

更何况,后来辜显荣为台湾总督府奔走的心力,对日本殖民的“功劳”远远超出简单的“开城门”,连台湾总督府首任民政长官水野遵都赞许他“始终尽力王事,颇具忠义”。因此无论辜显荣究竟有无开台北城门,都说明了台湾人在面对日军进城此等改朝换代的大事时,有一批人的反应,是选择成为殖民统治者的协力者。

为了在鼎革之际保全自身利益,主动协助日军镇压抗日势力,李春生、陈沧浪、叶为圭等士绅还联名上书:“际此上下内外事情隔阂,议论纷纭。若有二三奸民等乘此蛊惑,干怒官宪,酿成祸变,亦难逆料”,“此次土匪之变祸为一二奸徒,乘隙撒布谣言,各村良民惑之,以致上下离散,且受其煽动,蜂起作乱”,以“拯救于歧路之良民”,建议日军可延续清朝保甲制度设置保良局。

台湾总督府遂于1895年8月命李春生担任台北保良总局会办,辜显荣任总局长,协助日军弹压地方。当台北保良局试办期满,刘廷玉、叶为圭、李春生继续上书总督府大赞设置保良局的“好处”,请求续办:“绅耆士庶仰荷政府渐仁摩义,恩泽咸敷,黎庶共深喜悦,陬壤并切讴歌,数月以来,太平景象已在眼前。”与义军血战八卦山后惨败,嘉义以北全为日军武力占领形成强烈对比。

1924年6月21日,第五次台湾议会设置请愿团抵达日本东京车站,两百余名台湾青年会会员手持写有“尊重民意、自由平等、民族自决”的标语欢迎。(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1898年,台湾总督府正式颁布《保甲条例》,辜显荣衔命出任台北保甲局总局长,亲自组织壮丁团搜捕抗日分子,并得到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提供五百支枪、十万发子弹的襄助。因此,无论是武力镇压或怀柔统治,以辜显荣为代表的部分台湾人,尽心尽力地替日本殖民者出谋划策。

协力殖民 日人肯定

当武力抗日渐趋沉寂之后,台民转以和平抗日的方式抵制殖民,如今日获高度评价的林献堂、蒋渭水等人发起“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然而辜显荣站在对立面,他批评林献堂“愤慨其轻举妄动,误青年学生之前途”,并率众加以反制,拉拢亲日士绅组织“公益会”,宣称“本岛人一部分小数者别有用心,际此特别议会开会,做种种运动及宣传,但此系多数本岛人所不与闻者,缘此不日拟开全岛有力者大会,鉴于时局之重大及为本岛之将来,宣明所谓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绝非本岛之舆论”,建议总督田健治郎应严加取缔。

接着当1923年台湾发生逮捕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参与者的“治警事件”后,总督府要求台湾人应以辜显荣为楷模。日本检察官三好一八还将辜显荣比作台湾的“颜智”即印度的“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闽南话旧译颜智),结果引来台民讥评“辜显荣比颜智,番薯签比鱼刺,破尿壶比玉器”。

另外,台民还在“义贼廖添丁”的故事里,杜撰廖添丁曾窃盗辜家财物接济贫民的情节,凸显时人对辜显荣的真实看法。还有林献堂堂兄林烈堂之子林垂芳要与刘秀霞成婚时,原本林家打算邀请辜显荣担任证婚人,但得知辜显荣有恙而作罢后,林献堂夫妇竟松了一口气,认为此人到场实有碍林家颜面。显然,在普遍不满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民心中,辜显荣的抉择与立场与众多同胞背道而驰。

不过辜显荣不以为意,竟然在1925年于报刊登文,嘲讽处于军阀横行的中华民国,称颂台湾在殖民下“一片祥和之升平景象……如此幸福之民,全世界何处寻找”?事实上,辜显荣的认知有违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剥削下极为贫困的实情,颂扬“台湾现在的经济,比前清时代增加数十百倍。其具体证据,即是台湾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辜显荣在晚年向其子辜振甫叙述财富由来时,还夸称“不是恁(你)老爸有才调(本事),是因为恁老爸有为台湾人做过一些事情”。显见辜显荣的自我认知,始终是将“协助日本”与“协助台民”画上等号。

因此当他得知遭台民骂其为汉奸时,便会激动地驳斥只有官员才会卖国,自称“绝非背叛清国。清国皇帝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帝国,所以堂堂成为日本帝国之臣民。而既为日本臣民,尽忠于日本帝国,拯救我三百六十万同胞,是本人微衷”,足见辜显荣站在日本殖民统治者的立场,合理化自己替异族效劳的行为。辜显荣逝世后,日本籍的台北州警务部长盛赞他是“国民精神的鼓吹者……他具有不输给日本人的日本精神,是如假包换的日本人”,可说是对这批台湾“协力者”相当贴切的脚注。

改造心灵 自我殖民

除了辜显荣之外,推派辜显荣迎接日军进城的富商李春生亦是个重要的“助日”功臣。由于李春生乃台湾长老教会的奠基者,不少人只注意他如何驳斥演化论与推崇基督教的思想,而忽略了他曾大力协助日本殖民。

事实上,李春生不但助力过保良局的设置,还把清朝的衰微与日本的强盛归因于拒绝还是接受基督教,主张“传教所至,凡知天意、识神机、欢迎接纳者,随在美公德、普慈善,化行俗美,民精国富……他若日本一岛国,因其不敢效支那顽冥强项,大施抗阻困逐之技,而亦享有耶稣教之余泽,故能南收琉球、台湾诸群岛,北擅朝鲜、满洲诸政权……时至今日,凡与是教为敌……凌替衰败,几于岌岌不能终日”,彻底忽略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生产力合力打造的帝国主义,其贪婪向外扩张的掠夺动力,才是列强兴盛之因。

在日本殖民台湾首任总督桦山资纪的授意下,李春生与辜显荣等人先后于1896年访问日本。前者遂因此留下《东游六十四日随笔》,称日本为“黄粱梦境”,讴歌道“民情之厚也,道不拾遗,则其他钻穴鼠偷,亦几不禁而绝矣,夫岂三代之风,尧舜之俗,有过是哉”。

李春生,福建厦门人,台湾早期茶商,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奠基者,被誉为“台湾茶叶之父”、“台湾第一位思想家”。(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但当面对日本人侮辱李春生的发辫为“唱唱保”(日语“猪尾奴”之义)时,李春生先是抨击这是清朝“自甘固执陋俗……而累数百兆生民”所致,接着剃发易服,自认“自是虽知身非欧西族类,然英侠之气,勃然流露,已非昔时孱弱佝偻之比”,表现出从服饰到心灵上的自我殖民化进程。

而对于李春生的协助与讴歌,台湾总督府自然也不吝还报好处。李春生不仅在日本殖民者的授意下先后出任台北县与台北厅参事,其长子李景盛、孙儿李延禧等人也先后担任参事或评议员等职。

李春生家族在台湾总督府的庇荫下,取得茶叶贸易、煤油代理、经营新高银行等经济特权,积累了不亚于辜显荣家族的巨额财富。面对台民的斥责时,李春生与辜显荣一样振振有词地自辩道:“有一冒昧正行者,必群起而攻,谓其背义违俗,毁其谓汉奸洋犬……能辨是非、分黑白者,则诋谓汉奸洋犬。必人而毁之,不亦冤乎?其真欲世道暗无天日哉?”竟将自己服从日本、压迫同胞的举动形容为“辨是非分黑白”,颇有不平之意。

也正因抱持这种想法,李春生有别于将伯夷、叔齐视为忠臣典范的中国传统,反而评价他们“不孝、不忠、不义、不仁……不但无以称于当时,而亦不足以示于后世”,以替自己转向日本效力的行径辩驳,同时又心安理得地依随日军立场,批评抗日义军是“土匪”、“种祸害人之不浅也”。

且为了表明自己对日本文明的向往,李春生刻意对比中日两国,盛赞“吾政府临民以宽,教皆自主,若夫耶稣传者,更有暗中扶持之势,此所以小而大胜者,显有上帝既助之力,非弱清国之怙恶不悛,唆动焚杀,致启天怒,至于丧师辱国”。尽管这种言论未必会被大多数人接纳,但在李春生来看,这既讨好了日本殖民者,亦对得起自身的基督徒身份。

尽管乙未割台之初就已出现如辜显荣、李春生之类的亲日分子,甘愿替殖民政府卖命,使日军以为全台民众都会像唐景崧般溃逃或像辜显荣般俯首听命。但很快就有更多台民奋不顾身投入抗日战役中,离开台北城后的日本人马上见识到台湾人保卫家园的另一面,进而吃了登陆以来最大的败仗。

转载自 多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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