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朝换代波涛路｜1895乙未割台：殖民“协力者”身影

当唐景崧等“台湾民主国”要人内渡后，溃乱的清兵在台北城里四处劫掠相杀，引起百姓的不安。台北艋舺士绅李春生、李秉钧、吴联元、陈舜臣等遂共议，推派杂货店“瑞昌成”号店主辜显荣迎接日军进城维持秩序。而后在辜显荣、李春生及部分台湾豪族的协力下，日本殖民者很快熟悉台湾民情，并仰赖豪族的影响力清剿抗日“土匪”，从而推进了殖民体制的稳固。

开台北城　助日平定

过去常有人批评后来成为红顶商人的辜显荣开台北城门引日军进城，后经部分学者考据，证明辜显荣并非打开台北城门之人。据日军近卫师团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所颁奖状称：“在明治二十七年六月七日官军攻打台北城之际，北门紧闭，难以入内。此时，陈法冒着敌之枪弹，拿来梯子，帮助进攻。汝为一女子能有此美举，本师团长给予嘉奖，赐赏金五圆。”

虽然史料证明台北农妇陈法才是开城之人，但据辜显荣对《台湾日日新报》回忆，他在日军进城前曾向台北士绅们允诺“大家不要担心这个问题，我一定帮大家解决危难”。接着辜显荣于翌日带着请愿书前往基隆寻找日军，再于汐止遇上日军前哨松川敏胤，在听到翻译转述日军将领怀疑他为间谍时，甚至“忽然哭了出来。流泪的原因是急着恳求早日派军队入城，解救台北城民的危难”。日军遂在辜显荣的引导下前往台北城，此举与陈法于城中开门迎接日军并不矛盾。

更何况，后来辜显荣为台湾总督府奔走的心力，对日本殖民的“功劳”远远超出简单的“开城门”，连台湾总督府首任民政长官水野遵都赞许他“始终尽力王事，颇具忠义”。因此无论辜显荣究竟有无开台北城门，都说明了台湾人在面对日军进城此等改朝换代的大事时，有一批人的反应，是选择成为殖民统治者的协力者。

为了在鼎革之际保全自身利益，主动协助日军镇压抗日势力，李春生、陈沧浪、叶为圭等士绅还联名上书：“际此上下内外事情隔阂，议论纷纭。若有二三奸民等乘此蛊惑，干怒官宪，酿成祸变，亦难逆料”，“此次土匪之变祸为一二奸徒，乘隙撒布谣言，各村良民惑之，以致上下离散，且受其煽动，蜂起作乱”，以“拯救于歧路之良民”，建议日军可延续清朝保甲制度设置保良局。

台湾总督府遂于1895年8月命李春生担任台北保良总局会办，辜显荣任总局长，协助日军弹压地方。当台北保良局试办期满，刘廷玉、叶为圭、李春生继续上书总督府大赞设置保良局的“好处”，请求续办：“绅耆士庶仰荷政府渐仁摩义，恩泽咸敷，黎庶共深喜悦，陬壤并切讴歌，数月以来，太平景象已在眼前。”与义军血战八卦山后惨败，嘉义以北全为日军武力占领形成强烈对比。

1898年，台湾总督府正式颁布《保甲条例》，辜显荣衔命出任台北保甲局总局长，亲自组织壮丁团搜捕抗日分子，并得到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提供五百支枪、十万发子弹的襄助。因此，无论是武力镇压或怀柔统治，以辜显荣为代表的部分台湾人，尽心尽力地替日本殖民者出谋划策。

协力殖民　日人肯定

当武力抗日渐趋沉寂之后，台民转以和平抗日的方式抵制殖民，如今日获高度评价的林献堂、蒋渭水等人发起“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然而辜显荣站在对立面，他批评林献堂“愤慨其轻举妄动，误青年学生之前途”，并率众加以反制，拉拢亲日士绅组织“公益会”，宣称“本岛人一部分小数者别有用心，际此特别议会开会，做种种运动及宣传，但此系多数本岛人所不与闻者，缘此不日拟开全岛有力者大会，鉴于时局之重大及为本岛之将来，宣明所谓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绝非本岛之舆论”，建议总督田健治郎应严加取缔。

接着当1923年台湾发生逮捕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参与者的“治警事件”后，总督府要求台湾人应以辜显荣为楷模。日本检察官三好一八还将辜显荣比作台湾的“颜智”即印度的“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闽南话旧译颜智），结果引来台民讥评“辜显荣比颜智，番薯签比鱼刺，破尿壶比玉器”。

另外，台民还在“义贼廖添丁”的故事里，杜撰廖添丁曾窃盗辜家财物接济贫民的情节，凸显时人对辜显荣的真实看法。还有林献堂堂兄林烈堂之子林垂芳要与刘秀霞成婚时，原本林家打算邀请辜显荣担任证婚人，但得知辜显荣有恙而作罢后，林献堂夫妇竟松了一口气，认为此人到场实有碍林家颜面。显然，在普遍不满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民心中，辜显荣的抉择与立场与众多同胞背道而驰。

不过辜显荣不以为意，竟然在1925年于报刊登文，嘲讽处于军阀横行的中华民国，称颂台湾在殖民下“一片祥和之升平景象……如此幸福之民，全世界何处寻找”？事实上，辜显荣的认知有违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剥削下极为贫困的实情，颂扬“台湾现在的经济，比前清时代增加数十百倍。其具体证据，即是台湾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辜显荣在晚年向其子辜振甫叙述财富由来时，还夸称“不是恁（你）老爸有才调（本事），是因为恁老爸有为台湾人做过一些事情”。显见辜显荣的自我认知，始终是将“协助日本”与“协助台民”画上等号。

因此当他得知遭台民骂其为汉奸时，便会激动地驳斥只有官员才会卖国，自称“绝非背叛清国。清国皇帝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帝国，所以堂堂成为日本帝国之臣民。而既为日本臣民，尽忠于日本帝国，拯救我三百六十万同胞，是本人微衷”，足见辜显荣站在日本殖民统治者的立场，合理化自己替异族效劳的行为。辜显荣逝世后，日本籍的台北州警务部长盛赞他是“国民精神的鼓吹者……他具有不输给日本人的日本精神，是如假包换的日本人”，可说是对这批台湾“协力者”相当贴切的脚注。

改造心灵　自我殖民

除了辜显荣之外，推派辜显荣迎接日军进城的富商李春生亦是个重要的“助日”功臣。由于李春生乃台湾长老教会的奠基者，不少人只注意他如何驳斥演化论与推崇基督教的思想，而忽略了他曾大力协助日本殖民。

事实上，李春生不但助力过保良局的设置，还把清朝的衰微与日本的强盛归因于拒绝还是接受基督教，主张“传教所至，凡知天意、识神机、欢迎接纳者，随在美公德、普慈善，化行俗美，民精国富……他若日本一岛国，因其不敢效支那顽冥强项，大施抗阻困逐之技，而亦享有耶稣教之余泽，故能南收琉球、台湾诸群岛，北擅朝鲜、满洲诸政权……时至今日，凡与是教为敌……凌替衰败，几于岌岌不能终日”，彻底忽略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生产力合力打造的帝国主义，其贪婪向外扩张的掠夺动力，才是列强兴盛之因。

在日本殖民台湾首任总督桦山资纪的授意下，李春生与辜显荣等人先后于1896年访问日本。前者遂因此留下《东游六十四日随笔》，称日本为“黄粱梦境”，讴歌道“民情之厚也，道不拾遗，则其他钻穴鼠偷，亦几不禁而绝矣，夫岂三代之风，尧舜之俗，有过是哉”。

但当面对日本人侮辱李春生的发辫为“唱唱保”（日语“猪尾奴”之义）时，李春生先是抨击这是清朝“自甘固执陋俗……而累数百兆生民”所致，接着剃发易服，自认“自是虽知身非欧西族类，然英侠之气，勃然流露，已非昔时孱弱佝偻之比”，表现出从服饰到心灵上的自我殖民化进程。

而对于李春生的协助与讴歌，台湾总督府自然也不吝还报好处。李春生不仅在日本殖民者的授意下先后出任台北县与台北厅参事，其长子李景盛、孙儿李延禧等人也先后担任参事或评议员等职。

李春生家族在台湾总督府的庇荫下，取得茶叶贸易、煤油代理、经营新高银行等经济特权，积累了不亚于辜显荣家族的巨额财富。面对台民的斥责时，李春生与辜显荣一样振振有词地自辩道：“有一冒昧正行者，必群起而攻，谓其背义违俗，毁其谓汉奸洋犬……能辨是非、分黑白者，则诋谓汉奸洋犬。必人而毁之，不亦冤乎？其真欲世道暗无天日哉？”竟将自己服从日本、压迫同胞的举动形容为“辨是非分黑白”，颇有不平之意。

也正因抱持这种想法，李春生有别于将伯夷、叔齐视为忠臣典范的中国传统，反而评价他们“不孝、不忠、不义、不仁……不但无以称于当时，而亦不足以示于后世”，以替自己转向日本效力的行径辩驳，同时又心安理得地依随日军立场，批评抗日义军是“土匪”、“种祸害人之不浅也”。

且为了表明自己对日本文明的向往，李春生刻意对比中日两国，盛赞“吾政府临民以宽，教皆自主，若夫耶稣传者，更有暗中扶持之势，此所以小而大胜者，显有上帝既助之力，非弱清国之怙恶不悛，唆动焚杀，致启天怒，至于丧师辱国”。尽管这种言论未必会被大多数人接纳，但在李春生来看，这既讨好了日本殖民者，亦对得起自身的基督徒身份。

尽管乙未割台之初就已出现如辜显荣、李春生之类的亲日分子，甘愿替殖民政府卖命，使日军以为全台民众都会像唐景崧般溃逃或像辜显荣般俯首听命。但很快就有更多台民奋不顾身投入抗日战役中，离开台北城后的日本人马上见识到台湾人保卫家园的另一面，进而吃了登陆以来最大的败仗。

转载自 多维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