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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9月 29,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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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场|拉闸限电的原因 谁说的是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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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国大陆最重要的公共假期“国庆小长假”即将到来的时候,“多省份拉闸限电”突然成为热搜词,引得中国国内与国际舆论侧目。其实今年5月以来,大陆

就在中国大陆最重要的公共假期“国庆小长假”即将到来的时候,“多省份拉闸限电”突然成为热搜词,引得中国国内与国际舆论侧目。

其实今年5月以来,大陆南方沿海省份“为什么这么缺电”就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引发讨论,但近期受“有序用电”影响的省份陡然增加到20个,严重者如吉林省通知停水停电“常态化”预计要持续到明年3月,辽宁省沈阳市部分地区因为红绿点没电而产生道路拥堵,甚至有的地方因为电梯停电导致孕妇要爬二十多层楼、商铺点着蜡烛营业、一家三口一氧化碳中毒——因为烧煤取暖的排气扇不能工作……

9月23日,沈阳限电后红绿灯停电引发交通拥堵。(微博@新京报我们视频)

直接对民众的基本生活造成困扰,拉闸限电在社交媒体上想不上热搜都不行。

其实对于大陆很多地方来说,缺电年年有,为什么今年如此严重?舆论中的一场大型的探究之旅就此展开。

或许是因为这个问题的专业门槛较高,涉及的因素也相对复杂,又或许是看到网友虽然关心但并没有多少过激的情绪,率先登场的是阴谋论:

为了获得“针对西方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必须“牺牲部分企业的利益”,用限电的方式“打击西方经济”。

这一说法最早的出处,据说是一位“网红经济学家”。有人为了说明这“一盘大棋”的必要性,连武侠理论都搬出来了,“欲练神功,必先自宫”,直接将拉闸限电捧成了“葵花宝典”。

然而世间往往会被验证的一条真理是,看上去煞有介事的“一盘大棋”,盘算的无非是流量生意。大陆官媒央视网9月28日发文痛批“大棋论”,称其遮蔽了电煤供给短缺的基本事实,营造“为了限产而限电”的既视感和“用电紧张纯属人为设限”的错位认知,“乱带节奏”,产生了“低级红”“高级黑”的效果。

大陆各级政府则从正面进入舆论场域,限电一度严重到影响居民用电的东北三省纷纷发声,表示将加强电力供需平衡分析预测,做好预警预报,尽快组织发电企业增加电力供应,尽最大努力保障居民生活用电。不过有国际媒体注意到,黑龙江省政府在表达态度的时候也说明了一个事实:按照当前的电力供需形势,该省有序用电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中国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也在28日召开紧急会议,提出了“坚决扛起电力保供责任”、“加大电网跨区跨省资源调配力度”、“全力守住民生用电底线”等要求。

种种用词可以看出,事情的严重程度不轻。用电的限制何以至此?中国媒体与国际媒体各有总结,普遍被提及的原因有三条:

第一是产能突增。英国广播公司(BBC)发文表示,在疫情的持续影响下,中国作为全球少数几个依然开工生产的经济体,吸引了大量国际订单。再加上东南亚国家持续受到变种病毒影响,“国际订单只好转投中国”。

这一点也确有数据支撑。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8月份中国出口同比增速加快至25.6%,进口增速加快至33.1%,贸易顺差则进一步扩大至583.4亿美元。而“金九银十”(九月和十月)本就是制造业、加工贸易等行业的订单高峰期。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在接受陆媒采访时表示,往年中国全年用电量增长幅度为6%左右,今年预计要到12%,“一些地方的电网或者是电力调配,通常应对的都是比较温和的增长,现在就会出现应付不过来的问题。”

第二个原因是煤炭价格高涨,中国的电力供应70%依靠火电,而煤价与电价目前出现“倒挂”现象,“面粉比面包贵”。有陆媒在广东等地了解到的情况是,按照目前的发电成本,每发一度电,煤电企业要亏损一毛钱,“这会挫伤煤电企业的发电积极性”。

有鉴于动力媒的价格是市场化的,而电价不是,有学者开始重提“涨电价”,认为居民用电应该涨价一倍左右,而最重要的理由并不是短期的市场行情,而是“碳中和的成本谁来承担,又怎么能起到抑制上游高耗能产业的作用?”但反对者认为,这又是典型的哈耶克式“市场派”的一贯思路,以为把价格交给市场就能搞定一切,而不去考虑供电作为公共产品的属性。

这些延伸的争论暂且按下不表,依照陆媒《财经》的报道,比煤价高企更严重的问题是,煤炭供应紧张,“根本买不到”。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8月中国原煤产量26亿吨,同比增长4.4%,这一增速远低于用电量增速——同是1-8月,中国发电量同比增长11.3%。

该报道提到,自去年开始,受内蒙古涉煤反腐“倒查20年”,安监、环保力度增大以及超能力生产入刑等因素影响,“大量表外煤炭产能被压缩”,造成硬性的用煤缺口。也有相关行业人士在互联网上匿名表示,至少是从今年年初开始,山西、陕西、内蒙古等产煤大省,不仅是曾经那些“暗中超过核定产能”的部分没有了,向外运输煤炭也普遍存在“票证管理”,没有“票”,“挖出来的动力煤也运不出去”。

“表外煤炭产量”到底少了多少,目前看来难以统计。有陆媒援引一位专家给出的参考数据是,目前中国整体电煤库存较去年入冬前降低近9,000万吨。

舆论中普遍提及的大面积拉闸限电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个,叫做“能耗双控政策”。所谓“能耗双控”,是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目标,既控制能源消耗强度(也称单位GDP能耗,能源在创造经济产值时的利用效率),也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对“双控”给出了具体指标。

而近年来,中国政府多次表示将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以节能降耗为主要特征的环境保护,正在逐渐取代经济发展,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政绩。特别是在今年4月以视频方式举行的世界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国际承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更是进一步确定“减碳”在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中的主导地位。

此次大面积出现拉闸限电,被不少声音认为与“能耗双控”有关。上文提到的专家林伯强接受陆媒采访时明确表示“就要到年底了,地方政府都得要考虑一下(双控)”。国际能源转型学会理事长施训鹏也投书陆媒表示,地方政府不顾经济发展的限电行为看上去难以理解,实则是政绩压力之下“运动式减排”的理性选择,因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本就是一对尖锐矛盾,地方政府目前没有标准去评估自己的减碳路线图是否合适,宁愿“矫枉过正”、“将目标层层加码”,也不希望完不成任务。

但《人民日报》旗下微信公众号“侠客岛”则明确反对“将板子打在‘双控’头上”,表示“能耗双控”已执行近6年,中国国家发改委针对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做测评“晴雨表”的举动也早已是常态,如果各地“保持节奏”,完全可以顺利达成“双控”目标。之所以出现“命令式停电”,和“开学前狂补作业”是一个道理,再加上部分地区将“碳达峰”前的近10年理解为“攀高峰”的时间窗口,抢着上马高耗能、高排放的“两高”项目,“违规给‘两高’项目开绿灯,想提早把住能耗增量‘地盘’”,两相叠加之下,就只能“等到冲线的时候猛踩刹车”,而顾不上“考虑乘客的感受”了。

受限电影响,吉林磐石市的街灯和交通灯未能正常运作。(微博@野野野max)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这两种看似在辩论的声音其实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就是在政策执行层面的扭曲。而就限电最严重的中国东北地区而言,情况可能还不止于上述内容。

根据《财经》的报道,南方省市中最为缺电的广东,也没有出现居民用电被拉闸的情况。东北三省闹到居民都要限电的地步,“作为电力供应压舱石的煤电出力不足是最根本原因”,比如近期辽宁省的火电出力仅为装机容量的一半左右。

这自然是涉及到上文提及的煤炭供应不足、煤炭价格高企等原因,但该报道也提出,在煤电出力不足之外,“多个不可忽视的突发因素恶化了东北的电力供需”,比如有序用电没有很好执行,比如在其他舆论声音中鲜有被提及的“新能源比例增高也提高了电力系统面临的风险”。报道显示,东北三省风电总装机达到约3,500万千瓦,但在9月21日冷空气过后,风电出力远不足装机容量的10%。

互联网上的公开资料显示,随着2016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法》正式颁布实施,东北地区的风电开发大大提速,但较高的弃风率一度让东北的风电发展陷入停滞,而2019年随着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新的投资预警监测结果,东北地区的风电“全面放行”。在这个过程中,风电项目的“弃风”问题更多指向送出与消纳,通俗理解为“发的电太多了用不完也送不出去”。网络资料显示,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委会秘书长秦海岩曾表示,面对更大的(风电)装机规模,“依靠特高压外送难以在短期内解决风电消纳问题,(东北)需要逐步压低火电厂、尤其是自备电厂的发电量,这将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然而“弃风”的定义中还包括“风电不稳定”导致的“风机暂停的现象”,也就是近期东北三省的面临的情况:短时期内风刮的太少,发不出电来。这种情况之下,减少火电比例、“压低火电厂发电量”就显示出了危险的一面。有网络评论指出,风电本是不稳定能源(如果一定要实现稳定发电成本会高很多),东北地区着重布局风力发电而给电力供应带来风险,是在产业规划时存在漏洞。也就是说,东北地区的地方官员可能都不像其他省份的官员那样考虑什么“双控”之下的减碳政绩,纯粹就是“电太少了”而不得不对居民用电也一并限制。

限电原因众说纷纭,各个地方也一定有自己的问题特殊性,但就像一些自媒体所总结的那样,症结要么是缺乏管理(规划)水平,要么是公共服务意识薄弱、手段过于简单粗暴。

其实中央政府层面早有提醒,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提出“要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纠正运动式‘减碳’”。中国国家发改委亦在8月点名批评“有的地方对高耗能项目搞‘一刀切’关停”、“有的地方口号喊得响,行动跟不上”等现象。

总之,减碳和发展要在“发展优先的原则下”取得平衡。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也被国际媒体所援引:一方面应该以连续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标准和规范为抓手,限制企业的不当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另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保护企业的合理生产用能需求,避免超出发展阶段的运动式节能减碳行为。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关部门增强相互协调,对政策执行保持必要的灵活度。”同时,“政策制定和调整都需要遵从公平、透明的程序,避免急转弯。”

转载自 多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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