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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的国际环境与改革开放时期之后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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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条件在于:一是树立起一种能够引领中国走向真正意义的世界大国的意识形态;二是一整套符合社会发展与进步需要的、比较完善的公平的制度体系;三是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产业体系。

一、 21世纪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在国际上的思想界,对于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30多年来的大发展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中国已经崛起;一是认为中国行将崩溃。

中国的起自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国际上的全球化的浪潮。中华民族在20世纪临近结束的前20年,终于以一种自主开放的姿态投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共享的全球化的潮流中。

21世纪中国面临着与20世纪完全不同的国际环境。在20世纪,中国充当了世界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直接战场。中华民族在一系列社会内部的革命过程中,也是不得不沿着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选择。这是不得已的、被迫的。

这使得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和建设,有着与20世纪完全不同的国际环境、社会性质和目的。在20世纪,中华民族在自己的社会建设过程中,几乎一直束缚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窠臼中。

全球化是中国在21世纪面临着的一个现实的发展环境。到目前为止,几乎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们都在不厌其烦地使用者这个概念,但是,却无法给出“全球化”简洁明了的定义。一般认为,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在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中日益凸现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从物质形态看,全球化是指商品与资本的越境流动,经历了跨国化、局部的国际化以及全球化这几个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出现了相应的地区性、国际性的经济管理组织与经济实体,以及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力量的跨国交流、冲突与融合。总的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一体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全球化”可概括为科技、经济、政治、法治、管理、组织、文化、思想观念、人际交往、国际关系等十个方面。无论如何,全球化是个富于吸引力的概念,拥护者憧憬它会给整个世界带来空前的进步和繁荣;批评者断言它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贫困、战争甚至文化灭绝。

21世纪中国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必须牢牢把握全球化国际局面的实质和方向,并且充分利用全球化局面对中国创造的优势条件,从而实现自身社会的发展。在1949年10月后,中国对于社会发展方法一面倒地倾向和学习前苏联的模式。到70年代开始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终究,在宏观社会政策上缺乏深入而统一的引领。

现代化、全球化和文明化,首先意味着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状态和内容、方向和标准。因此,我也从这种角度讨论和探讨人类的现代化、全球化和文明化的问题。现在,基本上说,人类的思想家已经不再用现代化的概念解释我们目前的生活,而全球化却仍然是普遍被使用的概念,人们也习惯于用全球化这个概念解释我们的生活状态,然而,文明化尚是一个没有被使用的概念。我的理论观点旨在把人类的文明化趋势和实质昭示给世人。

其实,从普遍的意义上使用现代化、全球化和文明化,对三者的定义是极其困难的。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现代化的核心是“人性的解放”和“生产力(效率)的解放”,因从欧美等西方社会开始,有时也被称为“西方化”,但不专属于西方社会。

现代化是一个与工业为主导的社会体系相对应的概念,而全球化则产生与20世纪80年代,即产生在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之后,与信息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相应的概念。文明化是我为了指明21世纪人类社会的方向而提出的概念。文明化是建立在全球化的基础之上的全人类的社会趋势和本质要求。

全球化一词被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同样有着多重角度的不同的定义。在我看来,全球化是由20世纪以电子技术引发的科技革命形成的信息化浪潮和经济一体化的局面。因此,信息化是全球化的基础和前提并且包含在全球化之中,而不是与全球化并列的概念。全球化是一种明显地被信息流引导下的人类生存现象,全球化极大地提升了人类意识。信息化是指人类在同步享受到的信息共享的状态。

全球化为人类建立自己的一种世界性的文明体系提供了条件和保证。首先是在信息方面的全球范围的交流和沟通已经达到即时的、无时差的程度。其次是人类需要建立起全人类一致的抵抗和防御各种自然灾难的机制。第三,人类发展到21世纪初,已经从客观上需要一种统一的政治机制防止和杜绝各个主权国家内部的社会动荡。中东阿拉伯国家发生在2011年初的国内动荡,从客观上要求人类必须设计和确立起超越主权国家职能的政治机制。显而易见的是,全球化在政治上把某些主权国家的政权邪恶实质暴露无遗。政权对人民的统治再也不可能在没有外部力量的干预下行使,全球化根本改变了国家主权的观念和行政方式。将使得外交关系上的“互不干涉主权”成为一种过时的或者落后的意识。

全球化在生活方式上为人类各个主权国家创造了一种共同寻求文明尺度的条件。全球化必然使得各个主权国家极大地改变自己国家的外交原则。人类在国家外交方面必须遵循崭新的价值原则。第一,人类的共同利益至上的原则,人类的共同利益是高于单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最大利益;第二,在人类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文明的方法才是达成人类幸福的唯一可行途径。第三,主权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范畴,任何涉及主权方面的国内问题都与全世界发生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第四,互不干涉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外交观念以及过时,不过,人类间的国家关系将不再以领土为目的,殖民主义的倾向已经被抛弃;第五,国家关系必须转变为对共同遵守人类共同利益的准则。

认识和把握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后果是人类确立21世纪的进步方向的基础。全球化为人类在价值标准和制度模式提供了一种统一的尺度。全球化为人类解决一系列国际性问题提供了一种文明的出路。

总之,全球化把人类文明提高到一种有史以来的新高度。全球化为人类文明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平台,加速了人类文明大融合的过程。

人类已经在事实上结束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这两大阵营的对抗是形成20世纪中国百年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直到现在,在中国社会内部,仍然有许多人仍然无法跳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政治思维范式,无论对于国际形势的分析,还是对于国内局面的判断,都仍然运用着资与社、左与右等等理论方法和概念。其实,这种意识形态已经彻底落后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脚步。知识人们仍然无法从思想上摆脱传统的思维逻辑而已。

二、 改革开放时期之后的出路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编着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一份报告,这项历时一年多的研究报告发布于2012年2月。这份报告着眼于研究中国到2030年之前的战略抉择,并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方法提出了建议。本报告着重阐述“如何做”而不仅仅是“做什么”。它提出如下六条重要结论:第一,通过下列措施推进结构性改革以强固市场经济的基础,即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深化土地、劳动力与金融市场改革。随着一个经济体技术接近前沿水平,引进推广国外先进技术的空间缩小,政府职能及政府与市场和民营部门的关系,均需进行深刻调整。第二,加快创新步伐,建立一个开放的创新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竞争压力激励中国企业通过自身研发和参与全球研发网络进行产品与工艺创新。未来的优先任务是提高研发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为此,决策者需要着力提高大学毕业生技能和认知能力;建设一批与产业紧密联系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促进“创新型城市”发展,集聚高素质人才、知识网络、充满活力的企业和学习型组织,并使这些机构自由互动;提高长期风险资本对于新设民营企业的可及性。第三,通过市场激励、监管、公共投资、产业政策和制度建设等措施,抓住“绿色”机遇。鼓励绿色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不仅能提高福利水平和实现持续增长,也有助于应对中国面临的主要环境挑战。这将鼓励一系列低污染、高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部门的投资,实现绿色发展,并促进上下游的相关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在全球朝阳产业竞争中赢得优势。第四,通过在就业、融资、高质量社会服务和可转移的社会保障等领域提供相同的可及性,使所有人享有均等机会和社会保障。这些政策措施对扭转较大的收入差距,帮助家庭管理与就业、健康及老龄化相关的风险,提高劳动力流动性,至为关键。中国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程度上源于城乡劳动力在就业机会、关键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平等。扭转这一趋势需要采取三方面的协调行动。首先,向农村居民和流动人口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从早期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基本卫生医疗到养老服务。其次,改革社保体系,确保形成可靠的社会安全网。最后,动员社会各类主体——公共和民营机构,政府和社会组织——共担公共服务的融资、提供与监督职责。第五,通过筹集更多财政收入,确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财力履行支出责任,建设稳健的财政体系。新发展战略所需的企业和金融部门、绿色发展、机会均等方面的大部分改革,对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都有重要影响。今后二十年建立稳健财政体系的议程涉及三个关键领域。首先,筹集更多财政收入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支出需求。其次,提高社会和环境方面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最后,确保各级政府机构(中央、省级、地级、县级、乡镇、村)可用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第六,通过成为全球经济积极的利益攸关方、主动利用多边体系和框架并影响全球治理议程,形成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的关系。今后二十年继续加深与全球经济的贸易、投资和金融联系,中国还将会从进一步专业化、更多投资机会、更高资本回报以及互利的创意和知识流动中获益。作为全球经济的关键利益攸关方,中国应在挽救陷于停滞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保持积极态度,在区域贸易安排中倡导“开放的区域主义”,支持达成多边投资协议。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化涉及开放资本账户等许多工作,需要稳步推进。不过,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而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关键步骤。最后,中国应当在影响全球治理议程和应对全球紧迫经济问题(气候变化、全球金融稳定、更有效地启动较中国贫穷的国家发展进程的国际援助框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012年02月27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专门来到中国并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也进行了演讲。由于这份报告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直接参与,应该说,这本身就表达着中国最高决策机关对于下一步的改革思路。这份报告发表后,在中国国内一起了所谓的“左派”人士的批评。而事实上,这是一份以经济领域里的资本要素重组为基本方法的改革方案。显然,对中国下一步社会发展和政策的关注,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

显然,在中国社会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后,到2012年,中国社会又一次面临一场重大的社会转型关头。中国仍然没有跳出公与私、左与右、资与社等传统的理论思维的束缚和窠臼,在这样的历史性的时刻,中华民族首先需要确立起崭新的价值体系,也可以说需要树立起崭新的意识形态。中国对一种能够推动自己的国家成为世界大国的需要,是极其迫切的。

中国2012年面临着的社会转折,是一场比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的转折更为重要的转折。其意义、性质和结果将历史性地超越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阶段,已经基本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这就是通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和策略,引导中国从“政治挂帅”的泥淖中彻底走脱出来,并且实现社会经济领域里的高速增长,从而极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在21世纪,首先需要我们从理论上明确的是,中国下一步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将不是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而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超越和发扬;历史地看,中国提出并且运用“经济中心”的政策措施,是基于对毛泽东时代“政治挂帅”的否定和超越,毛泽东时代的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对于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和创伤。

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中国社会形态,已经是一个具有复杂的结构特征的社会形态,首先表现在社会的产业构成方面的多层次化和明显的科技差异,其次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性,第三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要求日益呈现出民主化的趋势。

中国面临着一个多个产业领域并重的发展任务。也就是说,中国的各种主要的产业领域,面临着不分轻重、不分先后的共同发展的局面。

中华民族在21世纪必将是一个创建新文明的世纪。在社会政策的选择和制定上,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重点:1、从政策上制定较为完整的教育、科技、文化、医疗等领域的发展规划,并把这些领域视为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主要的力量。2、制定全面的社会智力开发计划和方案。这是推动中国社会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的基本的因素。3、促进和完善产业分工、发展和提高产业技术,走一条以产业技术的升级为导向的社会发展之路。4、以劳动为主体的公平分配、实现不同产业领域的均衡发展。这些都是中国大陆实现超越的政策选项。中国在21世纪的社会发展不是以某个领域的优先发展为前提的,而且以劳动力素质的普遍提高为基础的。

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需要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和确立,是中国的一项迫切的社会任务。在改革开放进行了30多年后的今天,如果不从政治制度改革入手梳理中国的社会问题,仍然企图使用原有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处理现有的社会问题,只能加剧中国社会的危机。

中国大陆的最高决策层,对于政治改革本身缺乏共识和具体可行的方案。这也是中国政治的关键性的困境。我提出的方案是:在现有的人大、政府、中共党委和人民政协四大机构的基础上进行改革,主要以改变四大机构的工作职能和权利分配。把政协机构改造为一个真正能够发挥政党作用的工作机关,赋予政协向各级政府推荐政府领导候选人的职能,由中共党委和人民政协推荐的两个候选人进行竞选,从而开辟中国政治改革的新局面,同时从根本上改造政府的职能和工作内容。在实现这一步后,对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选举制度进行改革,由此向更深层次上推进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人大需要成为名符其实的立法、向政府问责并且监督的机关,各级政府一个建立起定期向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汇报制度,不仅政府的各职能部门必须定期向人大汇报工作、接受人大代表的质询、提问和追究,而且各级政府的首脑也须定期向人大述职和接受垂询。而中共党委和人民政协则发挥政党的作用——提出政策、发表政见、阐述政纲、进行竞选等等。如此,在现有的人大、政府、中共党委和人民政协的四大机构的体制基础上进行政治改革,是中国大陆社会代价最小、成效最大的途径和方法。

政治改革必须有条不紊地进行。从政治制度改革和发展的角度看,在整个20世纪里,中国的从五四运动到8964运动,中国没有一场成熟的社会民主运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着无数为杰出的官员却从来没有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政府体系的国家。

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条件在于:一是树立起一种能够引领中国走向真正意义的世界大国的意识形态;二是一整套符合社会发展与进步需要的、比较完善的公平的制度体系;三是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产业体系。

因此,中国在21世纪第二个年代的建设与发展,必须着眼于整个社会的文明的价值体系、公平的制度体系和创新的产业体系三个方面。以文明、幸福、真理为树立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核心概念,这些概念当然包括中华民族5000年来一切优秀的价值理念,同时也包括着起自西方文艺复兴的民主、自由等一系列人文价值。中国社会最迫切需要设计和建立一种公平的制度体系,这是中国在21世纪乃至更长远未来牢固地走在人类文明道路上的保证,在20世纪里,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国内原因和国际影响,中国没有能够打造出一个真正成功的国家。在21世纪,中华民族首先需要集中全民族的智慧,设计和建造出一种符合社会复杂和进步的社会制度体系。

站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全球化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的产业技术升级,这是始终贯穿于今后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项核心任务。中国的文明的价值体系和公平的制度体系的建设,必须围绕着这个最能够实现人民幸福的核心任务而进行。

目前,中国国内的产业结构和产业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成分。中华民族从现在起,必须自觉地进行一场旨在社会产业升级的科技创新,以推动中社会的产业分工领域站在世界的前列。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而在当今世界上,没有那个国家拥有中国这样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无限的市场开拓空间。中国只要从政策上牢牢抓住产业技术升级这个核心任务而不在政治上偏离方向,中华民族就具有无限光明的未来。

显然,只要人类在地球上存在下去,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类生活的唯一目的,然而,问题和分歧却出在任何实现幸福目的的方法上。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仍然存在着极大的分歧和不同。并且,从社会运动的实际局面而言,人类仍然是无法全面克服和避免采取不文明的方法达到获得某种利益目的的生物,人类同样是一种无法在科学知识的指导下从事社会建设实践的生物。

中华民族的主流已经通过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而接受了人类文明的价值观念和基本诉求。因此,在21世纪,中国的社会发展有可能遭遇巨大的挫折和羁绊,中华民族已经从事实上彻底终结了从秦始皇到毛泽东这段漫长历史,中华民族有智慧在21世纪运用文明的方法达成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局面。

四 结束语

在2012年,我们应该站在人类文明精神的制高点上对中华民族的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作出全面而深刻的总结。当然,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理论任务,不仅改革开放时期仍然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这个时代还将继续下去。

20世纪中国在国际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直接对垒中而不能左右逢源,因此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制度的建设方面都失败了。中华民族必须从20世纪自身社会运动失败中吸取教训。
在经历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改革开放时期后,事实上,中国社会仍然带着自身的严重的伤痛。

终结改革开放时期、重建社会价值与制度体系——这是我在2003年即提出的理论和政策出路。中国必须超越作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但是,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方法的改革开放将必须得以继续深化。显然,‘政治挂帅’和‘经济中心’都会导致社会形态的畸形。对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言,最重要的是要真理挂帅和文明中心,也只有如此,人类才能够赢得有限的幸福。毫无疑问,中华民族必须以实际行动超越‘政治挂帅’和‘经济中心’,从而把中国社会牢固地建造在真理、正情、善法的基础上。中国大陆必须从思想上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理当终结,但是,作为人类进步的改革开放事业却只能一往无前。

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在21世纪第二个年代开始,其社会发展的出路要比20世纪中国的任何一个重要关头宽广的多、基础也更加牢固。在20世纪的辛亥革命后,中国这个没有经历过普及性的产业革命的古老国度,其实是不具备建立现代共和国的基本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前提的,因此,中华民族只是通过辛亥革命赢得了一个名义上的共和国——中华民国。在辛亥革命后,便是社会内部的长期的动荡、冲突、战争和政治运动,直到世纪末的80年代,才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华民族才算彻底地走上了人间正途。在21世纪,中华民族必须为全人类提供发展的希望和信念、为全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切实的贡献和成果。但是,可以肯定,在21世纪的前50年里,中国必须集中精力致力于国内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在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华民族的一代优秀的劳动者,必将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最真诚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并且懂得运用文明的社会政策方法把改革开放进行下去,从而推动和引领中华民族超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

经历了完整的改革开放时期并且对于这个时期有着充分而正确认识的一代中国人,理当是中华民族21世纪崭新文明形态的创造和发明力量。

徐国进
2012/3/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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