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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9月 23,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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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解放、改革开放与21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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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华民族在价值观方面的核心概念是:文明、幸福、真理等一系列概念的阐述、发挥和应用。这些概念既能够涵盖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价值,也能够包含西方的一切优秀的价值观。当然,在形成新的理论体系方面,中华民族的一切哲学家、思想家和理论家们尚需要做出持久的巨大智力劳动。

一、

中华民族必须正确认知自己走过的历史,才会为解决眼前社会面临的问题找到正确地方法,从而掌握住打开通往未来之门的钥匙。直到目前,中华民族对历史生活认识的愚昧,仍然严重影响着我们创造新文明的视野和实践能力。
对过去历史的探讨,最重要的不是歌颂胜利者,是需要为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充分认识到过去的错误、经验与教训,在走向未来时,则必须胸怀有关未来的清晰可辨的和切实可行的蓝图。历史地说,中华民族在自公元前221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的垮台的漫长岁月里,整个社会在小农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和专制强权的压迫下,从自身社会内部根本不能够生成革新生产力的先进的阶级力量,而在辛亥革命后的20世纪,中华民族的一切政治力量也根本没有关于中国未来的具体可行的蓝图,只是为了国家政权进行武装战争,致使我们的国家又“昏睡百年”。从这个意义上,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一次最伟大的觉醒,甚至可以认为,改革开放时期所取得的社会发展成就超过了以往的全部历史。
对于中华民族意识形态的任务来说,确立起正确的历史观最为重要。对于中国而言,不仅需要对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全部历史进行完整的总结,尤其是需要对20世纪百年的历史进行总结,因为不弄清20世纪百年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华民族就存在着走不好21世纪百年的危险。
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与缺点当然是她的专制性。专制在意识形态上也造成了垄断,在家天下的农业社会里,自汉武帝后站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儒学,然而,儒学所提倡的良好的伦理却在客观上抑制了人民生活的自由以及科学思维的进步。在20世纪里,中华民族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由政党提供的,然而,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毫无例外地在实践上归于失败。致使中华民族一直到21世纪初的目前,仍然无法为整个社会确立起良好的科学的理论思维方式。作为伟大思想家的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中国专制政治的特点在于:作为社会正常运行的核心力量的公权力没有法律化的产生渠道、合理的分工制衡与公开监督下的行使机制。在家天下的政治形态下,国家政权是归属于一个姓氏的家庭,在20世纪的1911年通过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于1912年1月1日建立了中华民国政权,事实上,却导致了20世纪初的军阀割据和混战局面,国民党于1928年才在名义上实现了全国统一。而在1921年7月,中国国内的共产主义势力便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影响和领导下成立了共产党,之后中国的国内政治局面,主要表现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之间的军事战争。最终共产党于1949年获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到2009年10月1日,这个国家政权已经整整维持了60年。

在专制政治下,民间无从发育出良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力量。这是专制政治对社会的最大危害,从而,在专制政治的条件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能停滞不前。而长期停滞的结果,在家天下的皇族政治条件下,是通过各种各样原因的农民起义而实现改朝换代。
专制导致中国社会没有良好的法律传统和法治体系。同时,社会产业分工的停滞于徘徊,也不可能形成良好的多元化的文明。

二、

革命这个词汇的出处为《易·革》:“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 意指纪元前商王汤讨伐夏桀和周武王讨伐商纣,实施变革更替朝代以应大命,顺民意。这里的革即变革,命即天命,是从神权政治观出发对革命作出的解释。
到20世纪,革命这个词汇被广泛的使用,并且在中国人的心中是一个美好的语言,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充满着暴力和血腥。
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的和核心的使命,就是把中国社会从专制体制中解放出来。而这是20世纪中国的政党革命没有能够完成的使命。

20世纪中国是一个充满暴力革命的世纪。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革命指推动事物发生质的飞跃,包括人类与自然界及社会关系两个方面;从狭义上讲,革命主要是指社会领域或者政治革命。

在中国,毛泽东的革命观点人尽皆知。但是,毛泽东决没有领悟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理论的精髓和实质。但是,毛泽东却打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旗号进行论述。通俗地说,毛泽东的革命观点来自于中国小农意识中人对人的仇恨、憎恶和怒怨。因此,在理论上,毛泽东关于革命问题的论述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差之万里甚至南辕北辙。从《中国社会各阶级》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様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再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毛泽东把革命看成为一种纯粹的人与人之间斗争的行为。
可见,毛泽东从他进行理论思维的一开始,实际上就确立了暴力革命的倾向。一方面,这是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落后、愚昧和黑暗的表现;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自身根本不具备产生先进生产力的条件。
而解放应该被理解为来自一个社会内部的文明的、自由的进步力量的释放、发挥和摆脱发展的羁绊。
在整个20世纪里,在革命的旗帜下,中华民族没有能够找到改善自身命运的途径和方法,只为灾难深重的中国增添了许多新的苦难,暴力革命无异于是在我们民族的伤口上加盐。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革命、解放、斗争这些词汇并不过时,而错误的是在于打着这些口号,采取违背人性文明的方法。因此,革命、解放、斗争这些词汇,与改革、开放、发展这些词汇一样,将永远具有生命力,只是需要我们赋予这些概念全新的含义和内容。

三、

21世纪中华民族获得顺利发展与进步的一个条件是,需要具备正确的历史观,正确的历史观不仅是对过去人类社会生活的正确认知,而且是对我们生活现状的正确认识,并且由此正确地把握未来。
历史观意味着人们认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一种立场、方法、态度和观点。正确的历史观能够给人们以文明的价值标准,使得人们采取正确的行动面对生活。现在看来,从文化上,改变中华民族的历史观的任务最为重要。
现实的情况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单一的政治宣传氛围中,离确立正确的历史观的距离还相差很远。甚至于,普通人们的思想观念、历史知识和生活态度,都还处于十分幼稚、愚昧的状态下,中国大陆社会也缺乏富有良心、良知、良能的知识分子,当然,最根本的,还是缺乏产生伟大人物的制度基础。
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强调,21世纪中国发展需要政治家、思想家、企业家和科学家四为一体的力量的带动和奋斗,现在,我要说,中国21世纪的发展,同样需要一大批杰出的教育家的努力耕耘。的确,在20世纪初,通过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到30年代,中国形成了一大批伟大的教育家队伍,他们传播着正确的价值观念、创造出灿烂的艺术成果,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做出了伟大贡献,而当1949年后,在所谓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统治下,我们社会的教育也随之堕落为政治权力的工具,到1966年“文革”爆发,教育领域则被彻底破坏,而“红卫兵”运动,基本上是在一代暴君毛泽东的亲自指使下形成的暴民运动。然而,直到现在,我们还看不到任何一个当年的红卫兵头头的反思和公开承认罪行。
1966—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在落后的权力意志的支配下所进行的一场最愚昧、最荒唐、最幼稚的内乱,在运动过程中,处处表现着人性中最残酷、最冷漠、最狭隘的丑陋面、阴暗面。哪是一场长期的、极端的人与人斗的民族悲剧,只有在长期停滞的社会中才可能发生,而一个生产力处于不断进步的民族国家,是不会发生如此整体性的局面的。
从政治上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共党内权力之争和不同政策之争的社会化表现,毛泽东打着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口号,由于共产党内部从来没有形成良好的民主选举制度和公共政策的制定程序,为了不在党内斗争中失去权力,毛泽东便利用人们对他的盲目崇拜,首先发动青年学生起来造反,在“文革”的整个过程中,一方是做为暴君的毛泽东,一方是做为暴民的红卫兵。他们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声声呼唤中,搞串联、破四旧,在九百六十万热土的中国大地上,制造了一幕幕人间悲剧。而他们却认为哪是正义的行动、把他们的师长和革命对象“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当毛泽东把国民经济搞的面临崩溃之时,便号召青年学生去“上山下乡”——“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哪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结果便又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毛泽东——这个在中国政党制度中,通过大规模的国内战争而产生的领袖,其实质的心理和作为与皇帝如出一辙。毛泽东所讲的他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其实,马克思是假,秦始皇是真。
在20世纪80年代“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时,由于中国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在认识上的落后性,没有能够从历史观的高度全面说明哪场政治运动的核心错误、根本罪行和恶劣结果,因此使得整个中国社会并没有真正实现和完成一次民族精神的飞越向转变。一致于当目前的改革开放时期出现问题后,有一些人总是试图从过去的生活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且试图回到毛泽东时代。而试图重回毛泽东时代的思维,与明朝灭亡后的“反清复明”活动几乎没有差别。
“文革”思维必须代之于文明思维。对于“文革”的发动者,必须被牢牢地定在我们民族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人类的所有品种中,我认为爱与团结是俩中最重要的品格。由于社会公权力的产生方式无一例外地皆是使用暴力获得和自上而下的授受,因此,自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截止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为止的漫长的历史时间里,权力几乎没有对中华民族社会的进步发挥良好的影响力、带动力和引导力。
为中华民族社会建设起一种好的权力产生机制,是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一个最迫切的政治任务。

四、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20世纪百年中国看成为是一个过渡性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中国政治实现了从“家天下”到“党天下”的转型,而在经过了国民党1927—1949年和共产党1949—1976年的两个阶段的统治后,中国在内部社会条件变化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下,终于在1978年开始了比任何政治运动都深刻百倍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开放。
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社会经济发展时期。她就像一座桥梁,飞架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间,同时,她也历史地充当着21世纪中国大发展的一个序曲。中华民族从此彻底拉开了自己社会发展的沉重帷幕。
21世纪中国,踏在改革开放时期奠定的历史基础上。目前,改革开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和矛盾,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权力的贪污腐败盛行、民族矛盾激化、经济增长开始滑坡,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要求中国必须合理解决政治制度问题,即必须把我们社会的基础制度设计好和建设好。但是,中国必须面向未来寻找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方法和出路,而论不能够把过去的方法拿来运用到现在。
起自1979年的改革开放时期,是以纠正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错误为起点的,因此,中国1979—2009年的改革开放时期,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获得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是这个时期的最核心的使命。然而,经济改革如果不结合政治改革,同样会造成社会生活的失衡。从历史的结果看,这是改革开放时期留给我们现在的一个明确的教训。
毫无疑问,政治活动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在中国,政治改革的最重要、最基本的使命恰恰就是要根本改变国家政权依靠“枪杆子”的产生问题。不认清这一点,中国政治文明就不会迈开真正的步伐。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的根本点正是翻新社会公权力的产生机制。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公权力的产生无非存在两种基本的方式:一是通过战争的、暴力的方式;一是通过法律的、选举的方式。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点,则是用后一种方式代替前一种方式。21世纪中华民族,必须生成权力方面的制度进行一次全新的革命,把自上而下的任命制改造成为自下而上的选举制。如此确立的民族领袖才最具有凝聚力。
身处21世纪初的中国,历史地走完了一个长达30年之久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力量也历史地取代了政治,成为整个社会活动的中心与首选目标。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建设与进步而言,是一种各种文明因素互相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而片面地强调其中的任何一种因素,都会对社会生活带来巨大的不平衡,正像“政治挂帅”思想指导下,对中华民族社会的文明造成巨大的破坏力一样,过分强调经济中心,也对我们的社会带来巨大的不公平。

五、

从哲学上说,概念的内容远远比概念本身更为重要。革命、解放、斗争,如果把这些概念赋予符合社会文明和人性文明的理论解释,这些概念同样会起到良好的社会作用。
现在,中国社会又一次面临着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关头。从改革开放时期转型为整体性的、综合型的社会发展局面,必须是和平理性、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社会运动的基本动力是来自人类自身蕴含着的智能因素。
中国大陆社会迫切需要在政治文明方面实现一次飞跃性的再造。而完成一次政治制度的飞跃,必须屏弃一切陈腐的权力观念,因为政治文明的再造是一个真正落实“天下为公”的过程,是一个彻底摆脱专制制度的过程,因此,21世纪中国大陆社会面临的政治文明建设,是一场足以影响到世界格局的文明飞跃,不仅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民族国家,而且因为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当中国以一个政治文明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之时,才会获得世界更多的尊重。

21世纪初中国面临着的是一种整体性、综合型的发展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遇到的“为万世开太平”的新型的政治制度奠基的时期,中国的领导者必须为引导这种局面的提纲挈领的政策。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不仅21世纪百年中华民族发展部好,我们将对不起我们的后人。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是一场考验。中国必须“反求诸己”。在过去150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几乎都是跟在西方国家的后面,向他人学习、借鉴和运用。现在,中华民族必须在社会制度方面完成一次彻底的自我觉醒,最大限度地发挥本民族的智慧,为中华民族的恒久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就中国社会来说,我们所使用的大多数高新技术的商品,大部分来自于其他国家的首先发明。在这种状况得不得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上引领经济发展的带动力量。
21世纪中国社会的转型,必须找到改革开放的真正的继承者。中华民族必须在价值观方面充当人类的先行者,自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以儒学为代表的文化形态,提倡的是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在西方文艺复兴的3个世纪的时间里,西方在完成工业革命的产业发展进程中,确立的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到现在,这些价值观仍然是当今人类社会生活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而中华民族的以儒学为核心的价值观,却因为中国近代产业发展的落后性和20世纪巨大的文化裂痕而被终止,她的恢复和发扬光大则需要中华民族在21世纪百年的良好发展。
21世纪中华民族在价值观方面的核心概念是:文明、幸福、真理等一系列概念的阐述、发挥和应用。这些概念既能够涵盖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价值,也能够包含西方的一切优秀的价值观。当然,在形成新的理论体系方面,中华民族的一切哲学家、思想家和理论家们尚需要做出持久的巨大智力劳动。
现在,在文化上主要发达国家秉承的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理念。中国大陆的政治领导人则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等理念,但是,在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方面,仍然不能够外开真正的步伐。而不迈开民主的法律制度的建设步伐,中国社会的政治文明就会原地踏步。
自由的状态和秩序不仅是自然界中一切客观事物的存在规律,也理当成为社会存在中的状态和秩序。让我们仰望星空,日月星辰都彼此按着他们的固定轨道而运动着,人类生命的存在,其本质的要求也同样是自由,文明的自由秩序才是人类社会最良好的状态。
人类文明的道路应该是平和的、理性的。

人类文明的道路应该是民主的、平等的。

中华民族应该从21世纪开始永远走在文明的道路上。

徐国进

2009-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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