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钩沉】国府并非主动退出联合国　而是留不住

台北退出联合国，一时之间可能影响了台湾的利益，却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意义。两岸当局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南辕北辙，双方也始终处于内战后的对峙状态，但在联合国会籍的问题上却有着共同的看法，就是一个中国，任何一方都无法接受两个分裂的政权同时存在于联合国组织，因为这等于通过国际组织确立国家分裂的现实，而台北与北京都无法接受对方代表自己，自然无法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方案妥协。

两岸为了联合国会籍的争斗，从1960年代缠斗到1970年代。国府有美国势力支持，但北京与苏联关系不睦，苏联没在幕后给予北京太多政治支持，北京凭借自己的努力不懈，十年之内扭转了国际局势。1970年情况已逐渐对北京有利，国际社会基于现实考虑，支持北京入联的声音越来越大，但不少国家希望国府与北京可以同时在联合国内，1970年到1971年之间，有不少国家提出“一国两府”、“双重代表权”之类的方案，因为情势已渐渐明朗，北京入联已不可挡，要想保住台北的会籍，就必须另想办法。

蒋坚持要保住安理会席次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解密档案，1971年1月13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岳史特（Charles W. Yost）向国务院报告，驻联合国副大使菲利普与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大使刘锴前一天会面时，刘锴提到1961年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曾经对国府承诺，必要时会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否决北京入联，这个承诺延续到后来的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总统，但菲利普说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个承诺。菲利普的反应让刘锴感到讶异。

美国与国府在1961年为了中华民国会籍的问题密切磋商，台北通过蒋经国的中情局好友克莱恩（Ray S. Cline），直接与白宫沟通，肯尼迪以私人承诺向国府保证，美国不会同意北京入联，必要时会动用安理会否决权，自此有惊无险地度过那一年的联合国大会。但到了1971年，美国改由共和党当家，理应更支持台湾，却全然不知道民主党政府的政治承诺，这个转变预示着事态朝不利台北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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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不利的发展是，自1961年开始，美国在联合国将中华民国会籍案列为重大问题案，需会员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就这样，让国府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十年，但1970年北京实力增强，重大问题案的模式难以维持多数优势，阿尔巴尼亚提案以北京取代台北，逐渐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但有不少国家也不希望损及国府在联合国的权益，因此不排除在“一国两府”的概念下提出双重代表权的解套方案。在此情势下，台湾虽有机会通过双重代表权保住会籍，但北京未必愿意与台北一起在联合国内。

国府官员首提双重代表案

国务院解密档案有一份1970年10月26日国府外交资深官员与岳史特会面的纪录。根据岳史特向国务院提出的报告，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副代表郑宝南、外交部次长杨西昆二人，主动对美方提到采取双重代表权方案，以解决两岸在联合国的会籍问题，他们希望岳史特转告国务卿罗杰斯（Willliam Rogers），安排与外交部长魏道明会面，请魏道明向蒋介石传达美国对双重代表权问题的看法。郑宝南说，魏道明帮美国传达信息后，美方可以再派特使到台北。按照岳史特的说法，这是头一回听到台北官员主动提到双重代表权。

郑宝南与杨西昆提到双重代表权的想法，是要请美方向台北提出，他们认为若是由美方告诉蒋介石这个方案，蒋可能比较会思考这个问题，蒋不可能接受自己人提出这种看法。后来美方的确陆续派人到台湾面见蒋介石，一方面了解国府的想法，另一方面也是劝蒋接受双重代表权案。

美评估双重代表难以通过

根据国务院的档案，1971年3月25日，尼克松（Richard Nixon）主持白宫国安会会议，讨论两岸的联合国会籍问题。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表示，很多国家支持阿尔巴尼亚决议案，如果不改变目前的策略，几可确定北京会进入联合国，并且将台湾逐出联合国。美国可以用双重代表权处理两岸会籍，也可采用会籍普遍化原则让两岸都入会，如果继续将入联视为重大问题案，大概无法拿到三分之二的支持，若要推动双重代表权案，就必须放弃将入联视为重大问题案的立场。

基辛格的分析点出了当时问题的难点，因为倾向支持北京的力量越来越大，美国虽可争取到部分国家转向，但不够支撑双重代表权案的三分之二，亦不容易击败阿尔巴尼亚案，因阿案只需争取到简单多数。美方也认为，就算双重代表权案可通过，国府在安理会的地位也会受到其他安理会理事国的挑战，若安理会就此表决，国府还是会失去安理会席次。

▼民进党执政从未忘却“台湾入联”的“美梦”：

美不保证国府安理会席次

尼克松之后派遣墨菲（Robert Murphy）为特使，到台湾亲自与蒋介石沟通联合国问题，墨菲返回华府后，5月21日向尼克松报告，蒋可能会妥协，接受两个中国案，但要确保国府在安理会的席次，尼克松则认为不太可能保住安理会席次。

5月26日，基辛格告诉尼克松，美国出面保证国府安理会席次是办不到的。次日，尼克松与国务卿罗杰斯、基辛格讨论该问题时，尼克松说，就他的理解，蒋的立场是战斗到底或接受双重代表，但美国必须保证国府在安理会的席次，不过，我们办不到。基辛格告诉尼克松，将情感因素搁在一旁，台湾是美国最不重要的问题。尼克松也附和说，很遗憾，但的确就是如此。

美国无法保证国府在安理会的席次，这让台北当局知道，退出联合国已是迟早的事，美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想拉拢北京，这不仅无法巩固许多国家支持台湾的立场，还间接促成了许多国家转向。

基辛格在表决前再度赴京

国务院档案中有一份1971年10月由尼克松的国安幕僚海格（Alexander Haig）提出的备忘录，其中提及美方准备在联合国采取的议事策略，首先是提出优先动议，这是为了将重大问题议案列为第一案表决，如重大问题案表决成功，阿尔巴尼亚案自然就不容易通过，这时候再提出双重代表权案，让中共进入联合国，重大问题案仍然是美国全力推动的优先方案。从这份文件可以看到，美方的立场仍是允许北京加入联合国，但希望保住台湾的会籍，只不过蒋介石念兹在兹的安理会席次，完全不在美国的考虑之中，美方只想解决北京入联带来的纷扰，想办法保住台湾的席次，而不考虑蒋对安理会席次的态度。

从华府与台北的沟通过程可以发现，蒋介石对会籍问题的态度，并非如外界以为的毫无弹性。蒋在1971年4月愿意面对国际外交现实，勉强接受双重代表权的模式，但他坚持要保留中华民国在安理会的席次，因为对蒋来说，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是国府在抗战时牺牲无数军民换来的政治地位，如果失去安理会席次，就无异于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这才是半年后联合国大会表决时，中华民国率先表达退出，不愿接受国际社会加诸于国府身上的羞辱的最大原因。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的表决结果，美国所提的重大问题案55票赞成，59票反对，15票弃权，没有通过。阿尔巴尼亚决议案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北京从此取代台北在联合国的会籍。有趣的现实是，联大表决之前，基辛格又跑了一趟北京，这让外界清楚察觉，美国在这场重大的外交战中，早就做了选择。

（本文作者高靖，系台湾资深媒体人；经授权转载，原载《观察》杂志第97期，2021年9月号）

转载自 多维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