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共识与文明升华

文明是人类生命的根本素质，因此也是全部人类历史的本质。社会运动即是人类追求文明和试图实现幸福的过程，然而，由于人类生命的复杂性与自身品质的多样性，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的全部存在，绝不完全符合文明的标准和要求，相反，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社会现实中，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不文明、反文明的现象不仅存在而且甚至于还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人类有文字以来的全部历史记载，都充斥着比比皆是的不文明和反文明的事实，以至于相当部分的人们，甚至把许多不文明与反文明的现象视为正常逻辑。
对于华夏民族而言，公元前8—3世纪的大致500年，是农耕社会的文明体系的最重要的形成时期。在这大致5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以地处华北平原为主体的华夏民族，在家庭结构上以一夫多妻制为主要形态，相同姓氏的族群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构成一个的的有组织的劳动体系，形成了星罗棋布的自然村庄，村庄的周围便是各个不同家庭耕种的土地，每个家庭的劳动者都遵循“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并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有文字记载的周朝起，华夏民族的主体便选择定居生活、房屋的建造、土地的开垦、水井的挖掘、农作物的灌溉、以及各种手工业、农具的制造、（牛、马、猪、羊等）大牲畜的饲养、牛车、马车的制造以及各种形式的手推车的制造、酿酒、火种的保存、草药的加工、文字书写以竹帛和刻写为主，以私塾为主体的教育形式也开始兴起，音乐与舞蹈也十分繁荣，也就是说，从姬昌生活其中的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华夏民族的农耕社会形态已经确定和成熟。以家庭（家族）为核心劳动组织的农耕生产方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页。
公元前8—3世纪的诸子百家争鸣，是传说中仓颉造字之后华夏民族的一个最伟大的文化、科技、教育的大发展、大繁荣和大成熟的时期。至今这个伟大的时代仍然无与伦比。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20世纪结束，在如此漫长的历史时间里，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百家争鸣的伟大社会现象。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得华夏民族在价值观和社会治理理念方面，形成了最广泛的共识。
在诸子百家中，儒家固然是一个致力于服务于统治者的流派，不过，以儒贾价值为代表的“士子”们，在为统治者的服务方面上存在一定的道德底线，然而，法家在“法、势、术”理念的支配下，从秦始皇利用的韩非、李斯等法家代表人物的作为看，法家充当了一支完完全全为了维护统治者利益和统治需要的流派，事实上，这个流派在秦朝之后，对一系列恶劣的权力传统发挥了最大的影响力。
在春秋战国时代结束后，华夏民族在经历暴秦的短暂统治并且经历汉朝200多年的统治，伟大的百家争鸣的文化与科技精神基本上被完全泯灭。
《礼记》是一部周朝便存在的书籍，她的编定者是西汉戴德和他侄子戴圣，他们是西汉时期梁国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属于周朝宋国君主宋戴公的第二十二世孙。据研究，戴德生年不早于前99年，卒年大约在公元前37年至公元前23年间。戴圣的年龄应该更小些。《礼记·礼运》大同章（通常简称“礼运大同篇”提出了伟大的“天下大同”的政治理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注 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天下大同——的思想是针对“天下为家”的政治体制和狭隘观念而提出的。然而，中国始终没有能够真正找到和确定实现“天下大同”的制度与方法。
专门为王室与大富商服务的士大夫阶层也应运而生，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从来没有发生过持续的、长久的、大规模的和普及性的产业分工的社会，截止于20世纪末叶，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始终以农业人口为主体。延续800年之久的周朝政体是分封制，公元前221年秦朝灭六而实现统一，发生一场著名的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最后定位执行“郡县制”的政体。这种大一统的政体形态一直延续到1911年满清王朝灭亡为止。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与黄兴之间进行过总统制和内阁制的争论。20世纪华夏民族在政治上实现了由“家天下”向“党天下”的转型，21世纪华夏民族必然实现“党天下”向“民天下”的伟大飞跃。毫无疑问，一种合理的、稳固的政体框架，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石般的作用。
在21世纪，华夏民族复兴仍然需要延续诸子百家的勇敢的探索精神，并且发扬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墨家提倡的“兼相爱、交相利”和“兴天下利、除天下害”的理念、以及农家、医家等光辉的价值。
华夏民族必须走好21世纪百年的社会发展之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创建起文明的价值体系、公平的制度体系与富于创新活力的产业体系——此三者是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成功的最可靠的保证。21世纪华夏民族在社会政策方面，必须达成走以产业与科技革命为核心道路的政策共识。
华夏民族在文化形态的建设方面，必须走上一种研究、探索、认识、开发与利用自然界物质运动规律的方向，如此，华夏民族才能够逐步走到人类文明的最前列，并且造福于全人类的幸福。历史上，在公元前8—3世纪的大致5个世纪里，华夏民族曾经涌现出诸子百家，这些学派分别对社会文明进步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全民族的文明共识不仅是21世纪中国社会走向成功的根本保障，也同时是华夏民族的文化形态升华的关键，是中国长治久安和持续繁荣的实质条件和核心基础。
创建崭新的知识体系，是华夏民族社会文明升华的至关重要的前提，无论是产业结构升级和生产力发展，还是整个社会形态的进步，都需要崭新的知识为之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支撑，因此，华夏民族在21世纪，最需要创新社会的知识体系，包括价值观和科学领域的一切知识领域。
西方国家的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源自于古希腊的伟大创造，在18世纪的产业革命和制度大革命过程中，形成了牢不可破的以自由和民主为根基的价值理念。而在中国，由于从来没有发生持续的产业革命和社会分工的大发展，因此，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始终处于“官本位”的支配下。近代以来，以1840年鸦片战争后形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及20世纪的“超英赶美”的简单口号，都基于对人类文明的盲目立场和对历史运动实质的荒唐观念，根本没有认识到人类文明的实质与社会发展的正确方法。
在21世纪，创建崭新的社会知识体系于知识内容，是华夏民族实现文明升华的必由之路和不二法门。从现在起，我们社会的一切精英分子，都应该自觉地致力于为创建崭新知识体系而自觉的奋斗，包括科学家、企业家和人文知识分子，从此实现科学知识的实质性突破与人文价值的改观。
华夏民族的文化形态，必须转变为一种自觉的面向自然界的文化形态。在文化取向方面，转向以研究、认识、开发和利用自然界物质的文化，“君子不器”是传统文人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对于现代知识分子而言，应该是“君子必器”。
只要人类还在地球上生活，那么，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一对永恒的关系。面对自然界，人类探索、认识、开发、利用自然界物质的任务永远不会达到顶峰、也永远不会终止。人类智力随着研究和不断认知自然界物质运动规律的程度而不断得到提高，同时，人类研究和利用客观物质的过程，本身即是人类智力发展的结果。由于自然界是一种具有无限性属性的客观存在，因此，人类的智力也具有无限的发展空间。因此，人类的社会文明同样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人类认识自然界的使命没有终点和最高点，因此，人类的社会文明同样不存在终点和最高点。
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最主要的标志体现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方面，而改善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需要人类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合理、公平与正义，一句话，需要社会关系的文明。人类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文明需要良好的价值体系、制度体系、法律体系以及富于创新活力的产业体系的保障，否则，人类的社会形态便不会得到正常的发展。
因此，21世纪中国迫切需要树立以文明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设计以公平为基准的制度体系，并且开辟一种富于创新活力的、完善的产业体系。这些因素是21世纪中国社会文明升华的根本保证。
华夏民族文明共识的形成，需要极大的改造传统的认识社会问题的立场、态度，在思维方法方面，引导全社会走上以探索自然界物质引导规律欸核心方向的意识形态，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
天下文明——这不仅是华夏民族、而且是全人类的普遍共识。而人类共识之下的正确方法，才是实现社会幸福的核心问题。
徐国进
2021年8月11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