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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9月 18,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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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挂帅”与“经济中心”后的必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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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挂帅转向经济中心是中国的一场正确的选择。而现在,站在改革开放时期40年的基础上,开辟华夏民族的社会进入一个全面的、整体的、综合性的文明升华的时代,这是改革开放时期后的必由之路和应有的历史逻辑。因此,政治挂帅—经济中心—社会文明全面升华——这是中国的必然和自然的历史逻辑。

中国:“政治挂帅”与“经济中心”后的必然逻辑
——华夏民族的社会文明之全面升华

中国大陆社会在1950年代至今,大致经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时期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如果用这两个时代的政治领袖人物命名,那么,可以叫做“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前者(1950—1978),后者(1980—至今)。
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评价,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11届6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该《决议》分为8个部分:(1)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2)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3)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4)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5)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6)历史的伟大转折;(7)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8)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到1978年12月中共11届3中全会,可以说,中国人民通过两年多的痛苦的思考于探索,一场比任何政治运动都深刻千百倍的经济改革于对外开放开始了。政治上的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以及“平反冤假错案”以及提出“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政策思路;哲学上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农村,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18位农民签署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这一壮举直接冲破“一大二公”的所有制观念,到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1982年1月1日,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4年中共的12届3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已经确认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分离。1986年1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提出要“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从此“放权让利”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成为城市公司企业冲破单一的计划体制的途径和中国国营企业改革的基本模式。
到80年代末,中国在生活资料方面基本终结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所谓“短缺经济”的困境。中国城乡社会的“凭票供应”的供销体系逐步终结,布票、粮票等货币之外的分配形式走入历史。
在1992年春天,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中国的民营企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原有的适应市场需要的“乡镇企业”得到壮大,城市中以房地产业开发公司很快成为民营企业的龙头,同时,电信业、金融业、汽车业等重要的行业迅速崛起,合在一起充当中国经济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
在20世纪90年代后,电信业和房地产业走上高速发展的轨道。在财政与金融领域里,各类金融机构业快速兴起,信托业、保险业、证券业等,1990年底深沪两个证券交易所分别创建,社会保障体系在1992年开始建立,同时,企业的会计制度也开始进行改革,由单一的收付实现制转为权责发生制的记账原则。
进入21世纪以来的20年,中国经济在前十年仍然处于高速增长的轨道上,投资、进出口与消费均处于高速增长的过程。发生在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一场全球化的金融危机,并且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对外贸易,可以说,在美国“次贷危机”后,中国的经济运行便开始逐步呈现下滑的形态,直至现在,中国国内经济的大调整状态仍然在持续中。
计划体制的垮塌和市场体制的建立是两个并行不悖的经济改革线路。农业生产家庭联产责任制和国有中小企业的“承包制”,分别是农村和城市经济改革的重点,也是激发经济活力的两个关键的政策措施。在80年代中期,农村社会的乡镇企业快速兴起,并且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的补充和满足社会需求的重要渠道。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时代主题的改革开放,是比之前的任何一场政治运动深刻千百倍的大变革。
改革开放时期可以认为是华夏民族由衰转盛的一个伟大的序幕,这个时期波澜壮阔而生动丰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这个历史时期的唯一主题。中国人第一次彻底的觉悟,改善和提升自身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的根本因素是丰富的商品和多样性的服务,而不在是来自政治权力方面的某些变化。
改革开放时期40年,是中国全部历史上创造社会物质财富最多的时期,这40年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数量,远远超过以往4000年文字记载的社会财富的总和。当然,这样的单纯的从物质财富数量的比较,显得过于机械和缺乏历史感。但是,这种简单的比较对于说明改革开放时期历史地位是具有意义的。
在改革开放时期,华夏民族在历史上从未迸发出如此强大的物质财富的创造力和吸纳力。社会产业分工的大调整、大发展、大升华。在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等主要的领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进步。
从“政治挂帅”转向“经济中心”,是华夏民族在20世纪一场无奈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业是一个极端的选择。然而,在1976年10月十年“文革”结束后,华夏民族别无选择,只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是说,只能从“政治挂帅”转型为“经济中心”。改革开放时期历史地验证了华夏民族在社会发展与进步方面的无限活力和创造力,同时,通过改革开放时期40年的伟大实践,华夏民族在文化、意识形态和历史观方面,也已经更接近于和开始把握住历史的实质。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都必须是实现文明的工具、是服务于幸福的手段、是推定科学与民主的助力。事实上,人类的社会生活在整体上从来不能够“以阶级斗争为纲”,也不能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能以文明的价值与行动为纲、为中心。
毋庸置疑,从政治挂帅转向经济中心是中国的一场正确的选择。而现在,站在改革开放时期40年的基础上,开辟华夏民族的社会进入一个全面的、整体的、综合性的文明升华的时代,这是改革开放时期后的必由之路和应有的历史逻辑。因此,政治挂帅—经济中心—社会文明全面升华——这是中国的必然和自然的历史逻辑。而且,在中国大陆经历了40多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之后,华夏民族的14亿社会成员的共同心声和强烈愿望。
毫无疑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是华夏民族的社会生活的一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进步。当然,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形形色色的社会污浊现象也比比皆是。事实上,对“改革开放时期”的理论反思,从2008年年开始了。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场反思并贸易能够取得应有的理论和政治成果,更没有达成最广泛的社会共识。
站在21世纪第三个年代开始之际,华夏民族的一切智者,都应该自觉承担起创造21世纪美好未来的责任。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企业家、教育家——这五位一体的精英群体,是我们的社会走向美好未来的引领力量。在其中,政治家的责任最为重大。
社会文明之全面升华——这是21世纪初中国的唯一历史选择。
徐国进
2021年9月18日星期六
附件: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原文)(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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