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如何影响中国的出口、产业链和劳动力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引擎。2020年，中国数字贸易占到国内服务贸易总额的25.6%，为历史最高水平。这一年也标志着对外贸易的转折点——跨境电商逐步成为主流。许多一直为外国品牌代工的传统型出口企业，已逐步转做设计加代工，甚至创建自有品牌并在海外平台直接开店。许多原先不为人知的中国企业由此强势崛起，包括总部位于南京、供应链位于广州的在线零售商Shein。

跨境电商的兴起，为中国厂商带来了利润、更大的海外市场份额，但也带来了更高的法律成本，尤其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数据隐私和跨国税法差异等方面。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加剧。因为传统贸易通常依赖少数外国买家的大订单，但跨境电商业务极为灵活，可以在不同平台上开设数家网店，每个产品的出货量可能都很小，但是翻新极快。这对研发和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当然，海外平台本身也是新的挑战——几乎每个平台（如亚马逊、全球速卖通和Lazada）都有自己独特的要求，有时候关于存货、物流等要求会给小商家带来预料不到的额外成本。

数字基建

在过去十年，数字经济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零售市场、支付系统和物流体系。这种突飞猛进的增长一方面是受居民财富积累的推动，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学中所谓的陈年资本假说（Vintage capital hypothesis）：发达国家早已拥有成熟的信用卡支付等金融系统，对于转向数字经济的积极性不高。而中国并没有类似既定系统的束缚，消费者和企业很快接受了数字化带来的便利。

下一步数字经济的突破将依靠数字基建的升级，5G是其中的关键技术。得益于华为和中兴等注重研发的企业，中国在5G专利和部署方面居世界领先水平。根据工信部的数据，截至去年底，中国已经建设了近100万个5G基站，占世界总量的70%以上，其中大部分是国企牵头建设的。政府估计到2030年，5G相关基础设施的投资将超过4000亿美元。

5G技术在中国的应用已经进入更广泛的产业链，这将对服务业产生深远影响。利用高带宽和低延迟的特性，5G网络将延伸至以前无法到达的地方，如地下煤矿、海上钻井平台和港口。中国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山西已开始在地下开采中尝试部署5G，以创建更安全、高效、低碳的矿井。5G扩展了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的范围，有助于实现更大范围内的自动化。

随着自动化水平的提高，数字经济也意味着劳动力的转移。更多人将从收银和送货等重复性任务中解放出来，更多人将专注于创新和人文关怀的服务中。即使在同一个行业内，劳动力也会更加多样化。例如，采矿和金属加工传统上是男性占主导的行业，因为它们通常涉及搬运大型机械，或者需要前往偏远地区出差。如果这些机器可以被无人驾驶或远程操作的设备所取代，该行业可以显著扩大可用的工人队伍。不方便旅行的人，比如残疾人，或者需要在家照顾小孩的父母，可以远程操作机器。尽管数字化转型将导致部分劳动力的转移甚至短期失业，但总的来说，在自动化的大背景下，工作机会对于所有人都相对更公平了。近年来，一线工人短缺影响了制造业生产，因此企业有很大动力进行自动化升级并多样化劳动力来源。

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监管带来挑战，尤其是在规范企业应该如何使用公民数据上。数据是未来的大宗商品，地位堪比当今世界的石油。但在大多数国家，对于石油贸易都有明确的规则，但关于如何使用数据的监管却是滞后的。中国几项重大法律已在近期出台，包括《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这两部法律将在数据市场中引入法治，为未来几十年的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在中国转向高质量增长的过程中，科技进步和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中国科技产业的重组，才刚刚开始。更多的资本，将转向需要深度技术和绿色发展的领域。这不仅仅是商业效率问题，还会对中国生产率产生长期影响。政府希望实现共同富裕，而实现这个目标需要针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再分配，也需要给中小企业额外的帮助。中央在政策上已经有所倾斜，近期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成立，表明资本市场将致力于帮助中小科技企业融资。政府和大公司将设立更多基金，通过第三次收入分配帮助小企业和个人得到金融支持。

数字货币将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央行数字货币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因为央行可以直接针对需要的个人和企业提供贷款服务或者补贴。鉴于中国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央行数字货币将有望成为未来贸易结算的重要手段，降低跨境交易成本，尤其是与小国间的贸易成本。中国的数字化转型已经重塑了国内经济，但其数字经济的全球化才刚刚起步。

（作者王丹为恒生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转载自 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