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重返公众视野 (下):谈新作《問史笔记》揭露历史谎言
滚动 不平则鸣远离公众视野二十多年的中国著名记者戴晴,近期在泰国清迈接受本台专访,她除了回顾1989年学运期间的经历,还谈到接下来的新书《問史笔记》,希望叩问中共党史一些关键事件的来龙去脉,将“他们的谎话揭露”。
远离公众视野二十多年的中国著名记者戴晴,近期在泰国清迈接受本台专访,她除了回顾1989年学运期间的经历,还谈到接下来的新书《問史笔记》,希望叩问中共党史一些关键事件的来龙去脉,将“他们的谎话揭露”。以下是记者与戴晴访谈的第二集内容。
记者:您最近完成了《邓小平在1989》35周年版,又在写新书《問史笔记》。您可否介绍一下这本书?
戴晴:我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我应该是慢慢慢慢的远离这个社会,我能做什么就做一点什么。你比如说他们让我写一个邓小平在1989,这个事情是很大的一件事,按理说不应该我承担。但是没有人承担,我承担下来了,我就叫它做未定稿,我的所有资讯都是有限的,但是我对历史的叩问是无尽的。我那么多问题要问,所以这本书继续留给你们后人,叫未定稿,一点一点完成。我现在写问史笔记。这也是我的编辑给我出的题目,就是说你觉得有什么问题,你就问一问,然后你想办法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出来答案什么。
记者:您的《问史笔记》会问些什么?
戴晴:你比如说,潘汉年(中共特工,曾任上海市长,后被打成反革命监禁至死)。潘汉年那样的智慧,会因为毛主席说了一句话,他就拿着材料找陈毅去了,接着就成了,一下子就定了,怎么一下子就定成了饶漱石、杨帆、潘汉年反革命集团,是你那故事吗?你骗我吧,特别有意思的是,写潘汉年那本书的作者尹琦。尹琦是公安部给他出的题目,而且给他的资料,然后我就到尹琦那儿去了,我就一个一个一个问题问他。我就把1989邓小平那本书拿来,我说送给你这本书,他看见这本书一把就抢过来,就回到他的小屋去了就藏起来了。然后接着我就问他问题,他一个都不回答。我就说毛(毛泽东)闭幕会的时候是那么说的吗?闭幕会的时候31号晚上,潘汉年他在哪儿啊?第二天他能找到陈毅吗?陈毅第二天全部有事啊!第三天……然后就问,他一个问题都不回答,最后呢?下面我跟你说的这句话。你不要发表,我可以告诉你……。
戴晴问史:中国开国大典图像为何有四个版本
戴晴:国庆大典版本四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当时的情况,第二个版本没高岗了,第三个版本没刘少奇了,第四个版本没林伯渠了。为什么没有林伯渠呢?原来毛泽东1954年在杭州的时候,他住在那儿,江青接到了一封匿名信,这个匿名信就是林伯渠的夫人写的,她叫做朱明。朱明写了这封匿名信,以后呢这个就叫做18号案,这个柯庆施挂帅、罗瑞卿挂帅,所有的省委书记公安局长,整整折腾了多少年,破不了案,就问谁写的?江青问谁写的?杨帆写的吧?谁写的吧。抓了那么多人,破不了案,然后呢,林伯渠死了,然后他给咱们的故事就是朱明就是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杨尚昆一看,这不就是那个笔体吗?不就是那个匿名信吗?于是就来问他,朱明说是我干的,第二天她就自杀了,然后就结案了,你相信吗?这故事。朱明那个匿名信发到杭州,发到江青手里,别说王芳、罗瑞卿能破案,连我都破得了这个案子等等,这就叫问史笔记,很好看的问史笔记。这是我要把我所知道的一点点,他们想说谎话来骗咱们大家的,我能知道多少,我就揭露多少。
戴晴:当记者的痛苦是总被警察跟着
记者:在中国,记者写东西,其实很多东西知道、想写又不能写,这对记者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您感受最深了?
戴晴:我没有痛苦。我的痛苦就是警察老跟着我,但是我绝对什么时候我都不在我自己的作品里边打折扣,我没有告诉你的是因为我不知道。我绝对不会说我知道了某人什么某一天,绝对不会玩这个。
记者:您出来的时候,警察是不是跟你说,不能接受采访不能怎么样,也立了很多的要求?
戴晴:不仅仅是我这次出来,整个这么多年,我之所以能够,那时候你可能不在。我是2023年就是王小佳(女儿)她正好呢那个2023年她55岁,她就赶着她过生日那天就退休了,她一退休了那么我美国那么多朋友那么多那个亲戚啊,弟弟妹妹侄子侄女外甥什么一大堆,因为我觉得我也是到了我的生命的晚期了,我就要走一圈看看他们,警察居然就把我放出去了。然后我跟他的约定说,我第一不接受采访,然后第二,我不参加激烈的社会活动,他就放我出去了。然后我到了各个大学,大家想跟我聊天,你们在美国不是有个叫做close door meeting(闭门会议),全是close door meeting,所有参加会的人不可以录像不可以手机,不可以录音,不可以张扬,所有的人都没有张扬,所以等于我一圈什么事都没有。又回来了,到了香港又回北京,把这警察给高兴的呀!他认为我履行了他这个,我是履行了,履行了,那你没说不可以参加close door meeting等等。现在警察他们心里非常清楚,他们头儿来看我,到我们家,然后就说,您对我们还有什么要求,然后你什么可以提一提,我说我对你们就是有一个要求,很简单,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从比如说80年代之后到现在,我哪件事做错了?你们今天对我这样,我哪件事错了?他说我们也没有研究,他们知道得很清楚。
记者:讲讲您的身体状态,来了以后,自己的心情跟北京相比,有没有不适应的?
戴晴:北京的它的雾霾实际上是煤和汽油和各种各样的它的大的工业、大的工厂垃圾焚烧,它那个人口、那么大的密集,所以它的雾霾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这里边有特别比如说有硫什么等等。那么清迈呢,你看看它的人口密度,你看看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呢他烧稻草那是碳。所以呢,你就闻着有烟味儿,当然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们就说,你烧稻草你干嘛要烧稻草你在发展,你的建材你不要去用土用什么了,用稻草板。
仍会了解中国的事 但盼轻松度过余生
记者:现在您对国内的一些情况,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的发展,您现在会经常去关注它们吗?
戴晴:不关注,原则上你所谓的关注,我要知道怎么回事,你比如说三中全会拖了那么久,但是三中全会抛出了一个信息,民营经济和这个国有经济要怎么样,像这些我会了解,但是呢,我绝对不会,比如说又走到第一线,我要指出来然后怎么样,批评你包子怎么样,绝对不会这样了。我知道很多年轻人,很多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他们在做这些事情,我呢就是谨守我自己的角色,做我能做的事,把我这个余生,很轻松的走过就完了。
转载自 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