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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5月 11,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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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 :大众传媒时代的普罗儒学

大众观点

眼下的《论语》或“孔子热”,远远超过了前几年“新儒学”或“政治儒学”的影响范围,性质也不相同

2007年夏我回国讲学时,在我母亲的抽屉里看到了一迭整整齐齐的剪报,是于丹的《论语》心得。有一天,我去看我妹妹,见她的桌子上放着一本《傅佩荣<论语>心得》。过了几天,我又在苏州新闻网上读到一则报道,说单单在观前苏州书城《于丹<论语>心得》就已经售出了近6000册。在书店里,半年前不过十几个品种的《论语》读本目前的品种量竟然达到了153个。在《于丹<论语>心得》的带动下,有关《论语》的读物源源不断地出现在书架上。这些读本中有人民文学、中华书局、江苏古籍、黄山书社、浙江人民等出版社推出的《论语》读本,其中既有老版重印,也有新版新著。从作者来看,大部分是以编辑为主的专业作者,也有大师级的专家点校、译注、评说——钱穆、杨伯峻、南怀瑾、傅佩荣。从体例来看,既有专为低幼儿童打造的彩图注音版,也有针对外国读者的汉英对照版,形式丰富者还有漫画论语、书法论语等等。跳出《论语》读《论语》的读物也不在少数,如九州出版社出版的《论语的领导智慧》和《论语的管理智慧》。一连几件事,让我切身体会到了在当今中国的《论语》热。

眼下的《论语》或“孔子热”,远远超过了前几年“新儒学”或“政治儒学”的影响范围,性质也不相同。它不是发生在学院里,促成的力量也不是专家们的学术研究或文化理论。它发生在社会的平民阶层中,促成的力量是电视传媒,因此可以称得上是大众传媒时代的普罗儒学。

与精英的“新儒学”不同,普罗儒学是一种没有政治使命感的儒学。于丹推动了普罗儒学,但她并不是什么公共道德权威,她只是一位媒体明星。观众听她说《论语》,不是从师问道,只是分享个人心得。她的不求甚解,贵在点滴的“心得”,是一种可以模仿的大众问知样式。当明星,无非就是为大众提供某种可以模仿的示范,于丹也不例外。

普罗儒学是大众文化消费时代的一个文化商品现象,所以不能用纯学术的眼光去看待它。在大众消费文化中,《论语》已经被媒体包装成为能满足当下消费者需要的商品。它的流通模式不只是出售,而且是零售。越零售的东西,才越具有个体选择性。片片断断的“心得”就是按零售的需要而包装起来的。电视受众(或者电视讲本的读者)并不需要对《论语》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便能随意直接消费每一个“心得”的零售片断。

普罗儒学消费满足什么需要,完全由消费者自行决定。这是消费经济“消费者主权”的一部分。消费者需要的可以是心理抚慰或者智性启迪,也可以就是单纯的消遣。不管满足何种需要,“心得”都像是方便的快餐。观众可以像拧开水龙头倒一杯水那样,随意按时打开电视。于旦以“心得”的方式解读《论语》,观众则再从于旦的“心得”中得到他们自己的“心得”。这令人想起了文革期间学习和交流《语录》体会和“活学活用”的情形。在一个长期缺乏独立思想习惯和能力的社会里, “心得”很自然成为传播某种思想最快捷有效的方式。

必须看到,大众消费时代的快餐“思想”和革命时代的速成“觉悟”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功能,也呈现出明显的非政治和纯政治间的差别。大众《论语》的非政治化甚至标志着传统儒学公共作用的转变,也就是所谓的“古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今人半部《论语》可以护一生。”从“治天下”到“护一生”,儒学身段的下降,是它平民化的一个根本条件。

普罗儒学非政治化,标志着当今中国“国家教化”和“个人修养”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在中国,社会教化一向是由国家话语所主导的。儒学本身就曾经是这样一种国家话语,但后来被别的国家话语所强行取代。今天的普罗儒学并不是作为一种另类国家话语卷土重来。它仅仅是一种非国家,甚至非政治的“人生”话语。它只作“自我修养”的期许,而不挑战现有的国家教化权威。在当今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它也只能以这种方式存在。但是,它的存在,它的广受欢迎,本身已经在评判国家教化的失败。

孔子处于春秋乱世,礼崩乐坏,人间规范瓦解,他的许多言论都是与此有关的人生体悟和思想智慧。今天的《论语》心得也还是由对世道时事的感触而发。孔子在春秋时代怀有现实的抱负,他曾周游列国,天下人都知道他的淑世热忱。但是,今天的《论语》心得者却已经体会不到这种抱负,而只是在个人的内心化解为一种自我完足的“修养”。人在世间,觉得无力对社会环境产生影响,却又不愿意完全随波逐流,最容易步入这样一种独善其身的心境,往往是出于无可奈何,而非出于透彻的智慧。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批评于旦《论语》心得的人们感到忧虑。他们从中看到了一种逃避主义,一种以个人修行内功,应对外部世界不公不平的危险。于旦的《心得》中确实有许多这样的动东西。于丹断言:“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增强把握幸福的能力,正是学习的终极目的。”怎么把握快乐、幸福呢?于丹开出的药方是:“适应日常秩序”。在不合理的现实面前不要不满,不要反抗,把一切痛苦都在自己的内心化解。批评者有理由对于丹的心得提出这样的问题,普罗儒学满足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理需要?用半部《论语》护一生,护的是怎样的人生?这个人生和它的存在环境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当今社会乱象丛生,价值观错乱、人际关系恶化、个人与社会关系失衡,以致发生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这样的事惰,不过是冰山一角。许多人形成了这样的概念,那就是社会的道德躯体出现了严重的病症。在这种情况下,用传统的道德像打葡萄糖点滴,或者像喂育稀释的鸡汤一样,慢慢地帮助病弱的躯体恢复元气,并非完全没有积极意义。但是,这样的治疗真的能解决那些本质性的严重社会问题? 真的能造就一个体强魄健的正义社会?对中国社会现在所患的疾病,打道德点滴和喂心灵鸡汤,会不会根本就是自欺欺人,甚至是庸医害人,变相下毒?

在评价普罗《论语》社会功能的分歧上,支持者看到的是“药”,而批评者看到的是“毒”。其实,任何思想都有亦药亦毒的两面,从本质上断定某种思想只能是药,或者只能是毒,都疏忽了思想的特定社会环境。在观察和判断思想的社会作用时,恐怕正可以借鉴医学对毒、药可以转变的基本观点。《周礼·天官》里说,“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有论者对此作了现代医学的引申,把医学治疗理解为“一种控制性的施毒,其中有疗效的物品都有不可忽视的内在毒性。”一物既可治病,又可伤人,一切全在如何小心取舍和平衡。

在当今中国社会中, 普罗《论语》的确正在起到一些药的作用。它对普通人的吸引力也大多与此有关。对绝大多数于旦的读者来说,了解和分享《论语》心得并不是要恢复什么失去的“礼乐”,而是要寻找某种可以帮助他们体察自己内心的“安与不安”的意念,这个意念就是“向善”。这种“向善”与由利益驱动的“表现进步”和“营造形象”是不同的。在现今中国环境中,这种“向善”的意念和行为不会给人带来权力和物质的利益。正因为如此,这种“向善”才具有“真诚”的价值。与带有西方色采的“生活在真实中”(哈维尔语)相比,儒学的“真诚”更能为普通中国人提供一种他们能理解,并用于日常生活的伦理语言。

眼下中国社会中的语言,包括伦理语言,要么是夸大、虚伪、空洞,要么就是煽情、幼稚和假天真。相比之下,儒家的伦理语言简炼、隽永、凝重、深沉。它的古朴散发出历史沉淀的智慧和源远流长的理趣。儒家语言也曾经是一种因陈旧而显得陈腐的语言,但因为长久没有听见,所以如今让许多人,尤其是年青人感到新鲜。人们几乎是带着怀旧的情绪去重拾这样的语言。就像经历了“破四旧”劫难, 幸存至今的老物件,儒家语言也给人一种很朴实的真实感。用这样的语言谈论个人经验和体会,给人带来一种思考和表达上的满足,也使人觉得能够与矫情虚饰、千人一面的“场面上”语言拉开距离。这种语言感觉甚至能让使用者产生彼此认同的感觉,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群体构建的效果。这和佛教或基督教语言给教众带来认同感是一个道理。

普罗儒学的出现,再一次向我们提出如何看待大众文化时代的消费者主体问题。大众消费理论中存在两种对立的看法。第一种是“文化操控”,第二种是“消费者主权”。在个人主体性上, “文化操控”论将消费者视为由现存经济、商品和大众文化机制所愚弄摆布的“文化傻瓜”。“消费者主权”论则将消费者视为有主体选择意识,并在商品使用中行使实际自由权利的“文化英雄”。在政治上, “文化操控”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强调现有意识形态对普通人的思想控制,使他们无法成为有效的反抗主体。而“消费者主权”论则有民粹主义倾向,强调每个消费者都是独立的自由主体,都已经是社会参与的有效分子。 普罗儒学让我们看到,单一的“傻瓜”和“英雄”模式都不足以解释这一文化现象。普通中国人即便热衷普罗儒学,对他们的日常行为也并不见得就有实质性的影响。读了于丹的《论语》心得,拼命挣钱的照样拼命挣钱, 骂大街的照样骂大街。说“心灵快乐”,不过是在际遇受制于环境时的自我排解。普罗儒学也许最终会证明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时尚”,但它并不单纯是商业炒作操纵了文化消费者的结果。它包含着特定的社会主体选择。这种选择值得我们重视,因为它与普通人对现实生活环境和品质的直觉观察和感受有关。

波士頓書評 Boston Review of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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