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通讯:平庸之城的北京,却让中国年轻人无奈般地决定降薪回老家
焦点在经历了新冠大流行三年之后,中国经济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困境,包括房地产危机、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人口危机、外资大量外流等多重难题。
“如果能在一线城市的大公司干过,或许未来回老家工作时薪资也能高点。”
在经历了新冠大流行三年之后,中国经济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困境,包括房地产危机、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人口危机、外资大量外流等多重难题。尽管,自从去年三月份京津冀周边疫情逐渐好转,但经济恢复依旧处于疲软状态。
在北京的大型商场里,周末人们依旧只是愿意进行通过“美团”进行优惠消费,而不会选择购买超出价格预期的商品,相反在2019年,这样的情况却是人们愿意去消费。
来自山东青岛的李英,在北京东直门附近的一家商场从事柜台销售工作。李英说,自己当时来到北京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希望能够赚到钱。事实却相反,类似于李英的工作角色在北京,这座平庸之城内显得尤为普遍,很多体力劳动都是外地人在做,这样的情况和纽约、伦敦一样,有着鲜明的职业分工。似乎,很多北京本地人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觉得很没有脸面,在我采访得几位北京本地人中,多数是以一个居住在“皇城”里的“高傲的贵族”自喻。
在位于北京西南角的房山区,这里是许多在西边工作的外地人选择的落脚点之一,新修建的北京地铁16号线,减少了人们“进城”上班的通勤时间。在早上高峰时期,这里的地铁平均每3分钟一趟,但是在站台上依旧有很多人没法挤上车。曾经,北京吸引了无数的中国年轻人来到这里开启自己的梦想,憧憬着能够早日拿到一份“皇城”户口,这样的美好对于很多“北漂”的中国年轻人逐渐破灭。
那些透过高考,来到北京求学的年轻人对于这座城市的感觉就是“贵、拥挤、没有人情味”。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市的定位是“政治、文化中心”,但是现在政治中心的地位要远超经济中心的地位。曾经很火爆的笑果文化脱口秀被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叫停并罚款后,一瞬间,这种来自西方的舶来品,成为当局眼中的“眼中钉”。
越来越多的艺术活动必须合乎当局的要求进行,一些长期在北京从事艺术演出的王崇平感觉到自己回到了“革命样板戏”的年代。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年轻人对于国潮和古装风的热爱。
数十年前,北京周边呈现出短暂的用工荒现象,河北、天津的人们宁愿到北京去吃苦,也不愿意留在本地发展。十年间,这座城市创造了无数的机会,同时也无情的将很多人拒之门外。在2018年,北京市政府要求清理“低端人口”,很多人无奈版的离开,2019年,北京市在通州区规划建立“城市副中心”再一次出现清理低端人口的现实。直到刚刚结束的中国两会,越来越严苛的“安检”政策,要求进入北京的人必须“干净”,对于中国人来说,这里仿佛是一个“国中之国”。
在今年两会时,我来到了位于河北与北京交界的地方发现,这里有太多疫情时的痕迹,未拆除的铁丝网、公安检查站、身份识别仪器,还有由当地民兵进行安检的安检仪。
中国始终称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这样说法在现实中确实如此。但是,安全过度却给人造成了一种恐慌和不安。泛安全化成为中国公共安全的普遍现象,被受诟病的地铁安检仪器,程序复杂的火车站安检,强化安全的同时,这种泛安全化的设施却制造了许多工作机会和安防产业。
一些来自治安部门的官员表示,这样的措施是强化安全行为,因为“群众里也有坏人”。
经济发展与人口矛盾成为北京市发展的一个难题,一方面要不断减少常住人口的比例,一方面又要彰显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特色。这样的矛盾始终从未能完全解决,同样又需要给很多北京的新移民们提供一个微不足道的生存空间。
北京本地的人们也逐渐对于城市治理和规划流露出不满的情绪。一些居住在北京市内环建国门、王府井、万寿路、三里河的居民,对于时常出现的特殊管控手段心生怨言,唯一的办法就是默默的忍受。
来自北京一所航空院校的张同学说,我还是觉得我的家乡苏州惬意,在北京什么都贵、占有欲让我很吃不消。
张楚山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