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护自由和民主 支联会扛下压迫拒向警方提交资料

2021年8月23日，香港民主派组织“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常委会召开会议，通过了解散联合会的决议。9月5日，支联会召开记者会，宣布将于9月25日下午4时，在六四纪念馆召开特别会员大会，商讨解散议案，若有75%的会员出席，就可以通过解散决议。

据了解，香港国安处于8月25日以认为支联会为“外国代理人”为由，向支联会多名常委及相关人士发信要求其提供大量内部资料，包括邹幸彤、刘慧卿、关尚义，梁锦威、徐汉光、陶君行，还有正在服刑的何俊仁、李卓人等10 名支联会常委及相关人士，国安处称根据《港区国安法》43条实施细则，要求其两星期内交出相关资料。9月5日，支联会发声明表示不会向港警缴交资料。

9月8日一早，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与常委梁锦威、邓岳君及陈多伟被国安处逮捕。据了解，他们系因涉及《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 附表5的规定提供资料罪而被捕。有关注支联会的网民将港警此举形容为“对民间社会的恐吓”。

港警强迫支联会交出大量隐私资料

支联会是香港的泛民主派政治组织，于1989年5月21日在香港支持当时中国学生运动的全球华人大游行中成立。八九民运及六四事件后，支联会每年6月4日都在香港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全球最大规模的纪念烛光晚会，悼念“八九六四屠城事件”的亡魂，要求平反六四。

多年来，支联会坚定的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为推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而努力，但也因此成为北京当局的眼中钉。自2020年北京强推港版《国安法》后，《苹果日报》及香港支联会一直都被认为是中共当局的头号打压目标。目前《苹果日报》高层已相继被捕、报社也已关闭，支联会必然将称为港警的目前首要目标。

8月26日，香港警务处的国安处引用“港版国安法”，试图以怀疑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为由，要求支联会7位常委9月7日前提供该组织成立以来所有成员及职员资料，提供过去7年该组织涉及美国民主基金会、华人民主书院、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私人助理马克∙西蒙等中外组织和个人的联络、活动资料。警方要求提供的资料包括支联会成员和职员的个人资料、任职时间、会议记录以及收入和支出的明细等。

邹幸彤：我们是港人自发组织

据悉，这是港警首次引用国安法中有关外国代理人的条款要求香港支持民主的非政府组织提交资料。但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驳斥“外国代理人”指控并直言，警方随便指控“外国代理人”，是“渔翁撒网”，质疑是“搞钓鱼搜证”，“随便贴一个标签给你，就要你交出所有资料，现在贴一个外国代理人的标签。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指控，完全是假的指控，支联会怎会是外国代理人？我们完全是香港人自发的组织。”

本身是香港大律师的邹幸彤于9月6日出席电台节目时再次强调道，港警要求“外国代理人”提交资料时，必须确认对方是“外国代理人”这事实基础，警方国安处恐怕是用错法律。

但身兼港府行政会议成员、体制内资深大律师汤家骅却对此反驳道，法律上并无写明警方必须确认并证明对方是“外国代理人”，才可要求其递交资料，但他相信警方是掌握相关证据才行使权力，“我自己个人觉得，就算你觉得法律上有争议性的问题，作为一个香港公民，有责任协助警方调查，无须用一些情绪化的态度处理。”

利用政治操作威吓社会

然而实际上港警在过去一年内已多次尝试以不同方式要求多家组织及公司交出相关资料，如《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独立媒体》及民间人权阵线，警方所用手法或有不同，但同样是半胁迫式索要或强制搜查。

对此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受访时表示，当局现在的处事手法，是先有整肃目标，再想有什么条例可用，均为政治操作，“以不同方式要求包括支联会在内的不同组织交出资料，以达到诬告及威吓社会的目的”。

钟剑华说：“看看有否方法诬告支联会，第二方面可能想威吓社会，叫人不要再捐钱给支联会。现在威吓大家，你捐款便有纪录，可以查到并追究，吓那些人不要捐钱给这些团体，希望产生寒蝉效应，令这类团体，不单是支联会，财源进一步紧拙。第三亦不排除一个可能性，想透过拿一些资料，找到蛛丝马迹或其他证据，诬告其他政府想诬告的人。”

支联会相关资料恐将波及民运人士

对于当局的打压手段，许多学者表示了对支持自由民主的民间组织的担忧。同时，亦有人提出，或许警方正一方面利用资料问题激化社会与警方的矛盾，以达到诬告的目的，一方面试图利用这些资料打击中国民运。

支联会成立超过30年以来，一直关注并协助中国民运和异见人士，包括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八九民运人士李旺阳、“天安门母亲”、“六四案件”被捕人士、“709大抓捕”律师，以及“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丁家喜等。

由此可见，支联会多年来与许多中国民运和异见人士保有联系，这也是当局将支联会视作重要目标的一大原因，一旦向港警国安交出财务纪录或个别人士的私人资料，对这类人士的个人安全将会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

政治学者、华人民主书院荣誉校长郑宇硕在受访时透露，这次事件也牵涉华人民主书院，以及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他举例指，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经常支援中国民运人士，这些资料会否令他们受打击、拘押、被起诉，绝对令人担心，“香港民主运动也好、海外民主运动也好、中国民主运动也好，一般重要一点的活跃分子都会在监控范围之内，中国有关部门应该颇充分掌握他们的资料。不过现在大规模搜集资料，以后对于拘押他们、起诉他们，或针对海外民运分子，利用种种资料抹黑并打击他们，似乎资讯更多”。

没有什么可怕 公道自在人心

但“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却保持不同意见。“不知道是什么资料，我认为我们与支联会的联系是合法，没有什么可怕。”张先玲说，“欠债总是要还，所以说不是取消一个组织或阻止一场聚会，就能够把这个事情抹平，在历史上不留痕迹地说谎。谎言说100年，它也是谎言。如果支联会解散，我并不是感到很震惊，公道自在人心。”

目前大家对支联会该何去何从的说法各有不同。9月5日，支联会在记者会上明言拒绝交出任何资料后，亦表示拒绝配合当局“散播恐惧”。9月7日，邹幸彤在前往警察局拒绝合作上交资料的路上说，“我们会回复说‘我们认为你们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我们不理会你们’。”

香港当局早些时候曾警告说，如果支联会的领导人拒绝配合调查，他们可能面临罚款或监禁。但正如张先玲和邹幸彤所说，我们未曾犯法，警方没有任何证据却要求我们自证清白，可笑至极！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正义和真理虽迟必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