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阵父子兵：一个香港抗争家庭的抵抗与流亡之路

今年4月上旬，一个活跃于反送中运动中的香港五口之家流亡至墨西哥。在这个家庭中，父亲阿莫斯（Amos）和长子艾伦（Alan）曾参加过香港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的两次坚守，其中长子更是第一线抗争人员。近日，本台记者孙诚对阿莫斯和艾伦父子进行了近一小时的访谈，听他们讲述了一家人的抗争和流亡过程，以及他们在反送中运动中的亲身经历。在访谈中，两人多次泣不成声，并告诉了记者他们对于未来的打算。反抗不公义：这一家人为什么要参加抗争

阿莫斯今年47岁，在流亡前和他的家人居住在香港九龙西地区，他本人从事着展览布置工作。他的妻子艾米（Amy）是一名家庭主妇，两人育有三名子女。在反送中运动爆发后，他们一家人便开始走上街头，投入了抗争的洪流。

阿莫斯告诉记者，他们一家五口首次上街游行，是在反送中运动爆发的首日，也就是2019年6月9日：“那时有上百万人出去游行，反对送中条例，全香港才750万人。这么多人出来游行，政府还要强行推这个条例，所以我们很多人出去反对它。”

此后，他们一家人参加了多次大规模游行。但随着抗争与冲突逐渐激烈化，情况发生了变化。阿莫斯说：“后来愈演愈烈的时候，我太太担心小朋友的安全，就让我出去看着我大儿子，和他一起，去支持他……因为一家人都是比较支持这个运动，所以我太太也不反对他去，大家一家人都支持他去。所以每一次有街头运动我都会去陪他。”

阿莫斯的长子艾伦是一名中学生，今年16岁，在2019年时则只有14岁，是一名勇武派抗争者。在谈到为什么要站出来时，艾伦说：“见到不公义的事就想站出来，最主要是因为见到‘721’元朗事件。因为我不想没有自由、不想没有可以发言的权利。”

对于自己站出来的原因，阿莫斯也给出了相似的答案：“因为不公义。如果这个条例被通过的话，就会人人自危。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犯了什么事，都可以直接送到中国受审。你说，这东西可不可怕？”

阿莫斯还说：“直到现在，引起这件事的人陈同佳还受着政府的保护，住得好、吃得好、睡得好。但是，受到伤害的这么多香港人，逃亡的逃亡、死的死。所以，这个条例真是‘仆街’的。”（按：“仆街”为粤语口语词，有强烈否定含义。）

“我们杀死你，把你扔进海做一件浮尸”：艾伦眼中的警暴

在2019年夏天的抗争中，艾伦曾多次直面警方的催泪弹与各种防暴子弹。这一年8月放暑假时，他经历了令他印象极其深刻的一幕。

艾伦说：“当场是没有记者的，所以是没有任何报道出现的。当时我和二三十人被防暴警察逼进了一条巷子里。那条巷只有一个出口，在出口的位置有一个道路工程正在进行。”

而就在这时，包括艾伦在内的这批抗争者已经陷入了警方的夹击。艾伦描述当时的情形说：“出口的位置，已经有一批防暴警在等我们了，我们后面那里也有一批防暴警。他们就滥射催泪弹、橡胶子弹，总之所有子弹都射向了我们。”

最终，这批抗争者拼命冲出小巷出口突围，有不少人被警方扑倒逮捕。艾伦当时虽然没有被捕，但这惨烈的一幕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在同年11月30日的一次街头抗争中，艾伦却在中环一带被捕。其后，他被关押在北角警署，之后又被送往东区法院提审。而在被押解的路上，艾伦经历了难以忘记的恐怖一幕。

艾伦表示，当时，几名警察将他带上了前往法院的车，并用手铐紧紧铐住他的手腕。当他表示手铐太紧时，警察就将他的手铐铐得更严了。其后，这些警察对当时年仅14岁的他进行了可怕的威胁。艾伦说：“上了警车之后，开了一段距离，他们就开始说恐吓我的话，说‘你已经看到新闻报道有很多浮尸案，有人被从大厦上面扔下去。如果你再说，是不是想做下一个人？如果你想做的话，我们杀死你，把你扔进海做一件浮尸，被人报道出来。’”

最终，艾伦被定以“刑事毁坏”的罪名，被罚款5000元，并被判处一年“守行为”（binding over）。

上阵父子兵：父子在中大和理大并肩战斗

令父子二人印象特别深刻的经历，则是二人在2019年11月中旬一同防守香港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的那段日子。

2019年11月11日，香港抗争最惨烈的一段日子开始了。这一天，大批抗争者聚集在香港中文大学，并在二号桥与警方对峙。11月12日夜，双方在二号桥展开了持续数小时的激烈攻防。期间，警方发射了数千发催泪弹、橡胶弹及海绵弹，示威者则依托路障投掷燃烧弹还击。艾伦在11月12日这天进入中大，参加了当晚的二号桥之战。回忆当时的情况时，他说：“我是一个义务急救员（按：即First Aid，在香港抗争急救队中被称为“A队”，由最具前线经验的人担任，负责组成人链保护示威者及第一时间救走伤者）。进入中大之前，我在外面兜了12小时才进去，因为太多警察封了路，让我没法进去救人。进去了之后，是一个很恶劣的情况，周围都是催泪弹，子弹横飞。”

这次冲突，以警方未能攻破二号桥并撤退告终。而大批抗争者则坚守中大直到11月15日，最终主动集体撤离。

阿莫斯说：“在中大的时候，我参与的时间比较少，临结束我才去陪我儿子，因为我要工作。”

然而，接踵而来的理大冲突，却立刻又令父子二人在前线相聚了。

阿莫斯回忆说，和儿子从中大回到家后，儿子在家洗了个澡，就在第二天即11月16日又去了理大。11月17日，阿莫斯在下班后也进入了理大。

在11月16日这天，艾伦与大批抗争者聚集在香港理工大学，加紧修筑工事。第二天，就在阿莫斯进入理大后不久，大批警察就团团包围了理大。

在11月17日这天，艾伦处在理大正门的防线上，阿莫斯则处在稍后的位置。艾伦向记者描述了当天冲突的序幕：“大概（上午）10点钟，就有一帮蓝丝‘爱国人士’来到理大漆咸道香港历史博物馆对面的位置，拆我们的路障。我们有人打开麦克风，呼吁这些人停止拆路障，也有人到地面驱赶他们走。过了一段时间，警察就来了，发射催泪弹驱赶我们离开，也让那些蓝丝离开。那一刻，理大之战爆发了。”

入夜时分，警方出动装甲车、水炮车，并发射催泪弹、震撼弹，从各个方向攻向了坚守理大校园的上千名抗争者，抗争者则以汽油弹不断还击。在激烈的对抗中，大量抗争者负伤，作为义务急救员的艾伦救助了很多伤者。

18日凌晨时分，理大正门燃起大火，警方甚至一度突破抗争者在正门的防线并攻入校园，随后退出。在18日白天，抗争者多次尝试突围，却都以失败告终。

阿莫斯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当时学校里有很多孩子。警察攻入学校，我们两父子在一起隐蔽。他们退出之后，我们又反攻出去。我们反攻很多次都失败了，然后就见到有七个十一二岁的小朋友非常非常害怕。我们就带着他们，一起到处跑，听到哪里有路走我们就冲到哪里……我们到处冲，都冲不出去。”

在讲述这段回忆时，阿莫斯多次停顿下来，失声痛哭。

18日夜晚，一条逃生通道一度出现。部分抗争者来到理大Z区的天桥，通过游绳下降到路面，被骑电单车前来接应的市民接走。阿莫斯和艾伦父子二人和七名孩子，便是通过这种方法逃生的。

阿莫斯说，他们坐上电单车后，又被送上了前来接应的市民驾驶的私家车，“私家车下了桥之后，被‘狗’截停了（按：‘狗’是反送中抗争期间部分抗争者对香港警察的蔑称），包括我和我的儿子，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还有司机全都被捕了。这次经历，一生难忘，每次讲的时候都忍不住，因为当时那些年轻人真的很害怕。”

一行人的被捕时间，是晚上10时20分许。在讲到这里时，阿莫斯再次痛哭。

父子二人被捕之后，被羁押了38个小时。而警方直到第二天下午5时，才首次向他们提供食物。阿莫斯说：“但那些饭都是冷冰冰的。吃了这顿饭之后，等了很久才去录口供。录完口供之后，我们被保释出来。”

一定会继续抗争：流亡与对未来的期望

阿莫斯说，在被保释出来之后，他和家人就已开始做流亡的准备，但一直未能作出决定。在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态时，他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会再回来捉我们。他们捉了太多人了，可以找证据，有了足够证据之后就能给我们定罪。所以，当时我们已经准备流亡了。但是，那时候因为经费不足、还有很多因素要考虑，所以就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希望他们找不到证据。所以就一直拖延没有走成，一拖就是一年多。”

最终，“国安法”在去年7月的实施，令一家人坚定了流亡的决心：“到了国安条例实施之后，很多之前我们认识的、参加运动的人都被捕了。想逃亡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资金，只有两三万港币，买机票都不够，所以很发愁，想走也走不了。后来联络了一些人，他们肯资助我们买机票和相关费用，我们才有机会跑出来。”

而在谈到有许多香港年轻抗争者因经济原因流亡无门时，这个47岁的男人又一次流下了眼泪：“其实很多香港年轻人连吃饭的钱都没有，走也走不了。”

最终，在热心人士的资助下，阿莫斯一家人于上周登上飞机告别香港，经过泰国、荷兰两次转机，在三十多个小时的飞行后成功抵达墨西哥城，入境对港人免签的墨西哥。

当记者询问阿莫斯，他会否在海外继续坚持抗争时，他说：“我是一定要继续的。”

艾伦则表示，到达海外后，他将继续学业。以后如有机会的话，他会选择在美国参军。

“我的未来，读书，然后参军、当兵，希望我能快点等到从军的那天，希望香港能快点重光，让我回到香港继续生活。”这个16岁的大男孩一边流着泪，一边坚毅地对记者这样说。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孙诚旧金山报道  责编：嘉远    网编：瑞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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