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了：那些值得我们纪念的和我们应该记住的人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一首千年古诗写出了古代君王对有学之士的渴望与渴求，自古以来学士犹如“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凡强国明君无不盼望上天不拘一格降人才，借此“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然而，纵观世界历史，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或哪个民族的学士阶层像莘莘中华学子一样悲情，在和平年代，在为国家、公民命运呐喊的同时又遭受到当权者的残酷压迫。他们血气方刚、更纯粹，羁绊更少，因此即使面对枪口，仍义无反顾，用青春、鲜血乃至生命滋养着民主之花的盛开。

中国大陆：那帧白衣飘飘的八九 那段魂牵梦绕的时代

1989年的“六四”不仅是一个时点，更是一个符号，一段历史，它是文革后中国人追求民主自由运动的最高峰，见证了七十年代末及整个八十年代的中国历史进程。

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我们都有义务去追寻他的源头，“六四”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文革的灾难，让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痛彻心扉，于是对自由、民主、法制的追求在文革后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心中迸发， 以要民主、要言论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大字报开始出现在西单体育场宽阔的围墙上，随后又在北京大学三角地出现了北大民主墙，于是在那个转瞬即逝的“北京之春”，人们嗅到了民主的花香。

整个八十年代，人们都在反思和期盼中度过，国内市场经济的初现，国际上民主化、自由化大潮不断涌动，都鼓舞了人们追求自由的勇气。新旧能量不断的碰撞、进退，但中共党内保守势力仍然强大，“老人们”对改革处处掣肘，1989年以胡耀邦下台为标志，改革派知识分子不断受到批判，已经启动的改革进程不得不停了下来——社会矛盾在累积，只待爆发。

时间已经等不及90年代的到来，在80年代的最后一年，从4月15日到6月4日，这座积蓄已久的火山终于爆发，其带来的余威至今未散。就这一点来讲，那个时代学生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对公理所抱有的强烈的渴望，依然是他们那一代的傲骨，那个时代的精髓，也是这个民族值得铭记的光彩一页。他们曾经为正义、自由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将在历史中长存，会被将来的人们牢记并赞颂的。

“在这夜凉如水的路口，那唱歌的少年已不在风里面”—-《白衣飘飘的年代》

香港：一边堕落 一边不朽

狮子山下，时间进入21世纪10年代，14岁的黄之锋站在香港立法会外召开记者会，要求政府聆听民间组织关于政府设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诉求。此前香港政府意图在本地中小学设立“德育及公民教育科”，用来引导中港两地一致的历史观、价值观，这在香港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质疑，由14岁的黄之锋、16岁的林朗彦及17岁的钟晓晴等青年学生召集的“学民思潮反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联盟”站到了抗争的第一线——街站、联署、游行、集会及绝食等，要求香港政府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

最终，2012年10月8日，香港政府宣布搁置课程指引。年轻人赢了，但矛盾的种子也在香港年轻一代的心里种下，

往后的日子它将结出不屈的花。

2014年8月31日，北京政府批准了香港行政长官普选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831决定”，香港的政制再一次面临挑战。这一次又是年轻人站了出来，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及学民思潮两大学生组织表示分别于当年9月22日和26日发动24所大专院校及百多所中学的学生罢课，以抗议“831”决定。这一次，即将年满18岁的黄之锋又站在了争取“真普选”的前线，这一次，他的身边是17岁的周庭、21岁罗冠聪 、24岁的周永康和21岁的岑敖晖。

在这以后，这次行动逐渐演变成“雨伞运动”。

同年，黄之锋因参与“雨伞运动”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全球25位最具影响力少年。2015年《财富》杂志选出全球50名伟大领袖，黄之锋在列。2018年初，黄之锋与罗冠聪、周永康获美国12名国会议员提名竞逐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对此殊荣他们只是谦虚的回复“若有荣誉，当属百多年来的中港民主运动参与者。”

然而黄之锋却在他的家乡因参与“雨伞运动”被香港法院判监3个月。而两年后22岁的黄之锋又因参与“反送中”运动，再次被香港法院判处入狱13个半月，与他一同受审还有周庭和林朗彦。

这一代的香港年轻人，他们无措但信念坚定，他们稚嫩但目标清晰，正如罗冠聪、周永康、黄之锋三人在《回应获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中提到的，权力与金钱永远也不能权作真理，平等、自由、博爱才是一个具良知的社会应有的领航方向。权力归于人民，民主根于自治。……自主自治精神将继续引领我们几代人奋勇向前，在生命中展现勇气，于未来继续追求自由、平等和民主等为人类歌颂的价值。

“祈求 民主与自由 万世都不朽 我愿荣光归香港”

——《愿荣光归香港》

台湾：黑暗的都市 闪亮的青春

2014年3月的凯达格兰大道，静静的承载着无数手举“太阳花”的年轻人，这一次他们对抗的是被强行通过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以及海峡对面那令人窒息的压迫感。    

台湾的年轻人有用花的名字命名学运的习惯，从上世纪90年代的“野百合学运”，到本世纪的“新野百合学运”，以及此次的“太阳花学运”，这些花朵体现了不同时代学运的共同点——自主、草根、顽强、纯洁、崇高、希望。

在3月17日的立法院联席会议上，中国国民党立法委员张庆忠宣布《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审查超过90天，依法视为已经审查，强行送交立法院院会存查。此举引发公众的不满，以学生为主体的抗议活动随即爆发，林飞帆、陈为廷和黄国昌成为此次学运的领导者，这场学运是台湾1990年“野白合学运”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运。从3月18日到4月10日，585个小时，抗议学生和民众始终顽强占据着立法院，直至政府宣布搁置《协议》。

“太阳花学运”的爆发表面上是两岸经贸不平等的现状导致的，其结构性深层原因，是由于80年代末国民党不彻底的民主转型导致台湾畸形的政治体制导致的，从90年代的“野百合学运”开始，“新野百合学运”、“野草莓运动”、“太阳花学运”中学生群体一次次领导和参与民主运动，台湾社会也在一次次的抗争中逐步使台湾的民主化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民主开放的公民社会也开始尝试重塑宪法权威。此外，太阳花的绽放不仅改变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更启发了之后的香港“雨伞运动”和“反送中运动”。

“别以为我们的孩子们太小他们什么都不懂 我听到无言的抗议在他们悄悄的睡梦中”——《未来的主人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