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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3月 1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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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老师攀比学生家长收入 警惕“社会达尔文主义”撕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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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坐在高档写字楼打着领带的商务人士就比每日风吹日晒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外卖员更高贵?

近日,中国天津一位肖姓老师在课堂上的一段“训话”音频引发舆论热议,音频中该老师攀比学生家长收入,称“你妈妈挣多少钱,别怪我瞧不起你”,目前涉事教师已经被撤销教师资格并调离岗位。

我们来听听这位老师是怎么说的:“以往送到我们班的学生,全都是家长都是当官的。要不就是家里条件特别好,事业单位的。你妈妈一个月挣多少钱啊?你爸爸一个月挣多少钱啊?别怪我瞧不起你,我告诉你。XXX妈一年挣的钱都比你妈妈五十年挣得多。你们素质是一样的吗?能一样吗?你反思一下你们的家长,有多少素质?”

这位老师说此番话时显然是带着情绪的“泄愤行为”,但是她话语间似乎在传递一种信息,即“贫穷是一种原罪,且拥有高收入就证明了拥有了高素质”。一个人素质的高低居然可以直接从兜里多少钱中找答案,这话听起来滑天下之大稽,但是这位老师的这种倾向并非偶然,而是我们上一代被环境影响的产物。

对于把高资产者简化为高素质者,其实我们很多人在做决策时对高社会资产者是存在倾向性的,甚至在当今已经成为一种风气,这种观念背后源于一套理论基础——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披着演化生物学的伪装而来,将“生存斗争”“适者生存”等似是而非的自然规律强加于人类社会之上,认为在人类社会中被“淘汰”的人,都只是因为能力不足、无法适应社会环境,所以就应该承受糟糕的境况。这种理论为大至19世纪的爱尔兰大饥荒和纳粹的种族灭绝,小至日常生活中对贫困、边缘和少数族裔群体的歧视提供了辩护。

在特殊历史时期下,社会达尔文主义给民族精神披上了科学的外衣,然而时代变迁,如今最终却又给我们套上了观念的枷锁。这套理论对真正的社会发展和良善治理是极其有害的,而我们要如何反驳社会达尔文主义?

以道德和不义谴责社会达尔文主义固然符合其造成的种种恶果,但无法说服那些坚信所谓“优胜劣汰的竞争”“自然规律”高于良知的人。要扭转生活中朴素的偏执观念,必须要先反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层逻辑。要反驳作为一种成体系的理论,则必须要揭露其用以掩盖歧视的科学和理性的糖衣,譬如对“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等概念错误的解读就是典型的例子。

“适者生存”这种说法即便是在描述自然界一种生物不同个体间的竞争时,也并非一种规范陈述,而是一种基于经验观察的实证陈述,换言之,这一概念的含义并非“只有适应了环境的个体才能或应该生存”,而是“观察得知生存下来的个体往往是适应了环境的”。在人类社会中,认为“未能适应社会的个体无法生存(如在市场竞争中穷困潦倒的人、被主流社会所排挤的边缘群体)”便是对“适者生存”这一命题完全颠倒的解读。

同时,“适应”的概念在人类社会中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许多低薪职业以及纯劳力输出的工作同样是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那么因生活所迫不得不从事这些职业、却满足了社会需求的人同样是“适应”了社会并且被社会所包容的。

另外一个熟知的词汇“优胜劣汰”与“适者生存”经历了同样的颠倒,更重要的是它将“适应”偷换成了强与弱、优与劣的对比,把内涵丰富的“适应”某种环境变成了冷酷无情的力量对比。然而,“胜”与“汰”暗示了存在某种先于竞争的裁判机制,这种裁判机制本就不是中立超然的,而是由社会现存的支配阶级和既得利益群体所打造并维护的,这种从建立之初便蕴含不平等的裁判机制只会人为地将马太效应再生产: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而“优胜劣汰”的理论则让本就居于支配地位的强者顺理成章地抢走弱者的“最后一片面包”。

近日某外卖平台的众多骑手因在平台未通知的情况下调整送单价格而集体罢工,导致了整个外卖链条的脱节,此事也一度登上了社交平台微博的热搜,有很多人抱怨由此带来的诸多不变,大批习惯于在家等外卖的人群“吃不上饭”。人们往往在已习惯了某些存在时就忽略了其重要性,难道坐在高档写字楼打着领带的商务人士就比每日风吹日晒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外卖员更高贵?前者就更被社会所需要吗?这显然是一种谬论。上述两类工作都是被社会所需要的,只是在庞大的社会结构中充当着不同角色,缺少哪一部分都会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转。

回到本文开头所引述的老师以学生家长收入论素质高低的朴素歧视观,最好的反驳是诉诸人人皆有的普遍经验,认清个人的成就、财富与社会地位都与个人努力奋斗之外的无数因素相关。执意用似是而非的“科学”和“规律”解释这种残酷社会现实、依旧透过有色眼镜审视低收入者的人,倘若不是还未思考这些现实,或是其思辨能力不足以看清个中逻辑,便很有可能是以一套意识形态的糖衣来粉饰自身短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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