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为什么李克强总理要求官员讲真话？

讲真话难吗？说不难也难。讲真话是人的本能，一是一、二是二，很简单，小孩童年无忌不会讲假话。但讲真话也很难，难在真话没有家话好听，常常祸从口出，甚至因言获罪。中国从古至今都有文字狱，一句真话会招来杀身之祸。有学者说，在正常国家，讲真话是社会的常态，正常社会讲真话比较容易，既不需要勇气，也不需要牺牲。而讲假话则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你骗人需要承担后果，搞不好要身败名裂。而中国正好相反，讲假话很容易，张口就来，天天讲月月讲，脸不红心不跳，而讲真话需要极大勇气，甚至要冒丢饭碗、坐牢的风险。

    11月20日，李克强总理召集各省负责人召开全国经济形势视频座谈会。一开场，他先问了地方政府负责人三个问题：第一，本地区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总体情况如何？第二，如何考虑本地区下一步经济工作？第三，对国家宏观政策有什么具体建议？希望与会者就以上3个问题“畅所欲言”，讲真话。有了总理这句话，地方官员胆子大了起来，说了一些真话。

    李克强听完发言感觉很满意。他说：“这将为我们研究考虑做好下一步经济工作提供重要依据。你们讲真话，我们才能出实策。”我们不知道地方政府官员究竟讲了什么真话，但官媒称，他们普遍反映，国家今年宏观政策和帮助企业纾困措施发挥了关键作用，各地经济和就业等主要指标都回稳向好。看来，李克强也未必听到了真话。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下，官员怕违反政治规矩，不敢说真话。李克强知道官员讲的不是真话吗？当然。要知道李大人也是从官场江湖中混过来的。

    据维基揭秘，李克强在担任辽宁省委书记时，有一次与美国大使共进晚餐。他说，中国的GDP数字是“人为制造”的，因此不可靠。李克强告诉美国外交官，在评估辽宁经济时，他侧重于看三个指标：电力消耗，铁路运输量和银行贷款发放数量。他认为这三项指标不容易造假。下面，我就中国人不敢讲真话问题，谈谈自己的意见。

    第一，中国人害怕因言获罪

    在中国，大多数人都不得不说假话和违心的话。当权者用假话空话套话愚弄民众，民众用假话空话套话以自保。武汉新冠病毒被发现后，李文亮医生在微信朋友圈中发文预警，结果他和八名医生都被警察训诫。他们的真话被视为造谣惑众。张展、陈秋实、方斌等公民记者深入武汉报道疫情讲真话，结果张展被起诉，陈秋实、方斌被禁言消声。在前不久的上海外滩经济论坛上，已退休的马云在演讲中就批评中国监管当局“重监管轻发展”，结果代价惨重。蚂蚁集团上市被当即叫停，马云等高管被约谈。

    5月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李克强举行了中外记者会。在谈到民生问题时，李克强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就这么短短几句话居然刷屏网络，很多网友称李克强是位勇敢的总理。

    因为新时代以来，浮夸风甚嚣尘上，不惜夸大成就，粉饰太平。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假，但人均GDP远落后于韩国和台湾。胡鞍钢等御用文人竟吹嘘成超过美国，世界第一。“厉害了我的国”宣传片更是把粉红们忽悠得趾高气扬，似乎世界靠中国养活。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变成了咄咄逼人，不可一世的战狼外交了。最近，有个自称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的旅美学者在大陆演讲竟然称中国7年后将超越美国。不是美国打压中国，而是中国已经把美国逼得活不下去了。何其荒唐，以至于重阳研究院都不不得与他切割。

    李克强曾到山东烟台、青岛大力提倡“地摊经济”。顿时，老百姓欢呼，各地出现了“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景象。河南许昌、吉林长春、辽宁大连、湖南怀化、浙江杭州、江苏南京、四川成都和彭州、上海市等地方政府争相推出各项扶植地摊经济的政策。这地摊经济一下将中国从厉害国打回原形。李克强的“地摊经济”没火红几天，就不得不收了摊。

    第二，陷入塔西陀陷阱

    由于中国人不敢讲真话，于是假话、官话、套话盛行，社会面具化，人人都像戴着假面具生活。不敢讲真话的社会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对政府不信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塔西陀陷阱。

    “塔西佗陷阱”，来源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所著的《塔西佗历史》一书，塔西佗在评价一位罗马皇帝时说：“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之后被中国学者引申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指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中国人经过文革的洗礼，早已注射了讲假话的疫苗，对讲真话具有超强免疫力。中国人也有在假话中发现真实信息的生存能力，那就是对党刊、央视倒着看，反着听。人民日报、央视说要依法治国，老百姓就知道政府要耍流氓了；政府说现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老百姓就知道通货膨胀很严重了。中国历史上也有过讲真话的时期，虽不多，但的确有过。第一个讲真话时期，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根基。第二个讲真话时期是清末民初，西学东渐，文化大师群星璀璨。第三个讲真话时期是中共建国初期，后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结果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第四个讲真话时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胡耀邦、赵紫阳时代。世界各种思潮、各种文明成果，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传播、碰撞、激荡、融合、创新。思想文化、科学艺术、民营经济、宗教领域，全面迎来复苏的春天。八九六四后，中共关上了讲真话的大门，但还是开着一些小门。当中国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人就再次闭上嘴。

    第三，讲假话会危及国家安全

    思想的传播依赖言论的自由。言论自由是一种基本人权，它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民主制下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之下，言论不应受到政府的审查和管制。这一点在民主国家已是不言而喻的共识。

    在专制国家内对言论、思想的钳制是普遍的，没有例外。齐奥塞斯库连打字机都不放心让人随便拥有，害怕的就是自由思想的传播;金正恩治下的朝鲜，没有国际互联网，听收音机都要经过政审，担心的是人们知道真相;伊朗的毛拉们在遭遇群众抗议时，不是想办法与抗议者对话，解决实际问题，而是关闭互联网，恐惧的是被西方和平演变······

    讲真话是人的基本权利，只有讲真话，人才活得有自由，有尊严，有信任，有创意，有热情，有干劲。 讲真话也是善政的基础。假话的背后，是当权者的蛮横霸道和社会人性的扭曲和变态，它必然带来道德沦丧、礼崩乐坏和腐败盛行。当下中国面临更多危机与挑战，如果不给真话一个自由空间，那就势必昏聩，只听颂歌，不闻雷霆。免于恐惧的自由，是讲真话的制度条件。一个不敢讲真话的社会，永远不可能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如果没有一个讲真话的制度保障，任何改革都是瞎折腾。

    辛可先生说，靠谎言维系的政权类似建构在流沙上的大厦，看着挺唬人，但经不起折腾便会土崩瓦解。戈培尔宣扬“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但这些邪恶的真理总会被揭穿，那一天就是制造谎言者的祭日。因为夜再黑，总有天亮的时候；一个人睡得再深，总会醒来。特别是在相对开放的社会，谎言的保质期非常之低。即便如挤牙膏一般，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麻醉药不会永远有效。话说西周的周幽王，为让冷美人褒姒一笑，点燃了烽火台，戏弄诸侯。褒姒看了果然大笑。幽王很高兴，以后又多次点燃烽火。诸侯们不相信了，也就渐渐不来救援了。后来犬戎攻破镐京，杀死了周幽王，曾经强大的西周从此飞灰烟灭了。为了肚脐眼下那点破事，一次次愚弄天下人，结果就是自作虐不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