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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8月 9,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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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栏 – 历史学家余英时对现代政治的深刻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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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余英时,于8月1日辞世。《纽约时报》说,“在寓居海外的华裔汉学家中,余英时是独一无二的。他的知识体系堪称中西兼备。”

史学大师余英时

余英时的不凡之处在于,作为历史学家,他不仅深刻剖析历史,而且对现代政治有深刻的洞察。

埋于古书中的历史学家,对政治现实都不甚了了;美国的许多华人历史学家,其研究都不涉及美中关系的历史,对美国如何消极影响中国近代的进程从不置喙。只有余英时敢于揭示其中真相。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是从上个世纪4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对中国研究的结果被美国政府作为制定对华政策的依据开始。1991年,余英时撰文《费正清与中国》,他分析说:费正清认不清中共所继承的专制传统,三四十年来他和许多“中国通”对中共的估计几乎没有一次不错,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缺乏深厚的知识是费正清的致命弱点。

费正清等“中国通”对中共的估计“几乎没有一次不错”,导致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几乎没有一次不错”。这种错误直到2017年才得以纠正。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曾担任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的美国海军学院东亚和军事史教授余茂春指出:余英时曾与费正清在哈佛共事多年,以同事的身份对费正清对中共的错误看法进行有理有据的批判。余茂春说:“余英时这些论述,对我本人影响很大,我进入美国对华决策的圈子里边,这些论述都有影响的。”

香港时政评论员陶杰认为,余英时的学问非常有用,他不只应该在学术界。美国的政界、智库,至少二十年前就应该请他,当美中外交政策的理论指导组长。陶杰认为,和美国很多知识界所谓“中国通”、“汉学家”相比,余英时最不一样的是他看得透,其他很多学者看不透。

21世纪以来,当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所谓“大国崛起”,余英时便对“大国崛起”后中国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发出警示。他接受作家安琪访谈表示:“这种民族主义没有真正上轨道,有时候是极端排外,回到唯我独尊的地位回不去,就受挫折,受挫折以后就变成非常自卑。”2007年2月,余英时接受上海《东方早报》访问,回答“您怎样看待当前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问题,余英时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有健康的部分,也有不健康的部分。他说:我觉得民族主义是在国家受侵略时期所必须提的,一旦没有外患,便不宜提倡高昂的民族激情。希特勒便是靠民族主义“崛起”的。余英时说:在个人层次上,我主张中国人个个都有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但民族主义不能泛滥为大规模的、集体的运动。

2013年,刚刚上台的习近平为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提出“中国梦”。余英时接受美国中文《世界日报》专访,被问到:您的“中国梦”是什么?余英时回答:我没有“中国梦”,有的只是人类的梦。民族主义不是好东西,中共现在唯一能利用、有号召力的就是这点。

没有中国梦的余英时,自1978年到中国大陆考察后,便再也没有踏进中国大陆,他说 : “那根本不是人能住的社会。我觉得那不是我的故国了。”

转载自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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