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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3月 22,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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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反极权先锋人物王贵秀逝世 蔡霞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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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贵秀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是党内研究中国政体改革、反对极权意识形态的先锋人物。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

原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杜光3月20日在微信上公布消息称,他的挚友王贵秀于2月19日去世。王贵秀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是党内研究中国政体改革、反对极权意识形态的先锋人物。他晚年常常担忧中国言论空间逼仄、社会矛盾缺乏解压阀,终有一天会爆炸。请听本台记者薛小山对王贵秀的同事、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的专访:

记者:王贵秀是一个怎样的人?您在党校有和他共事过吗?

蔡霞:我们在退休以后比工作期间来往得多。王贵秀在八十年代就讨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当时党内有一个基本想法:从党内民主做起,推进国内的基本民主。

我大概在2005年写过一篇文章,研究党内的组织关系问题:谁代表组织、谁代表党?工作职能部门什么时候能代表党的声音、什么时候代表本部门利益但是以党的名义发出文字、制度规定?引起争议比较大。我就去请教王贵秀老师,他就给我讲:你提的问题很好,鼓励我接着往下走。他还自我批判说:我的书讨论的层次不够深,我们需要推进得更深、党内民主才能发展起来。

我原来就是关注中共意识形态,后来是民主政治和意识形态两个问题同时往前推进。

第二,王贵秀老师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大概2007年十七大,还是2012年十八大左右,他强烈要求通过党校内部渠道向中央报告,希望提出关于党章的修改,但进言到了我们学校就被卡住了。

当时我们大家对十八大以后的中央很期待。胡锦涛在的时候,十年没有推进政治改革,几次努力都没成。我个人认为胡锦涛是没有能力解决党内那么深层复杂、长期积累的制度的固有疾病。王贵秀老师始终对中国的发展进步带有满腔期待,热情没有减过。没有说八十多岁了、管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而是关心国家超过关心自己的个人生活。

记者:他曾经出版《论民主与民主集中制》(1995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路》(2004年)等著作。您最欣赏他的哪本书?

蔡霞:《论民主与民主集中制》在整个中共的党建教学里面影响是比较大的。党的整个制度和自身发展,需不需要作为客观研究对象来审视它?中共的体制究竟有什么优点和根本性问题,导致党内出现那么多重大决策问题?大饥荒、文革、八九六四的开枪,都是中共最高层的决策。为什么会做出这些灾难性(决策)?尽管八十年代讲解放思想,还是有很多顾忌。但王贵秀老师那本书比较系统,提出的问题深度超出以前。

我们硕博教学时都会(把这本书)作为推荐书目,一直放在我的书架上。我(写东西时)都会去查,看看老先生是哪个角度、提到哪一层?能不能再往前试探一下?

记者:他一直强调的政治体制改革、党内民主指的是什么?习近平上台以后,您觉得他的思想可能会发生哪些适应和演化?

蔡霞:王贵秀老师反对以个人代表党的一级组织,反对只有集中、没有民主。要解决这一点,很重要的是《宪法》,推进《宪法》三十五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我们讨论的很多是权力的监督、分权制衡。你可以不搞三权分立,但你总要搞分权制衡吧。要解决党的代表大会可以真正的讨论决策,还是形式上的“秀”?要解决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会和代表大会的关系;党的领导人和全党的关系。

他晚年跟我讨论的最多的,是言论空间问题。他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矛盾不等于你捂着,就不产生。你捂着、压着就跟高压锅爆炸似的。”大家都觉得无能为力。

记者:中国独立记者高瑜女士1987年在《镜报》发文,高度评价张显扬对“非毛化”的理论贡献。她告诉我说其实那篇文章是写张和王贵秀两个人,《人民日报》曾经发表过二人合著的多篇批毛文章,王的署名还在张显扬前面。您怎么理解王贵秀在“非毛化”运动中的角色?

蔡霞: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王贵秀、张显扬老师那一辈人对于中共的思想解放,真的是走在前面。我是作为后代听说的,我对老一辈的老先生了解得太肤浅,等他走了以后心里特别遗憾。他活着的时候,没有深入地请教他,等他一走,很宝贵的东西没有了。

记者:您曾提到“中共党内思想最解放的在中央党校;思想最保守的也在中央党校”,胡耀邦1977年在中央党校树立了解放思想的校风,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装袋子(档案袋)。

您可以回忆一下当时的盛况吗?如果照此发展,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会是什么样?

蔡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究竟是怎么出来的?整个思想解放、冲破思想牢笼,是从中央党校开始的。胡耀邦(当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带领中央党校专门成立了理论研究室,写出来初稿。当时的《光明日报》总编拿了胡福明的稿子跟这个稿子反复磨合修改。为什么后来胡福明成了破“两个凡是”的旗手?跟邓小平否定胡耀邦有关。

胡耀邦带领中央党校的老师,首先打开中共思想解放的大门,但这段历史完全被抹杀。沈宝详老师知道整个过程。

而七八十年代我不在北京,1997-2006年我的印象是最好的。

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7年的十五大,提出多种形式的公有制,其实就是股份制。那时(党校)思想比较活跃,讨论股份制、市场经济、资本、劳动价值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对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之一能不能推翻?如果这么走下去,公有制会慢慢破掉它。但现在不可能,民企都要被他们弄光。

中共错过了几个大的历史机会,一个是八九六四。还有2000年的“三个代表”思想时期,有可能变成社会民主党、走上民主社会主义。那时党校讨论重启政体改革的可能,党内民主的讨论达到高潮。但2007、2008年开始往回收。党内保守力量群起攻之,江泽民他们开始不谈主义,闷声发大财。

但不等于党校内部不再研究,往前走你知道会碰上什么意识形态的边界吗?就是你要不要接受普世价值,这就会威胁一党垄断地位。中宣部那时组织批判了普世价值。整个言论氛围开始收紧。

记者:王贵秀晚年还不断发声,公开批评党委“三权合一”,说六四之后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非常荒唐”、“现在我们的无产阶级新人类和封建阶级的皇帝也差不多”。他有因此受到报复吗?

蔡霞:没有。但是学校会找你谈话。

记者:我试图联络杜光先生,但是他接受外媒采访必须经党委批准,其他自由派党校老人也是如此。习近平上台以来,他们现在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

蔡霞:包括我在内,只要不说话,日子照过。退休养老待遇照样给你,只要不公开表达。如果不是宣传部、组织部、中纪委下了指令,中央党校不会主动找你。

15、16年以前,中央党校不会把老师送上祭坛,但后来党内氛围越来越严酷。我们的教学对象主要是厅局级到省部级。如果学员不满意,可能会告天状,告到中央、中南海。中央党校的历任校长,胡耀邦的思想对他们是有影响的。他们先把责任担到自己身上,校领导没有整过老师。

记者:您会怎样用一句话形容王贵秀先生?

蔡霞:他始终是对这个国家,或者说共产党抱有期待,他的期待源于热爱这个国家,期待中共的改革和民主政治,使中国完成历史转变。

中央党校很多老一辈的学者真的是对这个国家、这个党一片真诚,希望党能够改革、推动中国的历史进步。王贵秀老师这种真诚的愿望,总是让我很感动,但是我又觉得没有用,这就是我很矛盾的地方。

纳粹政党、新极权主义体制的理论,并不是老一辈人所意识到的。你告诉他中共带有希特勒极权政党(的性质),有些人可能在感情上不接受,他们一辈子都那么(充满)理想、赤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

转载自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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