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赋翔：中国人口“危机”可以靠“生育”解决问题吗？

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人口状况调查显示，伴随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加快，中国人口出生率6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为遏止这种下降趋势，中国政府更新了一系列的生育政策，其中新规“开放未婚者登记生育及数量限制”引发激烈讨论，有网民嘲讽道“找工作嫌你老，60退休嫌你小，1000万大学生嫌多，900万新生儿嫌少”，所以人口危机可以靠“新生儿”解决吗？

人口下降“问题”

几个世纪以来人口一直居世界首位的中国出现严重的人口下降问题，这种不可逆转的下降趋势让中国增幅感觉到“衰落危机”。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曾因不可阻挡的人口增长感到惊慌，并毅然决定实施极端一刀切“计划生育”运动，一大批以女性为主的群体遭到巨大的痛苦，她们被迫堕胎或植入避孕环，所属家庭也需要承担罚款、拘留和恐吓。

计划生育运动无疑是“成功”的，当时中国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将人口增长“归零”。但另一方面，这个活动也是一个彻底的“失败”，政府加诸予人民的痛苦最终必将反噬，蛮横实施的计划生育衍生出的一桩桩悲剧让更多人醒悟。

当中国终于进入“负增长”，当老龄化社会成为横在政府头上的一把刀，当上位者提出“多孩”、“未婚生育”等政策时，羁押数十年的民怨突然沸腾。政府暗示是为了提供生育率做出各种努力，民众则将伤口撕开摆在明面上拒绝再次成为“生育机器”。

多生非解决之道

无论是人口增长危机还是人口骤降问题，真的需要将人民摆在对立面吗？缩减人口政策依靠强制的鲁莽行为得到落实，增添人口政策仰赖培养生育机器行为应对挑战，从始至终，人民似乎只能逆来顺受。中国政府始终不明白，这不是人口问题，而是长久积累的矛盾在这个时间点利用这个借口彻底的爆发，化解矛盾的关键在于决策者是否将人民视作共克时艰的“伙伴”。

中国多地施行的最新政策在网上引起热议，有推特网友推测，这些政策会导致一个社会依靠单亲母亲来提高生育率，“这些政策的出现，有可能会对中国的女性权益造成新的冲击”。

从事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学者易富贤则在网上对此批评道，“将人口再生产的重担压在单亲母亲脆弱的肩膀上，对她们是不公平的，她们将不堪重负，生育率将下降，从而加重老龄化。而老龄化最大的受害者依然是妇女，因为（比男性平均）长寿6-7岁”。

执政需要开阔眼界

政府享受着至高的权力就需要交付出同等的力量，人口问题的数据确实体现在新生儿数量，但一个诺大的国家加上成千数千的上位者，实在不应将看待问题的视线全部放在“子宫”上，从强制杀死胚胎到诱导压榨女性的生育价值，这不该是大国所为。

近几年中国网络上的声音可以总结出中国人有两大难题：养不起孩子和不愿意生孩子。“养不起”体现在物质条件上，主要包括住房压力和可支配收入过低等，多个城市为了鼓励生育推出了三孩奖励政策，最高可达3万元，如果掌权者多下基层多听听百姓的闲谈就会知道，3万在奶粉和纸尿裤面前如同杯水车薪，属于“买得起的不缺 买不起的不够”。

“不愿意”则体现在心理层面，“计划生育”一方面影响了两代人的生育观，一方面也让人看清了社会本质。在无法反抗的暴力政策之下，人们学会了接受，但也同样在这段时间内争取到高等教育的机会。政府像多年前一样追求经济增长，将人口问题扯到公民福祉上来，百姓却不愿再“认账”。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2021年的生育意愿调查，平均每个大陆女性只愿意生1.6个孩子，其中“90后”只有1.54、“00后”甚至只有1.48，如此低的生育意愿，让中国今后把生育率稳定保持在0.8都有相当难度。

社会需要正向发展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未指定合理的办法尝试提高生育补贴、提供育儿便利服务、提高相应医疗保障、提供住房补贴，而是推出了“非婚生育登记”政策，这注定被网民怀疑是在未保障女性权益的基础下，鼓励诱导中国妇女“未婚先孕”。中国女性权益的人权活动人士向莉受访时称，这些政策是有可能推动女性在不需要家庭支持的情况下，更自由地要孩子，但关键仍是女性的权益和地位得不到保障。

向莉说，“如果没有婚姻的保障，家庭中间的（女性）财产权、家庭中间的（女性）地位权利，都会得到相应的削弱，像农村出嫁女性（的）财产权和关于土地的权利，也会得到相应的削弱”。

在中国，女性生孩子大多意味着“脱离社会”、“基本跟工作、升职无缘”。女性的权益与社会正面发展呈正相关，而这些政策的推出却刻意掩盖了女性“并非不愿生子”的观点，社会矛盾滋生的人口问题不止因为“生育”，而新生儿需要的不是“出生证明”和“户口”，母亲缺少的也不是“结婚证”和“非婚生育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