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一：疫情加速了中国民众的人权意识觉醒

新冠疫情在中国仍以一种不同寻常的高速态势传播和发酵，民众们除了对此报以担忧之情，没有任何可解决之法。但在迷茫的表面下，民众对于极权的反抗情绪正在觉醒。从清零封控时的抗议声，到放开政策后的烟花宣泄，以及穿插于中间的大白讨薪、抗原工厂员工的欠薪抗议，这些都是民众在对侵害人权的行为说不。

抗议之声趋向频繁

员工因薪资问题产生的不满情绪并进行维权的事情并不少见，但就最近发生的多起大规模讨薪事件来看，在中国大陆官官相护、企业的“力量”大于个人，以及极权下多数民众对社会阶层较高者的畏惧的背景下，大量员工聚集因为薪资问题进行抗议的行为正在频繁发生，便是人权意识觉醒的具体表现。

去年11月，河南郑州富士康园区因为疫情封控整体遭受严重冲击，先是大批员工因不满工厂的防疫措施宁愿徒步返回家乡，后有新招聘的员工因薪资和补贴与聘前商定的不符从而进行冲出工厂区域的事件，虽然最后以富士康道歉并修正薪资缓和局势，但此后依旧有多个富士康员工隔离点发生小范围的抗议。

去年12月，大陆“清零”措施骤然放开之际，许多中国防疫人员“大白”们也骤然失去“用武之地”，其后纷纷上街抗议，要求中共当局支付他们被拖欠的薪水。他们拿着白色横幅声讨核酸检验所拖欠工作，他们为街道办事却在政策转变后惨遭官方的抛弃。

今年1月，重庆一家抗原生产工厂的工人同样步上了政策大转弯后被清理的后尘，三年来大发“疫情财”的厂方因为放开的防疫政策，其生产的抗原试剂需求量大减，曾被高薪聘用的工人们则成为这场发财时机终结后的苦果承担者，大量员工被裁员，由于他们是通过中介进入工厂，连劳动保障甚至都无法被满足。超过万名讨薪工人在厂内抗议甚至发生暴力，表达的是对侵害权益者对愤怒。

这样的抗议中，不仅有员工对拖欠薪资的不满，亦有对中共实施的新冠防疫政策的抵制。从“清零政策”最后挣扎时期的白纸抗议，到新年伊始便不断在各地出现烟花抗议，形似各异的不满之声实则都是对中共压制民众人权和自由的宣泄。

政权的退让或在为下一轮打压做准备

“清零”措施在中国各大高校学生举起白纸后、各地民众冲破隔离防护栏后被取消，欠薪问题在员工形成团体高呼抗议后被解决，三年的禁锢也在官方不言不语默认的烟花爆竹声中被消化情绪，但中共当局看似是在退让，实则并未真正正视这些原本就不应该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

可能这样的抗议还不足以以燎原之火燃烧的更加热烈，但就如曾发生在33年前的八九学运一般，当时的政权者们在愿意对学运代表们对话后，却最终选择以武力镇压。“清零”严政一朝放开，民众迎来的是伴有高热、肺部出现阴影等症状的迅速感染，面临的是药物短缺医疗设施严重匮乏的生命隐患。燃放烟花的民众与警方的对峙和冲突，或许也将如举起白纸的人一般的迎来当局的“秋后算账”。

甚至说，如同八九民运的历史在中国被封存一般，可能在后疫情时代，中国民众当下经历的种种对于当局施政的不满和冲破内心枷锁的呐喊，也会再一次被当局掩盖在历史长河。

不同于八九学运中非常具有风骨和思想的学生们，当下抗议的人群多为普通民众，他们可能在还未曾被很多人认识时便已受到打压，求助的言论甚至无法送往外借，但亦不同于1989年信息无法高速流通的时候，现在的抗议之声即使无法持续，也将会留给众人丰富的思想遗产。

锁不住的质疑

除了对自由的禁锢，防疫措施不当带来的经济倒退则成为民众必须进行思考的另一个重磅隐忧。无论是严苛管控下的高失业率和大批公司无法再经营，还是放松不管后令感染人数激增，致市场消费大幅度萎缩，即使是放开了，中国的经济仍在面临诸多问题，人们仍在与病毒做斗争。

形同闭关锁国的三年看似成为当局可以肆意妄为的一言堂，许多民众即使已陷入生存困境，仍只能遵循中共的规则进行长时间的隔离。但他们因此对于中共实施的政策的质疑声也在快速产生，这样的压制曾让众人苦不堪言，如今的放开则会让中共品尝民众不受控制苦果。

当生存面临存亡之际，民众开始思考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当中共在疫情之初借口生命大过人权之时，他们让民众经历了三年的噩梦的生活；当中共在放开防疫的后疫情时代表示数据透明染疫死亡人士每天仅个位数时，他们对民众身边因新冠病毒逝世的亲友充耳不闻。

民众开始审视，这样的“生命至上”是否是一场谎言？他们用烟花宣泄不满、踏出觉醒自我意思的一步，并非所有的地方都不能燃放烟花，但所有的民众都不被允许点燃这样的绚烂。他们在不合理的禁令之下争取到了本应就有却被夺走的权利，八九民运之后对三十年内中共刻意镇压和消除真相，但并不能令民众追求人权民主的思想被抹去，疫情三年的生活巨变正刺激人们找回自身应有的权利，人人都应享有生命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