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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6月 23,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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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日报》停刊 国安法蚕食香港新闻自由毫不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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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苹果日报》6月23日宣布将被迫关闭,让外界感叹这是香港一个媒体时代的结束。这一事件也显示出,自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媒体自由已经备受打压,所剩无几。

香港《苹果日报》将在周四(24日)发行最后一份实体报纸,印数锁定为一百万份。

香港《苹果日报》6月23日宣布将被迫关闭,让外界感叹这是香港一个媒体时代的结束。这一事件也显示出,自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媒体自由已经备受打压,所剩无几。香港的媒体环境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苹果日报》被迫关闭似乎早已在外界的预料中。去年6月30日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后仅两天,美国《华尔街日报》就在报道(7月2日)中不详地说,“香港的媒体自由整体上可能将日薄西山。”

国安法的不详信号

实际上,国安法对香港媒体发出的信号是明确的。

国安法要求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对媒体和互联网的监管,借此增进国家安全;这部法律禁止记者旁听涉及国家秘密、公共秩序等问题的案件审理。法律还授权中国政府在香港设立国家安全机构,其职责包括加强对外国新闻机构的管理。

作为近年来冲锋在香港各种重大新闻事件最前沿的自由媒体,《苹果日报》当然也接收到了这些信号。报社内部一再警告他们的记者在报道香港抗议活动时要小心他们的做法。《苹果日报》所属的壹传媒集团有不少记者当时已心生去意。

尽管如此,这份创办自1995年的报纸的安危从去年初开始就已经岌岌可危。尤其是该报具有传奇色彩的创办人黎智英去年2月、8月、12月先后三次被捕,直至今年5月被以非法集结罪和组织非法游行罪被判处监禁20个月。

与此同时,《苹果日报》社也分别在去年8月和今年6月先后两次遭到香港警方的搜查,而且第二次明显比第一次变本加厉。

“到了这一次搜查,法院已经授权警方可以搜取新闻材料,并且我们看到,警员可以很自由地打开记者的电脑去检查记者的资料。我们认为这是很严重的,因为这是新闻学的伦理,记者需要保护消息来源和被访者的身份,”刚刚升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的陈朗升这样告诉本台。

对于近日被捕的《苹果日报》高层采编人员,陈朗升认为这明显突破了专业原则,“因为他们负责的是内容,他们应该拥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他们有权根据新闻自身的原则去处理新闻。”

香港市民手举最后一期《苹果日报》(视频截图)

媒体自由明显受限

伴随着《苹果日报》成为香港政府打压新闻自由的重点目标,香港整体的媒体自由也在严重倒退。

香港财政资助的公共广播机构香港电台被香港政府接连整肃。香港电台在报道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中,检讨了政府的一些做法,在港府内部引起不满。去年五月,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成立专门小组,进驻香港电台,检讨其管理。外界评价说,用共产党的话说,这就是整风肃反。

在这种“肃反”的过程中,香港警方就在去年十一月逮捕了屡获殊荣的香港电台制作人蔡玉玲,她制作了有关反送中运动中暴力事件真相的纪录片。今年四月,蔡玉玲以“为取得道路交通条例下的证明书明知而做出虚假陈述”的罪名被法院判罚六千元。

香港政府更是在今年二月出具一份157页的报告,指责香港电台缺乏透明度和客观性,随后任命并无媒体经验的香港民政事务局副秘书长李百全出任香港电台广播处处长,并明确要求对电台进行更加严格的管制。

“香港电台广播处处长变成一个公务员后,过去几个月对内部的节目和人事都做了很大的改变,让人感觉香港电台过去拥有的采编自由受到了政治的干预,”香港支联会秘书长蔡耀昌这样观察到。

种种打压措施在媒体界引起了广泛的恐慌。“它(国安法)已经让人产生了恐惧,现在这种恐惧在香港已经比较严重了。媒体在做的时候就要自律,要考虑哪些话可以讲,哪些话不可以讲,”从1980年就在香港做记者的作家蔡咏梅这样告诉本台。

她感叹说,现在的媒体环境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差别太大了,“我对香港的自由感触非常的深,我们当时最爱讲的一句话就是,隔着一条深圳河,河那边就是什么人你都可以骂,但你不能骂政府;河这边,什么人都可以骂,但你不能骂老婆。”

实施国安法以来,受限的不仅是香港本地媒体。去年7月,香港政府拒绝了《纽约时报》著名记者储百亮的工作许可申请,并且没有说明理由。总部位于纽约的国际记者保护委员会就此表示,香港的这个做法违背了新闻自由的原则。当时就有消息传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报社计划把在香港的记者站转往其它国家或地区。

准备发售的最后一期《苹果日报》(视频截图)

不同于普通法的国安法

同样让媒体不满的是香港政府正从制度上限制记者的触角。

“法院对被告的一些诉讼资料,以及被告的身份证号码和住址,以前都是对媒体开放的,现在都不让记者看了,”陈朗升这样告诉本台。

与此同时,今年三月香港立法会发出新规,媒体不再能查阅公司董事的注册资料。香港记者协会为此发表声明称,这项规定并没有全面征询社会的意见,将严重损害新闻自由。

媒体界更看重的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保护媒体自由制度的蜕变。陈朗升感觉到,国安法在涉及新闻自由的立场上与香港人习惯的普通法差别很大,“国安法对新闻界的人或机构都是采取比较保守的法律理解,只是有了嫌疑都可以采取某些法律行动了。”

蔡咏梅则感觉国安法的问题在于太模糊,“现在主要是国安法的边界不明显,它可以随意移动那个边界,就搞得人人自危。”

国安法下香港新闻自由的蜕变(自由亚洲电台制图)

文明的脆弱与坚韧

今年四月,国际媒体组织无国界记者发表“2021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连续两年在180个国家及地区中排名第80位,而2002年这个指数首次发表时,香港的排名还在第18位。

多年来香港媒体自由度的迅速下滑,让香港资深记者蔡咏梅感叹说,文明是脆弱的,“香港有150年的历史,从英国治下到现在,我们觉得香港人都已经养成了一种牢固的自由传统,突然一夕之间被摧毁掉了。”

但她又补了一句说,文明是坚韧的。她说,从反送中运动中香港青年的抗争就可以看出,他们有打不死的精神。

蔡咏梅强调,香港人生下来就是自由的,他们受不了不自由的状况;虽然现在受了打压,但火种已经埋下。

(记者:王允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

转载自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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