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冥中的怀念

2001年11月10日，谢文清平静地睡去了······

11月12日夜北京城落下了第一场雪，前半夜是倾盆大雨，11月的北京很少有倾盆大雨，后半夜，变成鹅毛大雪。第二天清晨，我和他的亲人们一起踏着漫天的白雪为谢文清老人送行，作最后的诀别。

封存在记忆中的是1963年11月13日，莫斯科是个暖冬，例外地下了第一场雪。晚上，我和张翠君一起冒着漫天的大雪，到新华社莫斯科分社谢文清的办公室向他告别，我们在东欧巡演三个多月结束，从莫斯科回国。老谢高兴地端起相机和我们拍下了一张三人合影，以作分别的留念。

三十八年过去了。

这三十八年啊！是冥冥中的天意吗？莫斯科相识的惜别，三十八年后送行的诀别。同在雪中，同在11月13日。天意真是有灵性，历史会有隐喻。老谢啊，在国际新闻战线上，无论是波兰、苏联，还是在香港、广播电视部；无论是一线记者，还是身居高位的领导，谢文清老人一生追求洁来洁去。送行诀别，天安门的红墙黄瓦在风雨中朦胧，漫天飘洒的雨雪，伴随着记忆的激流——在眼前闪回！

我和谢文清相识在上个世纪1963年8月，老谢时任新华社莫斯科分社首席记者，他42岁，我年仅22岁，中央歌舞团的舞蹈演员，我们结成忘年之交。

那年，中央歌舞团出访东欧，仅在苏联我们演出就一个半月。谢文清陪同我们走访了现在的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乌克兰首都基辅和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当时正值中苏关系极其特殊的敏感时期，身为新华社首席记者责任之重大，工作之繁忙是可想而知的。可是他还是抽出时间带着我们参观新华社的电传室，让我们了解当时的国际形势。

由于他是随团采访记者，每到一处，他都和当地的《消息报》记者共同进餐。老谢以熟练的俄语与《消息报》记者时而谈笑风生，时而激烈争论，在远处进餐的我们年轻演员，对这样的场景尽收眼底。他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带有记者的机敏与诙谐，既有外交风采，又有一股浩然之气，感染着我每一个远离祖国的人。

此后我团又相继访问了罗马尼亚、波澜等国，不管走到哪个国家，我都能收到老谢的手书和问候。他的来信都是用毛笔写的，漂亮的行书，颇有功力，布局错落有致，字如其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他的书信就多了起来，直到“文革”前已是厚厚的一扎，老谢的每封来信我都认真地保存着。可惜的是在十年浩劫之初，出于恐惧的保护心态，全都付之一炬。其原因在今天来是年轻人无法理解的，在国殇的岁月里，凡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哪个不受冲击？文化被没文化的“革命”扼杀了。那是我无法挽回的损失，成为今天挥之不去的遗憾。

当时我仅是一个向他请教了一些有关社会和摄影的肤浅问题的小青年，而他已是大名鼎鼎的首席记者，却能在百忙之中给我回信。后来我才知道，就在那时，老谢是非常忙碌的，他为党中央所提供的资料和信息，准确指出苏联政局变动，赫鲁晓夫下台是内讧。当时中国举国上下欢呼《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把赫鲁晓夫评下台了。老谢就是这样平易近人，待人宽厚，有着纯朴无华的热忱，他磁石般的长者风范一下子就把我们迷住了。

更令我难忘的是在波兰华沙访问演出时，新华社驻波兰记者张家冀在使馆直呼我的名字，告诉我：“谢文清专信告知，要关照兆龙同志”，并送我一盒精美的巧克力。

在波兰访问演出后，我们又回到了莫斯科，在中国大使馆休整。我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在老谢不时的指点帮助下，已经可以独立地操作，冲洗、放大照片了。离开莫斯科的前夜我为团里许多同志成功地冲洗、放大照片，忙了整整一夜，老谢是我摄影的良师益友。

离开莫斯科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头天晚上，我和团里的张翠君一起去看望老谢。在老谢的办公室，他架起相机用自拍留下那张珍贵的合影。我在1963年11月3日的日记中请楚地记着一个年轻人的记忆：莫斯科下了头场雪······晚上到老谢那里去玩······

中央歌舞团五十周年的大型画册中刊登着两幅黑白张照片其中一幅是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老谢为中央歌舞团出访的一行63人与潘自力大使及使馆的工作人员拍摄的大合影，另一张是在乌克兰的工业城市哈尔科夫的高尔基公园，老谢架好相机，按下自拍，快步跑到镜头前，席地而坐在前排右侧的位置上，而今天这两帧弥足珍贵的照片已经定格在中央歌舞团曾经有过的辉煌历史中。

今天提及这两帧照片，自然又引出一个美好的回忆。

1963年12月，我们访问蒙古，完成演出任务回到北京不久，我意外地收到外交部信使送来的两大包照片，并附一封用毛笔写的长长的信。老谢在信中说：“中央歌舞团访问后影响很大，和同志们在一起人也变得年轻了，想念你们时，晚上就放大照片，现在完成了，寄给你们。”老谢让我把“已经放大成12吋的150多张照片分发给出访的每一位同志”。这就是那两张弥足珍贵的莫斯科、哈尔科夫合影。在当时的条件下，放大150多张照片是多大的付出啊！他只用了“想念”两字一带而过，还幽默地写道：“此项任务勿漏为要，由你去完成。”

寄来的照片中当然会有老谢与我和翠君的合影，老谢在信中写了一段话：“兆龙额头上有一小黑点，本想修掉，但细细思忖，看起来还有点艺术家的味道，还是把它保留下来了。”这帧他亲手放大的照片上，老谢用蓝色钢笔签下了“11·13莫斯科”几个字、这帧照片我家有一张，翠君家有一张，老谢至今也存留一张。

老谢常年在外，无暇顾及家中子女，因而他对孩子是疼爱有加的。在我印象里最清晰的是，有一次老谢公务回国，利用周日给中央歌舞团做的一次演讲。他剖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国际地位与作用。他的演讲妙语连珠，内容丰富，会场上鸦雀无声，时而又掌声连成一片。那次他前来演讲带着他特别钟爱的小儿子——三红，才三四岁吧。在主席台上爬来爬去，老谢只好让我把三红抱了出去，陪小家伙玩耍。事后他感慨地说：和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满满的父爱溢于言表。

他不但对自己的孩子关爱，对年轻人也很关心。我们那次出访的四五个年轻人在老谢回国后不时接到他的邀请，大约个把月就到他家聚聚。记得有一次老谢打电话特约我去西单鸿宾楼，他说，兆龙，鸿宾楼的栗子鸡味道很独特，红烧牛尾也很棒！今天给你改善生活。那年月他知道我们工资不多，在他家聚会实际是给我们改善改善，聚聚餐，只是他不这么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几个年轻人大多成了家，聚会的人数翻了一倍，把老谢家围得满满的，开饭时十几口人坐在桌前，热闹喧嚣的场面至今六在我脑海中······

老谢是位长者，我们是一群小青年，和老谢在一起，我们无拘无束。人多了话题也多，话题也格外宽泛。他喜欢京剧，张翠君的先生李景德是中国京剧院的武生名角，他俩要是凑在一起，就会一边谈，一边不时还对唱几句。而阿兰的先生于仙贵是国家体委科研所专攻游泳的专家，时任国家游泳协会主席，老谢也喜欢体育，年轻时也好打篮球，年纪大了，爱看游泳、跳水、羽毛球、网球等体育项目。老谢和于仙贵大谈体育赛事······那真是难忘的时光。

2001年 我和夫人一起去拜访老谢，年近八旬的老谢消瘦了许多，话题散漫，随意间我提到几年前的一件事。我说：“听说中央电视台35周年邀请离退休的老部长上主席台，几千人的掌声长达三分钟之久？”老谢问我：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是老爷子陈汉元（原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亲口告诉我的，他说是历史的写真。一位高层领导能得到群众如此真心的爱戴和发自内心的赞叹们能有几人！” 我越说越激动，而老谢却平静地说：“我从心里感谢他们，我要能多干几年多好啊，还有许多想法没能落实。”

沉默了许久，老谢突然话锋一转：“兆龙，我得了胃癌，已是晚期，医生说我最多活不过四个月。”我无言以对，也安慰不了，他太坦然，太平静，平静地接受现实。

不久，老谢住进了医院，我每每去看望他，都能遇见他的老朋友、老部下。虽然他的病情每况愈下，但是 他金子般的话语还是那么富有感染力，病房里时时传出他爽朗的笑声。

中央歌舞团 张兆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