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谢文清（四）

关于波兰事件的报道

国际部“革联”（“文革”中新华社的一个群众组织）的同志告诉我，据王飞揭发在1956年10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八届十中全会的时候，我党中央本来决定采取中立态度，作客观报道，后来由于陆定一的插手干预，才采取了支持哥穆尔卡的态度。“革联”的同志要我提供进一步的情况，但是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任何材料足以支持王飞的作证，我完全不知道陆定一有过什么关于波兰事件的指示。相反，在我的印象中，我党中央当时是明确表示了支持波党八届十中全会和哥穆尔卡的。

检视当时新华社所发的新闻稿，我们当初对波党中央和哥穆尔卡上台所发的新闻，形式上本来都是客观的，即都是公报性的或文件性的，但仍然是有强烈倾向性的，这不但表现在内容上，（以很大的篇幅摘发哥穆尔卡批评苏联和批评“个人迷信”的发言，当然是对它支持的表现），也表现在电头上。当时所发的新闻都是用华沙电头，（即“新华社华沙XX日电”）而不是北京电头(即“新华社北京XX日电，据波兰通讯社或塔斯社华沙XX日 讯”)，这就带有一定程度“发言表态”的色彩。

可以证实我党中央当时是支持哥穆尔卡的一个事例是，十中全会开始以后，我驻波兰大使馆（当时大使是王炳南）和驻波分社谢文清同志对哥穆尔卡政权的性质有完全不同的估计。谢文清认为哥穆尔卡是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而王炳南则认为哥穆尔卡上台是资本主义复辟。谢文清在使馆会议上受到严厉批评，结果双各自把自己的观点向自己的上级汇报。据吴冷西说，中央曾经讨论了大使馆发回的电报（此电报由外交部抄送中央有关部门，我也曾看到过抄件）和谢文清写的内参材料。毛主席亲自做出结论，认为谢文清是正确的，王炳南是错误的。毛主席还亲自批发了一个电报，批评了王炳南，表扬了谢文清。这在新华社历史上是一件突出的大事。我当时为了要给驻外记者鼓气，曾把这份电报批发《内参》，因而使得有较多的人（即《内部参考》读者）知道这件事情。我相信国际部一定还会有许多老同志记得这件事情。至于谢文清本人，一定是记忆犹新。（此电大概刊在1956年10月底11月初的《内部参考》上，一查便知）。

另外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是：就在波党十中全会开幕，苏波关系极端紧张，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已经把华沙城团团包围起来的时候， 我党中央发布了一个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决定。十年来没有再看这个文件，现在只记得写得很短，但是内容十分重要，在国际上被普遍认为是针对苏联的（我已记不起有无点名批评），因此各外国通讯社纷纷转播（我记得很多是全文转播），各外国报纸则认为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史无前例的大事，因为中国居然公开批评起苏联来了。据说，波兰人在收到我党的声明后，奔走相告，欢喜若狂，都认为是中国支持他们。当时驻波使馆和分社都发回大量反应，许多波兰人都认为赫鲁晓夫后来转变态度达成妥协，就是因为中国党的这一个决议。

回忆当时的形势，就在波党八中全会开会的10月19 日，赫鲁晓夫亲率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飞抵华沙，大兴问罪之师，在机场上还拒绝同哥穆尔卡握手，同时当时任波兰国防部长是科罗索夫斯基已经把手下大军把华沙团团围住，额而波兰军队也已准备火拼，波兰平民已开始武装，在这样尖锐的矛盾前，我们要保持“单片的中立”是很难说得通的，这也是一个多月以后，总理代表我党中央出访波匈苏三国时所鼓吹的一个主题，然而这与当时支持波党八中全会和哥穆尔卡的原则立场是并无矛盾的。

我们对波党八中全会和哥穆尔卡上台在新闻报道中表示明显的支持是在十月下旬。10月25日以谢文清的名义发表的记者署名报道：《波兰人民密切注视波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是一个标志。在此以前分社发回来的许多波兰各界人民拥护八中全会的消息，我们都只发了参考而并未予以广播。现在回头看，这样做也是有分寸的。前一个时期的“客观报道”既照顾了同苏联的关系，又表示对波兰的态度，待到局势明朗化以后，我们的报道也随之而明朗化，这事不能解释为报道方针的“变化”的。

11月上旬，我就因为筹备总理出访而离开工作了，（我是11月15日出国的）在1957年1月份出访到波匈苏三国时我所留下的印象仍然是我们当时是支持哥穆尔卡的。我还记得在到莫斯科的第二天，赫鲁晓夫曾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一个只有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参加的小型宴会。席间，总理曾即席发言，批评苏联对欧洲兄弟国家的大国沙文主义，说得赫鲁晓夫狼狈不堪，举杯不知所对。后来，到波兰的时候，总理不但同哥穆尔卡进行正式会谈，还亲自到他家里去看他（当时哥穆尔卡还同老婆住在他被释放以后所住的一套很朴素的公寓房里，总理回国以后曾多次提到这件事）。更重要的是，我们当时奉命起草各种发言稿和文件，总理给我们指示，我记得是明确地要支持哥穆尔卡的，同时也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当时 波苏关系仍然紧张（苏波经济协定尚未签字），在波兰国内哥穆尔卡一派与苏联支持的所谓’纳托林’集团之间仍然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总理到达波兰的时候，受到了波兰人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我还记得都是使馆和分社搜集来的情况汇报中都说：波兰到处流传，毛泽东是波兰的恩人，是中国党的决议促成了苏联态度的转变，拯救了波兰免于成为匈牙利，此外还流传着与此相应的离奇的“谣言”或“佳话”，真是热闹非凡。我个人也在许多场合碰到不少会说英语是波兰人（包括部长一级的人）热情地向我表示感谢中国的支持。这一段情况，谢文清应该是特别清楚的。我还记得，在代表团从华沙到罗兹途中总理还曾在火车上召见他，表扬了他对波兰形势的判断。

事隔11年，我的记忆已经十分模糊了，只剩下了一个大概的轮廓，比较确切地还是应该查阅当时总理在波兰的发言和中波公报，这才是真正代表我党中央的态度的（代表团回国以后，据乔冠华向我谈毛主席曾向周总理表扬了代表团的秘书工作，认为总理当时在波匈苏三国的发言都是正确的）。当时参加这些发言和文件起草工作的，还有乔冠华、熊复、蒲寿裳，可以向他们做调查。

李慎之

1967年11月28 日

我采访了波尔布特

1974年2月间，我被任命为中国新闻代表团团长，率领一个由八人组成的新闻代表团访问战乱中的柬埔寨。

代表团中有《人民日报》、《解放举报》、新闻纪录电影厂等单位的记者，副团长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黄群同志。当时 ，越南战争已到决战阶段，西贡的阮文绍政权已经岌岌可危，美国举国上下反战情绪十分强烈，柬埔寨的金边朗诺政权同西贡政权同病相怜，都是风雨飘摇，惶惶不可终日。

我们是柬埔寨游击队“红色高棉”接待的第一个外国新闻代表团，，我们先乘飞机到河内，然后沿着“胡志明小道”经老挝进入柬埔寨解放区，这是一次比较危险同时也比较有趣的访问。因为“红色高棉”当时已经控制了柬埔寨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地区，朗诺政权只控制着几个大城市。 除我们之外任何外国记者都不能进入“红色高棉”地区。

我们的车队由四辆北京吉普车组成，一律夜行晓宿，因为敌人飞机扫射、轰炸还相当频繁骂我们只有夜间在热带丛林中闭着车灯在黑暗中摸索着行进，车速十分缓慢，所谓“胡志明小道”根本没有路，有的只是游击队员刀劈斧砍出来的坑洼不平的泥泞烂洼之“路’！司机因长期在黑夜中行车，眼睛视力损坏十分严重。 据说，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开上几年车视力就大大损害了。

我们在游击区同游击队共同生活了两个多月，访问了前线和后方，其实全国都是前线，因为游击队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与敌人遭遇。相对来说，那时候柬埔寨北方地区已全部在“红色高棉”控制之下，没有什么战斗了。但在西、南部地区战斗还比较频繁。

我们拍摄了电影纪录片，写了一本小书，拍了一批占地照片。“红色高棉”的主要领导人波尔布特、乔森潘、宋成、英萨利等都会见了我们,我们是波尔布特会见的第一批外国记者。此人十分健谈，中等身材、满面红光，看上去十分健壮，约莫五十岁左右。

在距金边不远的一个椰林中，我们谈了五六个小时。当时四月天气，在柬埔寨已经非常炎热。波尔布特就光着上身同我们交谈。我们也“礼尚往来”，索性也脱掉上衣、背心光着脊梁，宾主都似赤膊罗汉一样，摇着扇子在椰林中一问一答地纵论柬埔寨战局。

据我们的印象，这时的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因忙于战争，还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掩护，还要动员农民参军打仗，所以在各个政策中尚未形成系统性、全面性极“左”路线。但是在某些具体政策方面，他们的极为野蛮的品性确实已经明显地冒出苗头了。比如“红色高棉”的一位师长在对我们谈到他们的俘虏政策时曾颇为得意地说：“我们俘获的敌军排级以上的指挥官都是当场枪决，不留后患”！在他谈完这个问题时，我乘谈话的空隙，插了几句话，大意是：我们中国的八路军对待战俘的政策是比较宽容的，对于放下武器的敌军不论是士兵还是长官，我们都不杀害，并且优待他们，甚至发给路费，送他们回家。对日本侵略军也是如此，只要他们放下武器就能得到我们的优待。我还进一步说：在我们的解放军中有不少“俘虏兵”，即被我们俘虏的国民党士兵经过我们教育后参加了我军，有些人还成了战斗英雄。我说这番话的意思是企图影响他们最好改变一下俘虏政策。那位师长听了之后冷笑了一阵，说：“我们不需要这种士兵。”尽管我使用了甚为婉转、温和的语言和介绍经验的方式做了这点“思想工作”，但在我们代表团内部还是引起了一些不同意见。我们的一位最年轻的团员，摄影记者在这次采访末期总结工作时竟然批评我上述那番谈话是“大国沙文主义”和“企图”干涉“红色高棉”内政。这位青年人颇有些“造反派”的气味。但是我正告他：“对待俘虏是有国际公约的，此种事将来有可能引起国际公约方面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