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谢文清（三）

文清和我

我的亲人谢文清因患胃癌于2001年11月10日离我而去，每当回想我们相处的五十多年的日子，一股幸福的暖流总是在我全身流淌。

我确是很幸福。我们是一九四九年九月或十月在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上相识的，我那时候是会议的工作人员，他是《新湖南报》采访会议的记者。一次会议休息的时候，我在松桂园（会议所在地）散步，他走过来问我:“同志，我们是记者，你们怎么给我们发‘旁听证’？”我说：“你们不是会议代表，当然是旁听。”他说：“我们是记者，应该给我们发‘记者证’呀。”——我们争论着回到会场，就这样认识了。在以后的接触中，他给我的印象是坦率，正直，是个可信赖的同志。

解放初学俄语是一个时尚，苏联文学家西门诺夫访华到长沙演讲，是文清做的翻译，因此许多人都知道他懂俄语，于是我们市政府的小伙子，小姑娘请他在业余时间教我们俄文。这样我们就有了初步交往的机会。假日里，我们时常到长沙各处公园，郊野游玩，湘江西岸的岳麓山，湘江中的橘子洲，市中心的雪操坪，和天心阁都是我们的常游览的地方。这些长沙市的名胜古迹都可以见证我们俩感情的发展和成熟。1950年10月1 日国庆节时我们结婚了，李锐同志是我们的证婚人。

1951年国庆节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女儿庆庆。文清特别喜欢孩子，有了庆庆他如获至宝，工余回到家就抱着庆庆在院里转悠，向朋友们“展示”他的女儿。1953年新华社总社调我们来北京工作，文清去很快去了莫斯科，华沙，我到哈尔滨学俄语，1954年2月，我在北京生下第二个孩子明明，是个男孩。1959年，再添一个男孩——三毛。现在，明明有一个女儿谢霏，三毛有一个儿子谢思晓，我们只有一个孙女，一个孙子，我们这个家庭是很幸福的。

回顾这几十年，也有美中不足，因为我们夫妻经常出国工作，把孩子们留在国内，即使在北京工作，也得“四清”啊，“干校”（三年），孩子们也是上山下乡，入伍参军，总是一家人聚少离多，难享天伦之乐。

再说，即使聚在一起，家里也缺少欢声笑语，其实我还是很爱唱歌的，文清也常哼几句京戏，在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年代里，空气如此沉闷，谁还能唱得起来呢？那笑声自然也没了，否则你不是又犯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吗？所以，我们的孩子从来就不会撒娇。

在他弥留之际，他对我说：“我们在一起生活风风雨雨已经有五十多年了，我们之间可从来没有什么异议。”的确如此，我们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从无异议，他提出的意见我同意，我主张的事情他赞同。五十多年来经历了多少次政治运动，我们思想上基本都是一致的。我们对“反右派”相当不理解，对“大跃进”放“卫星”，亩产几万斤都不敢相信，看到这些报道，文清对我说：“几万斤，将几万斤稻谷或小麦铺在小小的一亩地上那得铺多厚一层啊！鬼才信！真是一点常识都没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简直是胡说八道！1959年庐山会议时 我们都盼着会议解决全国假大空，浮夸问题，开始后来传出来的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彭黄张周军事俱乐部”，我们弄得糊里糊涂，文清说：“现在庐山云遮雾罩的，真是看不清庐山真面目了。”当然往往是他影响我的看法。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不少同志由不理解到不敢怒不敢言，而文清则是公开或迂回对抗，常常写大字报驳一些谬论，与中央文革小组派到新华社的姜某争论新华社十七年是红线为主还是黑线为主，用事实彰显新华社十七年的成就，姜某无语。

文清勇于对抗当时在新华社“支左”军管小组，这在新华社是有目共睹的。军管小组要整谢文清，把他列为“5·16分子”，一天，文清被叫到军管小组办公室，要他交代“5·16”罪行，开会整他。由于他们提出来的证据都是虚假的，而且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都被文清用确切的事实顶了回去，弄得军管小组正副组长灰头土脸，只得讪讪地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啼笑皆非，尴尬收场。

又如在“文革”后期，朱穆之，穆青等一些老社长要复出工作了，当时要在各部门党支部讨论人选，驻国际部的X军代表自告奋勇主动要求去统计各支部的选举结果。可是他统计出来的结果根本没有朱穆之，穆青等人的名字，文清认为其中有诈，亲自重新统计了一次，事实是朱，穆的票数最高，揭穿了军代表的诡计。他的勇气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敬重，新华社不少同志赞誉他“刚正不阿”。

另一件事也使我刻骨铭心地感念他。

那是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社会上流传说总理病逝之前曾对万里说：“有毛主席在，有邓小平主持工作，我就放心了。”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人们从这句话里似乎也得到丝丝的安慰，但“四人帮”闻之惊恐万分，说这是谣言，下令严查。结果追查到我头上，他们私设公堂逼我交待，想以此追查文清 。我没有交待，他们把我非法关押，每天审问，后来查不下去，十天后将我放出来。在这十天里，文清忧心如焚，以致胃部时时隐痛。“八九动乱”后加重了这个症状，我们无知，没有重视，最后他还是被胃癌夺去了生命，痛哉！痛哉！

文清一直是个幸运儿，在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他都没挨整，1949年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他差不多都在国外，“躲”过去了，“文化大革命”最初闹 “红卫兵”，批斗老干部，他也在国外，从不曾挨过整，但是最终他没有逃脱厄运。文清于1987年退居二线，可是他在1989年5月参加了北京学生“反贪污，反官倒”，纪念胡耀邦同志的群众运动，上街游行了。

文清心中一直为胡耀邦同志被逼下台抱不平，认为不符合党章，是个冤案！他十分钦佩胡耀邦同志的胆识，才干和品格。他在李鹏发布“五·二零”戒严令之后还参加游行的确不是偶然的。其时我也参加了游行，还到了天安门。“六·四”惨案后，他受到了批判，党内处分。对此，我们是比较坦然的，我们始终认为我们没有错，但是不检讨过不了“关”的，这点我们没有挺住，没有豁出去的勇气。但是我们相信总有一天要为“六·四”平反，为“六·四”死难者平反昭雪，文清盼着这一天早点到来，他曾多次说过：“‘六· 四’不平反，我死不瞑目，我个人只是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而已，说不定将来还是我一生中的一个亮点，主要是有那么多死难者”。

经过这场打杀，中国人民的民主，人权不知何时才能实现。去年六月四日在他讲述自己的一生时谈到“六·四”事件时他还交待后人：“六·四”惨案平反昭雪时“家祭勿忘告乃翁”。谁知不久他就被夺去了生命而没有看到这一天。文清，你放心吧待到这一天，我和孩子们一定来到你的墓前奉上鲜花！

“六·四”以后，我们俩经常讨论这么一个话题：为什么中国大地上共产党领导这个国家已经四十年，还会发生这样的惨案呢？我们应该得出一个什么样的教训？最后谈到“人治”，就是“真龙天子”统治一切，尽管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大谈民主、法制，然而他执政以后既没有民主，如“反右派”；也没有法制，如刘少奇的悲惨结局。毛泽东没有脱离成王败寇的老框框，自视“真龙天子”，以致焚书坑儒，较之秦始皇有过之无不及。邓小平虽然改革开放有功，但也没有脱离这个框架——“人治”。“六·四”惨案的发生就绝非偶然了，历史的教训应该好好总结了。

也是在自述生平介绍家庭成员时，他拿着儿子三毛给拍的我们的金婚纪念照对着镜头并对我说：“我们一起生活几十年， 让你受累了。”其实我是多么幸福！我真是无言以对，对他，我只有感恩，何言受累。在毛泽东的极左路线横行的年代，把“阶级斗争”视为天条，而我家的社会关系比较复杂。

我父亲原是1927年以前的共产党员，（大约是徐特立那一批）1927年4.12大革命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脱党了，后来解放前夕亲戚的介绍，在国民党大同社工作一年多却不知大同社是国民党的特务机构。解放前未随国家其他亲戚去台湾。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被捕判刑。我的亲叔父是台湾国民党审计署长；我的亲舅父在国民党军队工作过，但不知任何职；还有若干堂伯、堂兄弟姊妹、堂侄等大约有好几十人都在台湾。当然我家族也有参加红军的叔父，也有中共地下党的战士，还有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老革命表舅，表兄等，在交代社会关系时 我从来都只写在国民党的亲属，而不写 在共产党的亲属，因为写了也没用。

在那个年代，像我这种家庭背景是为人所不耻的，更何况在在1951年三反五反时，《新湖南报》党组织（那时我已经在报社工作，文清则已经调到新华社湖南分社）将地下党分配在该报社工作的、他们认为有问题的党员清除出党，我就是他们作为“特嫌”被清除出来的党员之一。既没有开支部会，也没有什么凭证，更没有办任何手续。后来我向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提出申诉才补开了支部大会，会上有支部委员提出：只有待解放台湾后，你才能重新入党。

当然，我后来于1956年在新华社华沙分社工作时，在我驻波兰大使馆又重新入党了，待到“文化大革命”后清理冤假错案尾声中，我的党龄又从长沙解放前夕的入党时间算起。几十年来我一直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而文清始终呵护着我，并且对我的兄妹也心存关爱，毫无极左，只有正气。我怎么能不感激他！

顺便叙述一下，在五十年代《新湖南报》当时处理我的“特嫌”问题的负责人在后来的“反右”及“文革”中也受到极左路线的迫害而卧轨自杀了，闻之令人悲痛，那么一位忠心耿耿的老同志被弄得家破人亡，她的丈夫也成了“右派”。不彻底清除极左路线，国家和人民决无宁日，历史的教训必须谨记。

我们的生活情趣和对待物质生活的态度也较和谐，五十年代我们在驻波兰华沙分社工作时几年下来，我们拥有近两万元的“家财”，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客观的数字，因为当时国内大学毕业的大学生的月薪是56元，小学教师月薪才37元。从1956年开始，我们先捐了2000元救济水灾，1958年我们回国后先交了2000元党费，接着将手头的5451元建设公债上交了，后来又交了4500元党费， 还给文清的家乡捐款数千元。总之，最后我们只给自己留下3000元。

上交，捐出这些钱时，我们都是一个提出来，一个同意，就上交了，从无不同意见。现在回想起来怎么会这样一致呢！对待生活，文清也没有什么高要求，我们的家具一直用着五十年代在新华社院内购买的二手货，直到八十年代才购置了一套组合柜，九十年代搬新居才买了几个带席梦思床垫的床。平时吃饭，每周能有一次红烧牛肉面或红烧猪蹄，他就很满足了，没有特殊要求。家里有些琐事他不声不响就做好了。每当我走进家门，看到走廊、卧室、卫生间等处墙壁上衣帽钩等等我就猛然意识到：这些都是文清干的，我才感到我这个家庭主妇是不太称职。每当我在小区院子里散步，看到文清曾亲手栽种的五彩缤纷的郁金香、百合花，盛开，浓荫的葡萄藤，香椿树，都会使我沉浸在幸福的怀念中。

当然，我们在一起不完全是风和日丽的艳阳天，有时也会有“晴转阴”，也会在一些小事情上发生争吵，他是一个脾气急的人，遇到这种情况，我多是采取不应战的方法，以“柔克刚”，往往取得较好的效果，待他冷静下来我才表达我的意见，很快就沟通了。在香港分社工作期间，我正处于更年期，情绪烦躁、怪异有时候向他发无名火，无端挑衅，他也都忍受，想想也真难为他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有朋友拿我的名字开玩笑说：“先逑，先逑，诗经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将来看哪个君子‘逑’到你啦！”说实在话，我也绝配不上“淑女” ，淑女应该是品德才貌出众的女士，我却是一个平庸之辈，但文清在我心中确是一位君子，我有这么一个终身伴侣、良师益友，怎能不感到幸福！

他在医院里的几个月，我始终陪伴着他，我要尽心尽力看护他，虽不能分担他的病痛，总想让他得到一点点安慰。 说实在的，这几个月中，即使在他离去之际，我没有流过泪，也没有强忍着泪水，我本能感到他不需要也不喜欢眼泪，让他安然离去，让坦然、平静、安乐的意境永存他心间，他才能真正得到安息！

从医院回家后，在他的灵前写下如下悼词：

风雨同舟五一春， 天上地下遥相隔，感君呵护恩情深，灵犀相通两颗心，金秋先吾天国去，观君漫步天国路，遗嘱成书寄我情。天国落户将吾迎。

文清走了一周年了，但在我的感觉和生活中他并没有离开我，他喜爱京剧，我经常挑选他最喜欢的京剧唱段放给他欣赏，遇到心中疑难的事，也向他诉说，有时也感到遗憾，有些事我过去怎么没向他多说道说道呢？话有未尽，只有待到天国相聚之日倾诉了，我沉浸在这种盼望之中。

郭先逑

2002年11月10 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