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进：中国 从治理危机到全面失控再到文明重建

中国：从治理危机到全面失控再到文明重建

中国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在全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都属于一个极其特殊的阶段：一方面，中国从来没有在经济基础与产业分工方面经历过如此剧烈和快速的大变革、大调整和大发展的局面；另一方面，中国内部始终处于一种馄饨而失衡的局面。一方面，中国与世界的融合规模和程度是全面性、快速的和实质性的；另一方面，中国与欧美集团的价值与制度、贸易与军事矛盾却处处加剧。
由于变迁来得如此突兀和剧烈，因此，导致中国大陆社会对于改革开放时期的认识几乎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时期是宏观中国历史的一个明显的分水岭。之前与之后的中国社会，已经在实质上发生了变化。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造成不可避免的社会治理未极与形形色色的困惑。传统上，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善于使用经济手段和方法处理社会问题的国家。中国始终处于农业社会的状态，从来没有持续的、大规模的产业分工的发生，农民与农村人口始终占全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这样的社会治理中，历朝历代政府的主要决策便是调整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一点从周朝的“井田制”就开始了。由此，中国社会在经济活动上从来没有形成明确的“产权”观念和自由的私有财产权的意识，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只是“政治挂帅”走投无路的一种结果和必然选择，即是政治运动彻底失败的结果，同时，也说明，对于中国来说，只要在经济上拥有稍微程度的自由权，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在短时间里爆发出巨大的创造力。
当改革开放时期进入21世纪之时，中国大陆社会本身表现出越来越严重的治理危机问题，危机的表现是整体性的，而经济增长动能的滑坡、公权力的普遍贪腐、公众道德的严重沦丧等等现象，则是具体的痼疾。21世纪前两个年代，中国大陆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累的各种问题明显的暴露出来，然而，当经济中心的政策模式失效后，却始终缺乏具体而有效的正确的化解方法。
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集中统一领导——这样的社会运动轨迹走过了70多年走过中国大陆的一个宿命性的历史循环。
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肺炎”大瘟疫以及防控措施，已经对于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而普遍的负面影响。三年来，对于瘟疫的“社会面动态清零”措施，既是中国特色也是无可奈何的措施。三年来中国大陆的城乡社会以及各级政府工作的主题，似乎只是面对大瘟疫的泛滥和劳民伤财的进行“动态清零”，然而，在事实上，面对已经发生的大瘟疫，在短时间里做不到“清零”。这不仅在医学科学方面无法实现，而且在社会面更无法完成。
三年多来的大瘟疫，不仅标志着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性终结，也宣告了中国大陆经济的一个高速增长的时代的结束。大瘟疫对于中国大陆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三年多来已经在各个领域明显的表现出来，而且，还将在未来数年里持续下去。首先是社会生产力的停滞以及产业链的断裂，导致经济活力的快速下滑，致使经济几乎处于一种整体性的中断状态；其次是各个领域里的创造力的毁灭性打击；再次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彻底撕裂。产业、教育、医疗等各个领域，，
三年多的大瘟疫，已经对中国大陆的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的洗劫和消弱。中国大陆如何从大瘟疫的劫难中快速的回复社会活力，并且实现一场全面性质的社会重建，这是中国的政治家们面临的最为重要的具体问题。
目前局面如果不能够尽快化解，那么，就必然会导向社会生活的全面失控。失控的根源来自经济领域，然而注定会快速传到政治领域，并且致使社会深陷一种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
进而演变为一场整体性的社会大动荡。
中国大陆社会正处于一种严重而普遍的危机状态中，在政治上，一方面是政治权威的破产；一方面是试图复制传统的政治权威。在经济上，一方面是经济生活活力的普遍诉求；一方面是对于经济自由的明显压制。在文化上，一方面是基层民众的社会诉求多样化；一方面是监管的强制化和公共政策供给的单一化。未来的社会动荡，必然从国家机器的内部发生。在未来数年，中国大陆或将不可避免的深陷一种社会停滞于动荡中。
中国属于一个严重缺乏内源性发展力的国家，封闭性是我们这个生活在亚洲大陆上的民族的典型性格和心理特征。东部的太平洋和西部的喜马拉雅山脉，是阻隔华夏民族的地理环境，社会内部以暴力与巫术为内核的文化形态，更是制约我们民族创造力的根源。
华夏民族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在经历了公元前8—3世纪诸子百家争鸣的辉煌之后，自公元前221年到20世纪终结的漫长的2200多年里，都没有能够真正走上科学与民主的道路。
中国从来就是一个以邪恶的权谋为政治活动为基调的国家，以暴力夺取权力并且以暴力方式维持权力是中国政治史的全部内容。华夏民族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之后，由于嬴政父子的“焚书坑儒”和“指鹿为马”，致使华夏民族几乎完全丧失了文明的政治智慧。中国是一个只有统治者而没有政治家的社会、是一个拥有为数不多的清官廉吏而从来没有建立起一种基于公平的政治制度的国家。
在4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之后，中国大陆社会本应采取一种更加有效的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的措施，并且，在政治方面走向一种更加自由、开放和宽容的局面，由此，开创改革开放时期之后的一场伟大的社会文明的局面，实现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因为这理当是中国大陆自1950年代以来的历史运动的自然的和必然的逻辑，这个逻辑即是：“政治挂帅”—“经济中心”—社会文明全面升华。因为1950年代70多年的历史进程告诉华夏民族的是：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既不能运用“政治挂帅”的方式实现、也不能通过“经济中心”的手段完成，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必须植根于文明价值以及依靠文明实践来达成。
21世纪中国必须认真总结并且接受20世纪百年的教训，避免并且杜绝类似20世纪的全局性政策决策错误的发生。21世纪华夏民族必须在社会发展方面作为一个成功的民族，如果再次像20世纪哪样丧失百年时光，那么，华夏民族只能沦丧的无以复加、社会文明重建也会拖延的更久更长，甚至遥遥无期。
人类在21世纪已经走过20多年，以目前走过大陆社会的种种社会表现看，华夏民族仍将失去21世纪百年。对于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而言，这是一种无法避免和无可言喻的事实。因为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绝不是来自于统治者的某个口号、或者某些统治者的个人意愿，而是来自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劳动、发明和创造，来自于人民为着赢得幸福生活的自由的追求和美好意志。
劳动者的劳动自由、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的言论与思想、基于公平的政治制度设计、面向探索和研究自然界物质运动规律的意识形态、——这些才是华夏民族走上持续的文明之途的基础。
可以肯定，中国大陆即将面临改革开放时期之后的一场全面的社会文明重建，包括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个层面和领域。而树立文明价值体系、设计公平制度体系以及建设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产业体系，这样的三个方面的任务，是21世纪中国大陆走向社会发展成功和国家富强的三大根本任务。

徐国进
2022年11月9日星期三

（在进入21世纪后2004年，我曾经写作文章，谈论中国社会的治理危机问题）

附：1、论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危机
2、21世纪初中国大陆的社会治理危机及其化解决方式